摘要：1980年代，在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一位名叫藤村新一的业余考古爱好者横空出世。他凭借一己之力，屡屡创造新的考古发现，将日本的史前史记录向前推进了70万年，被誉为日本考古界的“神之手”。

1980年代，在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一位名叫藤村新一的业余考古爱好者横空出世。他凭借一己之力，屡屡创造新的考古发现，将日本的史前史记录向前推进了70万年，被誉为日本考古界的“神之手”。

日媒报道藤村新一造假事件的漫画说明

然而，二十年后，藤村新一却在聚光灯下亲口承认造假，向民众鞠躬谢罪。这位曾经的日本考古界风云人物，一夜之间沦为笑柄。诸多跟风研究的日本考古学元老级专家羞愧难当，甚至誓言绝不再碰史前史研究。

藤村新一在记者会上亲口承认造假

奇怪的是，这样一位业余考古爱好者为何能骗过众多学者，维持了一场长达30年的考古骗局。

事后来看，藤村新一的造假手段并不高明，甚至称得上漏洞百出，但是日本媒体的参与和广泛宣传，让这一事件从一起简单的学术造假事件，变成了一种文化上的集体行为。

巧合的是，随着21世纪的到来以及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这场考古界狂欢也恰好走到了尽头。

日本泡沫经济破裂

之后，日本那些曾经被广为传颂的“先进教育理念”（日本小学生夏令营）、“管理学革命”、“工匠精神”等文化神迹也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一一破裂。

藤村新一的命运轨迹，正是对日本社会的集体意识在那段经济辉煌时代的一次精神素描。而一切的开端可以追溯到，他第一次踏入那个改写了日本考古界命运的工地。

1. 点石成金（1970年-1992年）

进入1970年代，随着日本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在其他领域渴望实现突破的愿望也日渐高涨。

此时，日本考古界的热点之一就是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其中隐含的一个需求就是希望通过“悠久的历史”证明日本本土文明起源的独立性，甚至是领先性。日本考古学界甚至流传着“找到更早旧石器，就能改写东亚文明起源”的说法。

当时，西方和中国考古学界相继发现了距今数十万年的人类化石。但是，日本仅发现了几个属于一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遗迹，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前期方面始终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叫做藤村新一的业余考古爱好者应运而生了。

藤村新一于1950年出生于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市宫城县。据后来他自己的描述，藤村新一从小就对石器和陶器碎片十分感兴趣，曾在自家后院挖掘并发现了疑似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器碎片。

高中毕业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立志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考古学家。

1972年，22岁的藤村新一利用业余时间在一支考古队做助手，正式开启了他的考古生涯。

从那时开始，他了解到日本考古学界对史前遗迹的迫切需求，一个大胆的想法也逐渐在藤村心中产生。

1981年，藤村跟随团队挖掘座散乱木(Zazaragi)遗址，这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旧石器候选遗址。

1981年散乱木遗址考古现场

一天深夜，藤村独自来到考古现场，在一个被标记为四万年的地层里埋入了自己准备好的“古石器”，匆匆离开了现场。

这天，藤村一夜未睡，一边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被发现，一边想象着自己即将改变日本考古界而激动不已。

第二天，日本考古学界们翘首以待的“奇迹”终于发生了。藤村新一从距今4万年的地层中，亲手挖出了昨晚刚刚埋进去的石器。

藤村发现自己刚埋进去的石器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日本考古学界发现的最早的本土人类活动痕迹，此前的记录被提前了一万年。

