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来源：Magistro, Beatrice, et al. "Attitudes Towa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Globalization: Common Microfoundations and Politi

公众对人工智能（AI）与全球化的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作者：Beatrice Magistro，加州理工学院人文与社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兴趣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行为学。

来源：Magistro, Beatrice, et al. "Attitudes Towa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Globalization: Common Microfoundations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 no. 1, 2025, pp. 1–18, doi:10.1111/ajps.12959.

导言

人工智能是否会像全球化一样，挑战现有模式并引发政治反弹？

本文选取美国和加拿大的6000名受访者进行联合调查实验，通过模拟企业在采用离岸外包或AI后的价格与就业变化场景，研究了公众对作为全球化典型表现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态度差异，重点关注公众在就业变化和价格变化之间的权衡。

研究发现：（1）公众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不亚于甚至超过就业变化；在就业变化维度内，公众对AI造成的失业比AI创造的就业更敏感。（2）公众对AI支持度总体高于离岸外包，美国民主党尤为乐观，共和党与加拿大人更谨慎。（3）政治党派影响显著：美国两党对离岸外包态度呈现明显分化；AI尚未被政治化，但有潜在党派分歧风险。

该研究考察了（发达经济体的）公民个体面对经济变革时对不同经济维度的权衡，填补了既有文献对价格变化和消费者利益关注的研究空白。既有文献在研究经济变革的公众态度时，往往过度集中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动，将公民个体置于单一的“劳动者”立场，仅以就业变化（尤其是失业）作为塑造公民态度、衡量个体利益的指标。实际上，公民个体有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双重经济身份，个体对经济冲击的反应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取决于其经济身份——消费者或劳动者——在特定时刻何者居于主导地位。总体上，该研究揭示了公众态度形成的微观基础，确定了可能激发或缓和保护主义立场的因素。

译者认为，该研究基于西方立场，其结论植根于在全球化进程中遭遇本国产业空心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美加）的特定政治语境。还应注意到，该研究将生成式AI默认为“（西方）本土创新”，从而与离岸外包的“外部威胁”色彩相区别，但这一理论预设未能捕捉到技术创新日益显著的国家属性。2024年，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在生成式AI大模型方面的突破，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格局，而西方国家对此的敏感回应，无疑揭示了AI正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的数字主权场域。

理论框架

（一）离岸外包和人工智能的多维度经济影响

本研究将离岸外包与人工智能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进行分析，展示这两种经济变革如何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可比较的结果，包括积极方面（如生产率提高、价格下降）和消极方面（如失业问题）。

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离岸外包和AI预期会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刺激消费。对于企业，会产生规模效应：扩大生产，创造就业。与此同时，离岸外包和AI也有可能会替代部分工作岗位，如国内工人或容易被自动化的岗位。经济变革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取决于替代现象和规模效应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如果替代现象占主流，可能导致失业；反之，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两种效应的影响因工种而异，比如与AI互补的岗位或者涉及外包管理的工作岗位会受益，而操作单一、容易被自动化的岗位则更危险。

市场结构使这对关系更加复杂。在高度集中的或者垄断市场，企业通过离岸外包或者AI应用而节省的成本，不一定会转化为面向消费者的低廉价格。企业可能会为了谋求利润而涨价，没有刺激需求和生产，降低了以规模效应抵消替代现象的可能，继而导致净失业。即使在充分竞争市场，如果只有少部分头部企业成功应用了离岸外包或AI，也有可能导致涨价而非降价。

同一行业内企业生产力的不均衡也会导致不同结果。高效采用离岸外包或AI技术的头部企业可能扩大用工规模，低效企业则面临裁员或淘汰风险。这种动态调整将重构劳动力配置格局，并对不同技能层级的劳动者产生差异化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离岸外包与AI对就业的影响呈现情境依赖性。本研究旨在揭示类似于全球化或AI的经济变革的多维度性质。具体而言，这些变革会在就业、价格和生产率等不同维度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结果，可能对多种行业、企业和劳动造成不同的影响。本研究构建了展示一系列可能性的情景，探究个体对增加就业、失业和价格变化之间的权衡。

（二）公众对于离岸外包和人工智能的态度

大部分研究经济变革的公众态度的既有文献聚焦于劳动力市场风险，特别将失业作为塑造公众态度的首要因素，忽视了个体在经济上的多维度的权衡考虑。基于多维度分析框架，本研究认为离岸外包和AI会影响就业、价格和生产率等一系列结果，但个人对这些冲击的态度是由其所掌握的有限信息决定的。公众往往无法掌握客观全面的信息，从而在政治家和媒体的影响下过度关注就业问题，忽视了价格因素。

