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中，鲁迅与莫言无疑是两颗最为耀眼的星辰，他们以各自独特的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其作品如同一把把利刃，刺向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成为了时代的呐喊者与精
在中国文学的灿烂星空中，鲁迅与莫言无疑是两颗最为耀眼的星辰，他们以各自独特的光芒，照亮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其作品如同一把把利刃，刺向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成为了时代的呐喊者与精神的引领者 。莫言，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以其大胆的想象、独特的叙事和对人性的深入挖掘，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面临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但都对国民性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通过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鲁迅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社会变革剧烈的时代。清朝末年，封建礼教的腐朽与僵化达到了顶点，它如同一张无形的大网，紧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无法挣脱的精神枷锁。在家庭中，长辈拥有绝对的权威，晚辈只能无条件服从，稍有违抗便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社会上，等级森严，底层民众毫无尊严和权利可言。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如狂风暴雨般袭来，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一系列战争的失败，让中国割地赔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的主权受到严重侵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要想摆脱困境，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必须从思想上进行变革。他意识到，封建礼教的长期压迫和愚弄，已经使国民的精神变得麻木、愚昧，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反抗的能力。这种国民性的弱点，是导致中国落后挨打、民族危机深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他毅然弃医从文，以笔为武器，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揭示国民性的问题，唤醒民众的觉醒，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 。正如他自己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无论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的作品犹如一面犀利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国民劣根性的种种丑恶嘴脸。看客心态，这是鲁迅批判的重点之一。在《药》中，革命者夏瑜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他的牺牲却成为了众人围观的 “热闹”。那些看客们，麻木地看着夏瑜被杀害，甚至将他的鲜血当作治病的 “药引”，毫无同情与敬重之心。在《祝福》中，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也成为了鲁镇人眼中的 “热闹”，他们对祥林嫂的痛苦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加以嘲讽和歧视，充分展现出看客心态的冷漠与自私。
奴性，也是鲁迅笔下常见的国民劣根性。《故乡》中的闰土，少年时活泼勇敢，充满生机，但在封建等级制度和生活的重压下，他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对 “我” 毕恭毕敬，称呼 “我” 为 “老爷”，完全失去了儿时的纯真与平等意识。他的奴性源于长期的压迫和贫困，使他失去了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和追求自由平等的勇气。
自欺欺人，以《阿 Q 正传》中的阿 Q 最为典型。阿 Q 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欺辱，但他总是通过 “精神胜利法” 来自我安慰。被人打了，他就想 “这是儿子打老子”，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胜利感；他明明一贫如洗，却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比别人高出一等。这种自欺欺人的劣根性，使人们无法正视自己的处境和问题，只能在自我麻痹中沉沦。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深入到了封建礼教的核心。他认为，封建礼教表面上宣扬 “仁义道德”，实际上却是 “吃人” 的礼教，它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抑了人性的发展。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狂人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社会 “吃人” 的本质，发出了 “救救孩子” 的呐喊，对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新一轮的西学东渐蓬勃兴起。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莫言的小说创作如同一股清泉，承接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继续关注国民性问题。他的作品，是对五四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对时代呼唤的有力回应。
《红高粱家族》创作于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莫言创作了这部具有深刻意义的作品。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讲述了 “我爷爷” 余占鳌和 “我奶奶” 戴凤莲等人的传奇故事。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深受尼采生命哲学和现代人类学视野的影响，展现出独特的创作风格。
尼采的生命哲学强调生命的本能和力量，认为生命是一种不断超越和创造的过程。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将这种生命哲学融入到对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叙述中。“我爷爷” 余占鳌，他是一个充满野性和生命力的人物，他的行为不受传统道德和伦理的束缚，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和自由。他带领着兄弟们在红高粱地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展现出了顽强的抗争精神和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对生命本能和力量的赞美，与尼采的生命哲学相契合，体现了莫言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和对自由生命的向往。
