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只站着，便具备某种意味”

摘要：2017年50岁以后，我每年生日（我每年有三个生日，身份证生日、农历生日、阳历生日）至少写一篇自寿文（自寿文这个说法，化用自乡邑前辈大史家大诗人赵瓯北自寿诗一说，不过我自寿并非受瓯北先生影响，后来读书，发现竟踵武前贤，也有自得），与自己对话，自我鼓励。2025

——2025年58岁生日自寿

“即使它们变得发白了也绝不会退缩。”

——谢默斯·希尼，羽扇豆

“闲话觉忘忧。”

——潘阆，酒泉子

1，

2017年50岁以后，我每年生日（我每年有三个生日，身份证生日、农历生日、阳历生日）至少写一篇自寿文（自寿文这个说法，化用自乡邑前辈大史家大诗人赵瓯北自寿诗一说，不过我自寿并非受瓯北先生影响，后来读书，发现竟踵武前贤，也有自得），与自己对话，自我鼓励。2025年也不例外，身份证生日已经写过一篇，《关于法定生日和茶坊纪念日的三言两语》。关于法定生日和茶坊开业纪念的三言两语 | 嚼白句

2025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廿二，我在成都，这一天，是我58岁生日。我已经提前告诉师兄斌哥，朋友们称他为“成都朱办主任”，他会安排我和朋友们喝一场不大不小的酒。

按我故乡武进记虚岁的旧俗，应该59了，耳顺之年在望。不过，就算是到了耳顺之年，我大概率还是故我，何况如今还不到。

前两年，我曾化用叶芝的诗自许：这个年纪，即使壮歌不再重唱，我也有幽深的乐趣。

不过，我如今认为，这样说，还是自大托大了。

其实，我一辈子也没唱过壮歌。出生农家的我，从赤脚的乡村少年，走向霓虹闪烁的都市，不仅开眼界，更有卑微心态，当然也有太多羁绊牵挂。用过去一位朋友广州《家庭医生》的郑文逸兄曾经跟我说的话，就是泥水沟里长大的人，永远去不了土腥味。我认同，我用的则是纵有七十二般变化，孙猴子的尾巴也变不掉作比。即使走上职场，我也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做事，凡事不敢造次，那怕自己身为服务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即使如此，竟也赢得了些虚名。

其实我有自知之明。并非我能力强，基础很差的我，只是比别人更努力一点，真正努力的笨鸟，机会来了抓住了而已。倒是后来年纪大了，想唱壮歌，却嗓子哑了，中气没了，何况还有各种软肋。自知之明是一种能力｜嚼白句

不过，虽然一辈子小心翼翼，但也偶有出人意表的激情之举。激情就是从没想过后果就决断行动。比如，40年前1985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别人都忙着准备高考的时候，我却还透过课桌上窟窿在读小说；比如2004年，我放弃初心作别范进梦，抛下了铁饭碗，转而捧起了伊凡·克里玛式的“金饭碗”；2017年，在尚有余勇可贾余才堪用的时候，决然离开了职场，像大音乐家马勒诗中那粒的“逃脱的火星”：

“我在梦中见到自己可怜的、沉默的一生

——一个大胆地从熔炉里逃脱的火星，

它必将（我看到）在宇宙中漂浮，直至消亡。”

火星只有呆在熔炉里才有价值意义，才能实现作为火星或火应该追求的目标。“逃脱的火星”，意味着放弃作为火星原本被赋予的使命，而强行寻找自己的生活——实际上，这是一种越轨，脱轨，其唯一闪亮的时候，就是它跳出同侪的和声构成的烈焰，扑向自由的空中的一刹那，然后跌落并消失于尘埃。“逃脱的火星”|过眼录

过去，因为平台加持，所有个人的努力，都笼罩在平台的光辉下，我就是平台上的一粒火星，顶多稍微亮一些的火星。但离开了平台，不再需要背负平台的责任，就像跳脱了熔炉的火星，发光与黯淡，从此既不再有靠，更不能推诿，全在自己。

所以，如今别人介绍我曾经的身份时，我总是惶恐地忙不迭纠正：“从前，从前。”这不是因为袁天罡高徒对我的冷嘲热讽，而是，我确实认为，从前那些事，就是历史记录，顶多只是证明职业历史的简历而已，早已没有意义。真正如晓跃兄说的：“我们都是已故媒体人”——一方面，已经离开了媒体，另一方面，自许追求的，多已消失……