这一爆炸性的消息，瞬间引爆了翘首以盼的日本媒体。

藤村新一作为一手发现者，从一个业余考古爱好者成了考古界的“红人”。无数媒体争先而来，询问发掘的细节。

他第一次尝到了伪造文物带来的甜头，并且很快通过媒体的描述，成为日本旧石器考古领域的“英雄”。

在1983年出版的研究报告中，藤村宣称学术界对日本是否拥有旧石器时代前期考古证据的争议因为这一次发掘而结束了。

紧接着，藤村开始屡屡创造奇迹，只要他出现在发掘现场，总能有刷新考古记录的“重大发现”。

1984年，藤村新一用同样的方法在宫城县的马场坛A遗址“发现”了距今17万年的石器，再次将日本的石器文明往前推了十几万年。

马场坛A遗址

藤村造假的手段并不高明，有很多埋进去的物品实际上是收集自其他遗迹，只要详加对比，就可以发现明显的造假痕迹。

期间少数学者也质疑为什么藤村随手一挖就是革命性成果。

1986年，在日本任教的美籍考古学家查尔斯·凯利（KEALLY Charles T.）发表论文，认为座散乱木遗址挖掘出的石器年代可能有问题。

查尔斯·凯利曾发布多篇文章质疑藤村发现的石器真假

但是，日本社会当时对证明“日本一定存在的旧石器前期时代”，带有一种强烈的渴望，上下都需要这些“发现”来树立全新的民族身份，类似的反对意见既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更加难以得到日本主流舆论的青睐。

就这样，藤村从一名业余爱好者一跃成为日本旧石器考古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一些考古发掘遗址还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家历史遗迹，当地政府将藤村的“发现”当作重点旅游资源广泛宣传。

此时的藤村不仅没有停手，还开始了一项更加大胆的“创造”日本史前史的计划。

2. 声名鹊起（1992年-2000年10月）

1992年，日本筹建了一所叫做“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的民间研究院。这所研究院正是围绕藤村新一的“考古发现”建立的，而且接受了大量政府和企业的学术资助金。

一年后，藤村在上高森遗址故技重施，又“发现”了距今约40万年前的旧石器，将日本史前史的上限推进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藤村的名气也开始从日本本土走向国际。

上高森遗址出土文物

此后的几年间，藤村不断刷新日本考古界的记录，接连发现了距今50万年、60万年的石器。

有一次，可能是藤村不小心失误，将同一件石器的两个部分埋到了两个相距30公里的考古遗址。这本来可能成为戳破他造假伎俩的一次契机。

但是，此时的藤村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他解释道，这两件出土石器之所以能够完美拼合起来，是因为地壳运动导致的位置移动，并将它们命名为一种新型的“可缀合石器”。

1999年，45岁的藤村开始担任这家“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的副理事长，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日本史前史学术权威。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少数学者提出质疑，但是他们遭到了上上下下的系统性排斥。

美籍考古学家查尔斯·凯利早已被迫离开了日本。另一位质疑的学者竹岗俊树也被日本东北地区旧石器圈排挤，禁止他参与、观看发掘过程，以及观摩出土的石器。

竹岗俊树

日本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小团体现象”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小团体一般是围绕某位著名的、资深的教授形成的。

作为小团体的“家长”，资深教授对成员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小团体中处于下级的研究员和学生要服从“家长”的意志，否则可能面临孤立甚至学术前景断绝的风险。

藤村凭借此前的“学术成就”，围绕他已经形成了一个排外的学术团体。藤村的野心也越来越大，甚至想要打造一个“日本本土起源说”的宏大神话。

1999年的一天夜晚，藤村熟练地在上高森（Kamitakamori）遗址的一个角落，埋好一份惊喜。

次日，藤村宣布上高森遗址发现了距今超过70万年的石器，称其比著名的“北京人遗址”更为古老。

这一考古成果很快就被写入6家出版社的14种教科书，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藤村也成为国际学术会议上的焦点，备受赞誉。

但是，更多的学术曝光意味着造假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在大大增加。藤村简陋的造假手法，开始露出越来越多的破绽。

例如，为了确保石器能够蒙混过关，藤村会从中国和韩国“进口”石器，再埋入日本的遗址地层。只要进行横向对比，就能发现这些石器的真正来源。

藤村造假的另一大漏洞还体现在石器制造技法上。那些伪造的石器大多使用了“压制法”（pressure flaking）。但是，参照国际上已经发现的石器，这种技术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才会出现。

而藤村“发现”的石器据称有70万年的历史，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这就像在埃及金字塔里发现了一部手机，非常不合理。