既有研究证明公众常常将失业错误地归咎于全球化，低估了技术在加剧就业分化和经济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在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与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往往一同出现，伴随着日渐增长的全球贸易和移民，使公众认为逆全球化可以扭转这种结构性趋势。然而与之截然相反的是，贸易造成的失业远不如自动化造成的失业多。自动化技术会影响重复性高的工作，而生成式AI则有可能对一系列高技术含量、非重复式的认知类工作产生增强或替代的作用。

政治精英与媒体更倾向于片面地强调经济变革的负面影响，而非提供均衡的信息。这种选择性的认知方式在激发政治情绪和政治动员方面更有效，但也扭曲了公众对这些经济变革的情绪。尽管技术变革是导致不平等和就业两极分化加剧的关键因素，但当前政党很少动员选民反对这种变化，而是选择归因于贸易和移民，从而激起群体不满。媒体报道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动态，有关贸易和失业的负面新闻超过了有关经济利益（如降低价格）的正面报道。自动化和技术变革尽管具有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但同样被描述为对就业的威胁。

除了政治家和媒体之外，学术研究也强化了对于就业影响的关注。大部分有关公众对自动化和贸易态度的研究，只应用受访者（作为劳动者）的就业情况来衡量受访者的个人利益，而忽略了受访者作为消费者的身份。然而，受访者有同时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哪个身份更突出，会随着媒体宣传与政治信息等外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与就业变化不同，价格变化会直接通过影响购买力和日常经济福祉，影响作为消费者的每一个人。生产率提高导致的价格降低可能惠及更广泛的个体，即使在经历失业的部门也是如此。公民对经济冲击的反应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取决于其经济身份——消费者或劳动者——在特定时刻何者居于主导地位。

为了研究公众对AI和全球化态度的微观基础，我们设计了一些情景，向个人展示各种潜在的结果，如消费者价格的变化和不同工种就业水平的变化。这使我们能够捕捉到这些经济冲击的多维性，并探索个人如何在总体层面上权衡利弊。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提出以下几项假设：

假设1: 鉴于大众对AI和离岸外包的多维度影响认识不足，本研究预期：

（1）受访者会更支持收益大于损失的情境；

（2）受访者对于价格变化的反应比就业数量变化更强烈。

假设2：相比于离岸外包，受访者更支持AI。

假设3：与面对AI相关情境的受访者相比，面对离岸外包情境的受访者对工作岗位减少的反应更为消极，对工作岗位增加和价格下降的反应较为温和。

（三）经济变革的政治后果

经济转型（如AI和离岸外包）的政治后果不仅取决于它们造成的经济破坏，还取决于政治行为体如何构建这种破坏。虽然自动化造成的失业远比全球化多，但选民们往往难以区分自动化和全球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既然AI与离岸外包有相似的经济影响，那么其有可能产生什么政治后果？相比于曾经的技术变革浪潮，如计算机的推广和自动化，生成式AI的影响更加深远且难以预测。当下的政治气候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是，如今的政党清楚意识到了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先例，尤其是民粹主义的反弹。此外，前所未有的政治极化水平使任何形式的经济变革都比几十年前更容易成为党派斗争的武器。如今，AI还没有被主流政党政治化，故我们预期右翼与左翼政党选民对于AI的态度不会有显著差异。

自由贸易问题对于加拿大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党派问题，在美国则有显著的党派分化。历史上，美国共和党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如今其党内产生了巨大变化。共和党的选民中弥漫的对全球化的不满被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修辞放大，进一步固化了共和党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共和党对自由贸易立场的变化凸显了党派态度的易变本质，以及为应对精英态度和不断变化的政治叙事而发生重大转变的可能性。鉴于AI有与全球化类似的颠覆性潜力，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AI是否会在未来引发类似的党派分歧和政治重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出以下假设：

假设4：在美国或加拿大，右翼或左翼政党的选民对AI的支持程度，和对价格或就业变化的反应没有差异。

假设5：在加拿大，右翼或左翼政党的选民对离岸外包的支持程度，和对价格或就业变化的反应没有差异。

假设6：在美国，共和党人相对于民主党人更不支持离岸外包。共和党人对工作岗位减少的反应更为消极，对工作岗位增加和价格下降的反应较为温和。

（四）实验设计

为探究公众对AI和离岸外包态度的微观基础，我们在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开展了一项大样本预先注册联合调查实验。这两个国家不仅经历了相似的劳动力市场去常规化进程，还有类似的福利国家制度框架。

