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砚台里的墨汁渐渐浓稠,我提笔蘸墨,在毛边纸上落下第一笔横画。临习《张迁碑》已有月余,那些看似笨拙的线条却始终让我捉摸不透。它们粗粝如农夫的手掌,朴拙似孩童的涂鸦,与我所熟悉的"二王"流美书风形成鲜明对比。每一次临写,都像在与一位固执的老者对话——他拒绝迎合我的
砚台里的墨汁渐渐浓稠,我提笔蘸墨,在毛边纸上落下第一笔横画。临习《张迁碑》已有月余,那些看似笨拙的线条却始终让我捉摸不透。它们粗粝如农夫的手掌,朴拙似孩童的涂鸦,与我所熟悉的"二王"流美书风形成鲜明对比。每一次临写,都像在与一位固执的老者对话——他拒绝迎合我的审美期待,兀自保持着那份近乎顽固的质朴。正是在这种持续的"对抗"中,我逐渐领悟到:《张迁碑》的"笨拙"绝非技艺的欠缺,而是一种大巧若拙的美学自觉,是书法艺术中常被忽视的另一种智慧。
《张迁碑》的线条具有独特的"钝感美学"。与《曹全碑》的飘逸流动不同,它的笔画多呈方形起收,如刀砍斧削,在纸上留下深刻的"刻痕"。我尝试模仿这种效果时发现,必须将笔锋完全铺开,以近乎笨拙的方式推进,稍有取巧便会失去那种浑厚质感。第三行"讳"字的竖画尤其典型——它没有流畅的提按变化,而是保持着近乎均一的厚度,像一根夯入土地的橡木桩。这种线条构成了一种视觉上的"阻力",迫使观者的目光停留,而非滑行而过。当临写到第十二行"诗"字的右半部分时,我忽然意识到:这种钝感实际上是对时间的一种雕刻——它让迅疾的书写过程显形,使每一笔的推进都变得可触可感。
在结构处理上,《张迁碑》展现出惊人的"不协调的和谐"。碑中"张"字的左右两部分仿佛各自为政,却又奇妙地达成平衡;"迁"字的走之底与上部形成夸张的对比,却无倾覆之虞。我反复临摹这些字例,最初总想"修正"那些不合常规的比例,结果反而丧失了原碑的神韵。直到某次放弃预设,忠实跟随原碑的结字,才突然明白:这种看似笨拙的结构,实则是对视觉平衡的更高理解——它不是通过精确计算达到的静态平衡,而是在动态张力中获得的鲜活平衡。就像汉代说唱俑夸张的肢体动作,违背解剖学却充满生命力。
《张迁碑》的章法布局更凸显出"无序之序"的智慧。字距行距忽密忽疏,字形大小参差错落,全然不似唐楷的整齐划一。临写时若机械排列,立即显得呆板;唯有顺应原碑的自然节奏,才能重现那种浑然天成的气象。特别是碑阴部分,大小字穿插,正侧相生,宛如农夫在田间随意播种,却在不经意间创造出充满韵律的图案。这种章法打破了装饰性对称,呈现出更为本质的形式美感——它来自对空间的本能感知,而非对规则的刻意遵循。当我临至"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一行时,那些似乎随意倾斜的字形突然在视觉上串联起来,形成一条生动的运动线,这才恍然大悟:笨拙的表象下隐藏着精妙的视觉引导。
临习中,我逐渐在这份"笨拙"中读出了深刻的文化隐喻。东汉末年,隶书已发展至高度成熟阶段,《张迁碑》却保留了近乎生涩的书写特质,这绝非技艺不足所致。碑文中"孝友之仁,交友之信"等语,与其书风形成互文——它们共同指向一种不尚浮华的价值取向。在那个政治黑暗的时代,这种书风或许正是对虚饰世风的无言抵抗。我注意到碑文中"不矫不饰"四字特别厚重,仿佛是对全书风的神圣注脚。当我的笔触试图再现这种品质时,不仅是在模仿形式,更是在触碰一种文化精神——对本真状态的坚守,对外在修饰的警惕。
笔墨实践中,临《张迁碑》对我的改变是颠覆性的。过去追求"漂亮"的书写惯性不断受到冲击——那些我曾引以为傲的流畅转折,在《张迁碑》面前显得轻佻;那些精心设计的字形结构,对比之下显得做作。有一次深夜临帖,写至"君之风"三字时,突然对"风"字的处理产生强烈共鸣:它像被西风吹歪的老树,姿态笨拙却充满尊严。那一刻我意识到,真正的艺术感染力不在于悦目,而在于动心。这种领悟逐渐改变了我的日常书写——开始欣赏那些"不完美"的笔画,珍视书写过程中的思考痕迹,而非仅仅追求成品的光鲜。
放下毛笔,凝视满纸"笨拙"的临作,我忽然明白:《张迁碑》给予当代书法的启示,恰在于它对"智性"与"匠气"的双重超越。在这个崇尚速成与流量的时代,我们太容易陷入技巧的炫耀与形式的算计,忘记了艺术最原始的力量——真诚地面对材料,坦率地表达存在。《张迁碑》的每一处"不完美",都是对当代审美疲劳的一剂解药。它告诉我们:笨拙可能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智慧,是穿越了技巧迷雾后的返璞归真。
砚中余墨渐干,而心中的领悟才刚刚开始晕染。临帖不仅是手的训练,更是眼的重新教育,心的彻底荡涤。在《张迁碑》的钝笔中,我看到了书法作为生命痕迹的本质——它不必精致,但须真实;不必漂亮,但要有力。这种认知,或许比掌握任何技巧都更为珍贵。
来源:股票文化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