不再有职业身份加持的时候，才是一生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真正成为了自己。

2，

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一个至少可以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的自己，一个可以选择喝酒的朋友的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有了说“不”的权利的自己（当然，类似打疫苗这样的事，还怯懦无力拒绝）。

这样的我，并没有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相反，我生活在几乎什么都透明的智能时代。我比更多人理解了老大哥的意思，所以，也比更多人更早地主动透明化。

这个社会的变化，与我的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关心这种变化，表达对这种变化的态度，既是一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传统意义上的匹夫之责。你不关心，想做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都未必能，无法真正躺平。

哀莫大于心不死。心没死，即使唱不了壮歌，至少也要自言自语，自嘲自娱。这是还没有变成行尸走肉的一种自我确认。

毕竟自己不是永远的尹雪艳，不因岁月流逝而变老。这些年，不仅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已不合时风，自己也没能力换上新妆投时艳。如何关心？

幸好社交媒体时代，虽然博客会停更，酒杯会碎（老朱煮酒），水井会填（水井边上），也会成为社交媒体的莫名消失者，但毕竟比传统时代还是方便。我还是努力在自己的朋友和流水账里，辨析一些时论，即使成了魏力兄口中的“省略号大王”，依然坚持。

这种辨析，不是雷蒙·阿隆式的迎战。我只是在朋友圈或社交媒体上，读到某些观点的时候，无论心有戚戚，还是完全不认同，我有兴趣心情的时候，会在朋友圈和流水账里，记录下来，尤其是记录下自己对此的心声。与过去在群里和人辩论完全不同，我基本上对不认同的不再作直接回应，即使极少数朋友，也只是点到为止，真正的辨析，在日记里，大多无法公开。这种辨析，其实是一种自说自话，自我确证，合乎了伯凡兄说的“多与天对话，少与人纠缠”的教训，别人的观点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当然，目前还没完全摆脱“时论”，未来要更多从自己的生活选择入手来谈。

在我的朋友们越来越多地选择远离越来越情绪化弱智化的社交媒体时，我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朋友圈、视频号和公号之外，2024年以来，我重新激活了头条，2025年3月，准备激活微博、抖音、小红书。当然，不去跟人讨论，不谈政治，只谈生活，晒自己的书单、菜单和酒单，无论何单，背后都有时代和社会的印记，是一种生活史的记录。多一个人读到我的那些闲言碎语，也会了解，世界上还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生活……

“它们站着。只站着。便具备某种意味。”

2017年3月31日，我手抄了这首谢默斯·希尼的《羽扇豆》，把它作为送给自己50岁生日的礼物。58岁生日前，我想起了从前读过的希尼的这句诗，遂以此为自寿文主题。

2，

2024年我读到流波兄的读书笔记，《读上心头》，突然觉得，书评这样写，也是别出机杼，有意思。后来著名出版人许剑秋兄跟我说，我在朋友圈写读书感悟的闲言碎语，也完全可以做一本很好的读书笔记。当然，流波兄说，得有好思路好编辑。

就在2017年，我最后的职场生涯时，我才知道，有人说我在朋友圈发的书摘过眼录，多是“别有用心”。

当时我听到后，只觉得好笑。说这话的那些人，大概率都是熟知西游记故事，只是，从没好好读书。吴承恩笔下，西游记里，那些怪石古树禽兽，听了经书，也追求改命变身，成不了仙，至少也要成人形的精怪。我的那些书摘过眼录，其实都蛮有意思的。没想到，那么丰富的内容，在那些天天盯看我朋友圈的人眼中，只看到了“别有用心”。

我这些年离开职场后，每年读书都不少。我不仅读书，还思考，也写书评，有成文的书评，也有无数随读随感，过去都是写在书上，后来是随时写在微博，如今是随时录在朋友圈，当然也会整理进流水账。

阅读，其实就是与不同时代的先哲伟人专家学者的一种灵魂对话。能从不同角度获益。

2025年3月16日午夜，我读张求会《馀生流转》，书中采访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廷奎时，汪廷奎提到陈寅恪的弟子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亲口告诉汪廷奎等学生的往事：

“当时在清华大学，除了上课之外，他们做学生的，受益最大的是听几位导师闲谈（聊天）。遇到这个情况，他们当学生的就会主动地坐到角落里，像小鬼一样，竖着耳朵听。”

关于聊天和学会倾听的意义，陈新华写林徽因的《风雨琳琅》，提到1956年梁思成对同行晚辈谈到了“聊天”：

“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与听课或听学术报告不同，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

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灿烂的星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在咖啡馆自由聊天造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