首先，我们将受访者随机分配至两类经济冲击情境——AI冲击或离岸外包冲击，随后向受访者展示对应冲击的明确定义：

生成式AI指能够执行诸如编写计算机代码、自动化生产任务、优化运营流程或通过聊天机器人提供客户服务等功能的AI系统；

离岸外包则指将产业链、客户服务、软件工程等商业活动、服务或工作岗位转移至其他国家的实践。

然后，我们向所有受访者展示以下提示：

“一家[美国/加拿大]智能手机制造公司正[将部分业务离岸外包至海外/采用新型生成式AI工具]。此举将降低生产成本，可能导致产品价格下降。然而，此举在创造部分新就业岗位的同时，其他岗位或将面临裁减。一方面，[离岸外包/新型生成式AI工具]可能因[工作岗位向海外转移/被机器替代]而减少对某些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引发失业风险。另一方面，[离岸外包/新型生成式AI工具]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生产率，使产品定价更便宜。需求增长或将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并雇佣更多员工，但这些新增岗位所需技能可能与原有岗位相同或存在差异。

后续四组表格分别展示了不同情境下的预测数据，包括企业[实施离岸外包/采用生成式AI工具]前后的价格变动情况，以及公司内部不同职能岗位的雇员数量变化。”

然后，每位受访者都会看到四张表格（所有可能的属性值列表见表1，受访者看到的表格示例见表2），每张表格都随机列出了公司受冲击后的收益和损失。随机属性包括智能手机价格、客户服务职位数、工厂职位数和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职位。

表1：AI/离岸外包对价格和工作岗位的影响

注：下表总结AI和离岸外包对联合实验中关键经济属性的影响，提供了基线值、潜在变化和相应的百分比。方括号表示预先指定的可能属性值集。

表2：向受访者展示的表格样本

注：此表描述了涉及公司离岸外包或 AI 采用的假设场景。受访者被要求根据智能手机价格的变化来评估情景，并针对各种工作类别（例如，客服、工厂和数据科学角色）的招聘水平进行评估。“变革后”一列下的值是根据表1中列出的整个可能值集随机分配的。

最后，我们在每个联合表格后提出以下问题：“您是否赞成该公司[将部分业务离岸外包至海外/采用新型生成式AI工具]的决策？” 受访者进行评分，问卷采取从 “强烈反对 ”到 “强烈支持 ”5级评分法（第六个选项为 “不知道”）。

研究结果

首先，正如本文假设，在所考察的所有属性中，人们普遍倾向于支持生成式AI，而不是离岸外包。图1显示了对每种经济冲击的支持率。其次，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人们对价格和就业人数都有反应：任何一种经济变革导致的价格下降都会增加支持率，而就业人数的减少（增加）会导致支持率的减少（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离岸外包还是对AI，人们对价格的反应都与对就业变化的反应相同或更高；此外，人们对就业岗位减少的敏感度总是高于就业岗位增加的敏感度。与AI相比，受访者似乎不会对离岸外包造成的工作岗位损失作出更消极的反应。相反，AI和离岸外包之间的影响没有差别。这表明尽管离岸外包更加突出和政治化，但人们对这两种冲击所导致的价格和就业变化的反应是相似的。

为评估研究结果的现实意义，我们分析了不同经济情景下公众对AI和离岸外包的支持度。数据显示：在最差情景（如岗位流失严重）中，AI支持度为2.65，离岸外包为2.53；在最优情景（如价格下降且岗位增加）中，两者支持度分别升至3.60和3.40。从最差情景转向最优情景时，对AI和离岸外包的支持度分别增加了36%和34%，更重要的是，这种转变可使公众态度从微弱反对转为微弱支持，这一转变对政策制定具有关键影响。

图1：AI和离岸外包的支持度边际均值（MM）

党派差异

图2结果表明，所有受访者，不分党派，平均而言都支持AI，民主党人是最支持AI的群体。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共和党人看到涉及失业或价格不变的情景时，他们就会对AI持中立态度。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类似，当价格下降时，他们对AI的支持度会增加。在所有工作类别中，这两个群体都对工作岗位减少做出了反应。在对工作岗位增加的反应方面，结果参差不齐，同样，相对于工作岗位减少或价格变化，受访者对工作岗位增加的反应并不强烈。

图3表明，总体而言，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支持离岸外包，但正如本文假设，民主党人支持离岸外包的程度比支持AI的程度低。然而，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受访者对他们所看到的信息的反应是相同的。虽然共和党人从未越过中立线，但他们确实因看到不同的情景而从反对立场转为中立立场。可以说，共和党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比民主党人稍强。两组受访者都对各工种的工作岗位减少做出了反应，而在工作岗位增加方面，受访者并不那么敏感。