从现代人类学的视野来看，《红高粱家族》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间风情。莫言通过对高密东北乡的描写，展现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红高粱，作为小说中的重要意象，不仅是这片土地的象征，更是生命力和自由精神的象征。在红高粱地里，人们遵循着自己的生存法则，展现出了原始而质朴的人性。莫言对这些地域文化和民间风情的描绘，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民间世界，也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莫言通过《红高粱家族》重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构造，提出了对当代文化与精神人格的反思。他打破了以往对传统文化的单一解读，挖掘出了传统文化中被忽视的生命强力和自由精神。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只有儒家文化和旧礼教所代表的一面，还有充满生命力和自由精神的民间文化传统。这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诠释，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莫言的创作风格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的作品更加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在《酒国》中，莫言以独特的叙事方式，揭示了官场的腐败和人性的贪婪。小说中，酒国市的官员们沉迷于酒色，贪污受贿，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择手段。莫言通过对这些官员形象的刻画，展现了社会的黑暗面，对官场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丰乳肥臀》则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依托，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沧桑巨变，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小说通过上官鲁氏和她的子女们的命运，反映了社会的苦难和人们在苦难中的挣扎。上官鲁氏，她是一个坚强而伟大的母亲，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但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努力保护着自己的子女。然而，她的子女们却在时代的洪流中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有的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有的则在欲望的驱使下迷失了自我。莫言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善恶美丑，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
莫言的叙事结构独特而富有创新性，他常常打破传统的叙事顺序，采用多视角、非线性的叙事方式，使故事更加丰富多样，充满层次感。在《红高粱家族》中，他以 “我” 的视角展开叙述，同时穿插了爷爷、奶奶等人的回忆和讲述，不同的视角相互交织，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立体的故事世界。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让读者能够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和感受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
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更是运用了宏大的叙事结构，将家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小说从 20 世纪初开始，一直讲述到改革开放以后，时间跨度长达近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莫言通过对上官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描写，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沧桑巨变。他巧妙地将历史事件融入到家族故事中，使读者在感受家族命运的同时，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
莫言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他能够将现实与虚幻、历史与现代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个奇幻而又真实的文学世界。在《生死疲劳》中，他以六道轮回的方式，让主人公西门闹经历了从人到动物的多次转世，通过不同动物的视角来观察和感受世界。这种独特的想象方式，使作品充满了奇幻色彩，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西门闹在转世为驴、牛、猪、狗等动物的过程中，他看到了人类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也体验到了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通过这种对比，莫言揭示了人性的贪婪、自私和残忍，以及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
大胆而富有张力的语言运用，也是莫言作品的一大特色。他善于运用夸张、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使语言更加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在《檀香刑》中，他对刑罚的描写细致入微，语言充满了血腥和暴力的色彩，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和黑暗。“
鲁迅与莫言在国民性批判的视角上，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他们都敏锐地关注到了人性的弱点，这是他们批判的共同基石。在鲁迅的作品中，如《药》里华老栓用革命者夏瑜的血给儿子治病，展现出民众的愚昧和对革命的麻木，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冷漠与无知 。莫言的《檀香刑》中，人们对残酷刑罚的围观，同样体现了人性中残忍和麻木的一面，反映出人性在特定环境下的扭曲。
然而，他们的批判视角也各有侧重。鲁迅主要从社会批判的角度出发，将国民性的弱点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他认为，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是导致国民劣根性的重要原因，如《祝福》中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就是封建礼教吃人的生动例证。鲁迅通过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试图唤起民众对社会变革的渴望。
莫言则融合了文化与历史的反思。他的作品常常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从地域文化和民间传统中挖掘国民性的根源。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展现了高密东北乡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间风情，通过对 “爷爷奶奶” 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探讨了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以及在历史变迁中人性的演变。他以独特的视角，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入的反思。
鲁迅的文学风格犀利冷峻，宛如寒冬中的利刃，直插社会黑暗的心脏。他的文字简洁而有力，充满了战斗性和批判性。在《记念刘和珍君》中，鲁迅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段文字，以强烈的情感和犀利的言辞，表达了对反动势力的愤怒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让读者感受到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
莫言的文学风格则豪放恣肆，充满了魔幻色彩，仿佛是一场奇幻的梦境。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夸张、荒诞的情节和形象，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在《生死疲劳》中，莫言以六道轮回的方式，让主人公西门闹经历了从人到动物的多次转世，通过不同动物的视角来观察和感受世界。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奇幻而又真实的氛围。他的语言富有张力，善于运用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使文字充满了生命力。
鲁迅与莫言，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他们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犹如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对社会和人性的认知之路。鲁迅以其犀利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成为国民性批判的先驱者，他的作品如同一把把利刃，刺向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唤起了民众的觉醒 。莫言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承并创新了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他以独特的叙事和丰富的想象力，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视角。
来源：细看历史三棱镜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