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红军长征记》1937年2月编就。因为印刷条件不具备，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印数甚少。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说：“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2025.01期合订本

毛泽东的写作量惊人，可谓著作等身。同时，他的著作也有一些“未完成式”。

第一，没有写出来的《红军长征记》“总记”

红军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立即想到书写红军长征的故事，传扬长征精神。1936年8月，毛泽东和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官兵发出征稿信。

1936年，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在延安

《红军长征记》1937年2月编就。因为印刷条件不具备，直到1942年11月才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延安出版，印数甚少。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说：“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

遗憾的是，毛泽东太忙了，最终也没有写出这篇“总记”。

第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缺少几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以其开创性的风标，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个“未完成式”的著作。毛泽东说：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

第三，《辩证法唯物论》没有讲完

1937年7-8月，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到第三章的“矛盾统一法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毛泽东的时间不够用了，后面就没有再讲下去。《辩证法唯物论》未能全部完成。

1940年，经毛泽东修改后，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将讲授提纲以内部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发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3章16节，约6万字。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矛盾统一法则”。

第三章仅仅讲了“矛盾统一法则”，后面的“文章”没有作出来。这已经惊人。毛泽东把《辩证法唯物论》的第十一节“实践论”抽出来，名《实践论》；把第三章《唯物辩证法》改出来，名《矛盾论》。“两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成为毛泽东的哲学名著。

第四，没有实现承诺的《中国革命手册》

美国著名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妻子）1937年访问延安。海伦说：“毛泽东答应为我写一本《中国革命手册》，这是一个理论性、历史性的长篇论述，将具有极大的价值。”“毛泽东甚至同意和我写一本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手册，卢沟桥事变后他实在太忙，没能够继续他的谈话，尽管他把论述中国革命的性质这一章已经给了我。也许，这就是他后来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的胚胎……”

毛泽东没能把《中国革命手册》写出来，好在他留下了杰作《新民主主义论》。

1938年，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话

第五，曾经设想写一部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

1939年1月17日，在延安，毛泽东曾给史学家何干之写信说，自己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将来拟研究近代史，但是“有志未速”，“至今没有着手”。 1955年5月，他对秘书林克说，他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 可惜，毛泽东未能腾出手来完成自己的写史心愿。

第六，准备当专栏作家，写专栏文章

1957年3月9日，毛泽东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说：“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

4月10日，他对报界人士说：“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我辞去国家主席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11月12日，他又说：“辞去主席的职务后，可以有时间写写文章，想想问题。”

英国路透社记者闻听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去当专栏作家的消息，专门发了通讯，报道这件事。

第七，曾经想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

1938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双星闪耀延安凤凰山

1963年，毛泽东提出要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并且打算亲自为《共产党宣言》写篇序言。

《共产党宣言》一共有7篇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文版、俄文版、英文版、波兰文版、意大利文版等撰写的。列宁、斯大林等没有想起给《共产党宣言》写序言。毛泽东提出亲自为《共产党宣言》写序言，是个大胆而奇妙的创意。

1965年5月，毛泽东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秀才”召集到长沙，研究为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事。他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言，六本书，一篇一序，六个人，一人一篇。毛泽东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序由我来写。

不久，“文革”开始，毛泽东的注意力转移了，再没有提起写序言的事。

第八，计划选编《魏晋南北朝史》和《诗词曲赋集》

毛泽东晚年目疾，阅读不方便，请来北京大学的芦荻“陪读”。

一天，毛泽东听芦荻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该文称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毛泽东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什么‘道溺’！我送那时两个字，叫‘道盛’！苏轼说那时期‘文衰’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把那时的作品摆出来看一看，把《昭明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拿出来看一看，是‘文衰’还是‘文昌’，一看就清楚了。我再送给那时两个字，叫‘文昌’。

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为预备考察黄河骑马

毛泽东不袭旧说，另辟新论，用“道盛文昌”为一个时代讲评。他说：“如果有时间，我要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他还对芦荻说：“现在没有书，我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这1330篇，大概就是毛泽东心目中中国最好的诗词曲赋。据中南海毛泽东故居工作人员张贻玖研究和统计：毛泽东的藏书之中，毛泽东亲自圈画批注过的诗词曲有1180首诗。这个统计数目与毛泽东与芦荻谈话时设想的数目基本吻合。

碧落黄泉，毛泽东的这两个愿望都没能实现。

第九，未实现的骑马考察黄河长江计划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到了晚年，毛泽东突发奇想：骑马考察黄河长江。

1959年4月，毛泽东提出沿着黄河、长江搞一次大型的调查研究。他说：“从黄河口子上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做警卫，搞个地质学家，搞个生物学家，或者搞个文学家，搞这么三个，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汽车，就是骑马。骑骑走走，一起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到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为止。” 这是一个宏大的考察计划。这一年，没有成行。

1960年初，毛泽东再次说到这件事：“我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考察，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种想法至今未能实现。你们赞成不？不一定一年走完，做调查研究。你们如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沿黄河走完大概要两年，我还可以调查一点地质。” 1960年，仍没有成行。

一直到1965年，毛泽东仍在想着黄河长江之行。有关方面已经准备毛泽东的行程，警卫人员开始在北戴河训练，马匹早已备好，毛泽东还试着骑了几回，似乎马上就要上路了。最终毛泽东没能实现骑马考察两河的愿望。

第十，一度想写回忆录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同卫士张仙朋聊天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

但不久，毛泽东准备写回忆录的想法就改变了。1964年6月24日，当一位外宾问毛泽东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时，毛泽东说：“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录这样的习惯,中国人喜欢写历史。”“自己不写，死了，别人来写，这是中国历来的习惯。”

1975年的一天，毛泽东对身边的护士说：“我这个人，不能说没有值得回忆的事，可我不愿在回忆中过日子。我历来主张，人总要向前看……” 这或许说出了他放弃写回忆录的一个原因。

来源：作家文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