图2：在最坏、相同和最佳情况下预测AI和离岸外包的支持度

图3：在美国，AI和离岸外包的支持度边际均值（MM）

关于加拿大，我们重点关注三个主要政党：中左翼的加拿大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Canada, LPC）、右翼的加拿大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CPC）和左翼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 NDP）。图4显示，正如预测的那样，加拿大三个主要政党对AI的支持非常相似。虽然对就业增加的反应存在一些差异，但所有党派的支持者对价格变化和就业减少的反应类似：随着价格下降，他们对AI的支持增加，而随着工作岗位减少，对AI的支持也随之减少。各政党的唯一显著差异是，新民主党选民对工厂岗位变化的反应比其他两个政党的支持者更明显。总体而言，加拿大三大政党在AI方面与美国共和党的相似程度高于民主党。在支持AI方面，没有一个加拿大政党类似民主党。最后，关于离岸外包，保守党和自由党选民对离岸外包的平均支持率以及不同属性值对支持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有区别的。与自由党或保守党相比，新民主党选民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略为灵敏，他们在价格不变或涨价的情况下对离岸外包的平均支持水平较低，但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加拿大的保守党人比美国的共和党人更支持离岸外包。

图4：在加拿大，AI和离岸外包的支持度边际均值（MM）

结论

生成式AI的进步在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社会和政治后果的讨论。AI和全球化带来的转变都具有多维性，因为二者会同时影响就业、价格和生产力，迫使个人进行复杂的权衡，从而塑造公众舆论和政治策略。媒体对全球化的负面描绘，加之群众对其涉及的多维权衡的理解有限，往往会造成公众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助长对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未来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未来的AI是否会遵循类似的轨迹，以及哪些政治群体可能会从AI的政治化中获益。

虽然AI与全球化都涉及多方面的权衡，但全球化被（西方）公众视为一种外国威胁，而AI则往往被视为一种国内创新。这种认知框架上的差异很可能导致人们对离岸外包产生更强烈的负面反应，因为离岸外包往往与外国竞争相联系。正如之前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贸易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往往会引起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而技术变革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则不会激起同样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AI还没有像离岸外包那样被政治化，其经济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这种“前政治化”状态可能使公众对AI持更偏好或中立的态度。

价格变化和就业变化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不同政治派别和国家之间，价格变化的影响力往往与就业波动相当，甚至更大。在评估经济变化时，个人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消费者角色，而不是劳动者角色。因此，决策者不应低估消费者利益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的力量：解决消费者关注的问题并强调价格的积极影响，可以缓解公众对经济转型的反对。

在通胀背景下，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受访者可能会更加关注价格的变化，认为与工作的增减相比，价格的变化更为直接，对个人的影响也更大。本研究数据收集于2023年通货膨胀高企时期，但既有文献证明类似模式也会出现在其他情况下。虽然本研究揭示了人们对就业和价格变化的敏感性，但个人对这些方面的相对权重的驱动机制仍有待探索。我们认为，政治框架在塑造公众态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货膨胀或失业率）以及个人经济状况也可能对这些偏好产生重大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经济条件和政治框架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个人在应对经济变革时优先选择消费者还是劳动者的角色。

根据本研究结果，决策者和政党显然将在塑造公众对AI的看法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AI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公众对工作岗位转移和不平等的担忧仍值得关注。如果不加以控制，AI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主导企业手中。这引发了关于政府是否需要对AI发展进行监督与引导，以确保更公平结果的讨论。如果忽视这一技术变革中的失败者，AI就有可能加深政治分化。

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党派在支持AI方面的分歧。虽然公众舆论并不总能直接转化为政策，但可以影响政党战略。如果AI被政治化，我们可能会看到反映这些分歧的不同政策方法。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和中左翼党派（民主党、自由党、新民主党）更倾向于通过社会投资和政府监管来应对AI的潜在风险，右翼（共和党和保守党）则更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这证明右翼党派可能将AI视为一种增强本国与外国经济竞争的力量。

AI在未来可能如何被“抹黑”以及被哪些政治人物利用，还有待观察。本研究发现， AI并非不会受到政治反弹的影响。要应对这一挑战，就必须通力合作，信息透明化，实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以更具包容性的方法来应对AI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词汇积累

microfoundation

微观基础

protectionist stances

保护主义立场

partisan divide

党派分歧

译者：王经纬，国政学人编译员，外交学院科社共运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政党外交、决策研究、国际关系史。

审校 | 丁伟航

排版 | 韩雄柏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