另一方面，藤村的“运气”好的有些不自然。他在20年的时间里，在不同的考古遗址连续发掘出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

相比之下，考古学家花了100年的时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进行爪哇猿人化石的发掘，其中只有3次挖掘出了少量遗物。

爪哇猿人化石

当这些破绽暴露在国际视野中后，藤村的伎俩以及日本社会沉浸于“发现最古老文明”的喜悦，被一台摄像机轻松地戳破了。

3.神话破灭

2000年10月22日凌晨一点，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秘密来到上高森遗址（Kamitakamori），在黑暗中架起了一台摄像机，对准了遗址的核心区域。

这天夜里，一个身影照常出现在了遗址中，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

藤村新一在挖掘现场埋藏文物时被当场抓获

2000年11月4日，藤村应邀接受《每日新闻》的采访。此时距离他第一次造假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藤村应对起采访早已轻车熟路。

这一次，他刚意气风发地坐下准备回答提问，就看到记者放出了自己偷埋石器的画面。镜头下，藤村的动作十分熟练，就像在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第二天清晨，《每日新闻》报导了这场骗局的全过程。

《每日新闻》将藤村新一造假刊登为头部新闻

无法抵赖的藤村称自己受了“蛊惑”，随后称病住院。不过，在铁证面前，藤村终于躺在病床上向公众承认了自己的造假行为。

经过历时两年多的调查，日本考古学会得出了日本社会最不愿意看到的结论：在藤村参与开挖的178处考古遗址中，至少有159处涉嫌造假。

轰动一时的上高森考古遗址被证明实际上毫无学术价值，不得不从日本的历史遗址名录中剔除。

在后来举行的一次记者发布会上，藤村新一与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起低下了头颅，上身弯曲九十度，进行了一次标准的日式鞠躬道歉。

藤村新一对于造假进行了90°鞠躬道歉

身败名裂的藤村新一成为了日本考古界的耻辱，曾经的“神之手”一朝沦为“魔鬼之手”。日本的史前史研究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原本趋之若鹜的学者像瘟疫一样避之不及。

不久后，藤村新一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以一种戏谑的方式为这场历时20年的“学术神话”划上了句号。

但是，日本破裂的神话不止这一起。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许多行业都曝出了长期造假的行为，鞠躬谢罪成了风靡一时的文化特色。

2017年，神户制钢所承认，向500多家国内外客户交付了篡改了技术数据的产品，用以制造汽车、高铁和飞机等。

神户制钢董事长因交付篡改技术数据产品鞠躬道歉

2021年，三菱电机被曝光其列车空调及其他产品检验数据造假长达三十多年。

三菱电机董事长因产品造假鞠躬道歉并辞职

2022年，川崎重工承认其中央空调冷水机组存在质量检验造假行为，其中一些做法可以追溯到近40年前。

川崎重工董事长因质量检测造假鞠躬道歉

2024年，日本重工业公司IHI承认，自2003年以来就开始伪造发动机燃油效率数据，近80%的发动机受到影响。

IHI就发动机欺诈行为鞠躬道歉

这些备受瞩目的造假行为来自于日本的各行各业，一次次冲击着标榜高质量、高标准的日本制造业神话。

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所谓日本“高端食材”，被曝光实际上是来自中国。不得不让人感慨，日本强大的“文化包装”能力，甚至能改变某些人类的味觉。

然而，如今还有不少“日本神话”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它们的背后不过是一桩桩生意。

故事主角藤村新一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有些遗址如果每年不挖出些东西出来，就无法得到地方政府提供的发掘补助金，也就无法向发掘地的土地主人交付感谢金。

以“严肃”著称的学术活动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行业了。

日本各行各业普遍存在如此大规模的造假行为，而且动辄就持续几十年。这种“不怕造假，只怕被发现”的文化，大概跟“不反战，只反战败”有着类似的心理机制。

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当他们将身体折弯成90度，看似进行非常诚恳的鞠躬谢罪时，内心真实的想法究竟是什么。

来源：棱镜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