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殖民地如何从效忠英国，转向革命并为反叛正名

摘要：青年学者、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何芊所著的《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一书，探讨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建国之前的“爱国”观念，即对于英帝国、英国国王的效忠，是如何转化为反英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如何摆脱了反叛的定位，从无到有地产生了

青年学者、北京大学世界史博士、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何芊所著的《爱国观念的转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一书，探讨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建国之前的“爱国”观念，即对于英帝国、英国国王的效忠，是如何转化为反英观念，并且这种观念如何摆脱了反叛的定位，从无到有地产生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共同归属观念、美国的国家观念。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美殖民地人民尤其是知识精英对于英帝国、英国国王的忠诚，是一种杂糅体：对于英国国家的认同和效忠，与对于英国君主的效忠，有相合的部分，但也本身也存在区别。而殖民地人民对于自己所在的殖民地，还有英属北美殖民地整体的认知也存在差异。

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的英国人的爱国逻辑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广泛接纳了英国是自由的诞生地，区别于法国、西班牙等专制国家。所以，当时的英国人以及自居为英国人的殖民地人民，爱国观念就包括捍卫自由。

18世纪英国政坛的内争，扩展了爱国观念。如书作者解释的那样，政治腐败是包括近代英国在内的各国较为普遍的现象，而政治反对派挑战当权派，针砭时弊的重要理由就在于，爱国的更高境界是让国家体制保持开放性和进取性，对于腐败、专权要展开坚决斗争。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哪怕是君主，也需要符合更高的标准，包括崇高的美德——期待越高，也就越容易引发逆反。

独立战争之前的北美殖民地，自诩远离腐败的旧大陆以及肮脏的英国政坛，爱国观念体系中包括更强的公共精神。这意味着爱国精神、公共精神，与反抗暴政本身是不矛盾的。殖民地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于自身利益的界定，比如进一步扩展殖民地的拓殖范围，驱赶印第安人，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合理化、神圣化。而英国政府为了对抗法国和西班牙，限制殖民地人民越过边界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进一步增加了对殖民地的税收征收，为了保障东印度公司税收特权还加大了对殖民地烟草、茶叶等货物走私的打击，这些被殖民地精英解读为暴政。

这种情况下，殖民地人民展开的抗税、争取自治斗争，都堂而皇之地打出了爱国的旗号。殖民地精英一边设计节日仪式，表达对英王的崇拜和敬仰，一边又进行密集的政治宣传来嘲讽和攻击英国政府。这种两分法发展下去，凡是在英国议会中提倡保障殖民地权益的政客，就会得到殖民地民众的顶礼膜拜，反过来，凡是强化英帝国集权和征税效率的政客，则被不断炮轰。

18世纪70年代时任马萨诸塞总督的哈钦森曾提出，英国的主权拥有至高权威，不可分割，所以抨击殖民地政治精英坚持将自己的立法机构对本地事务拥有最高权威的诉求，本意上是在分割国家。哈钦森也识破了殖民地精英尊崇英国国王而抗拒英国议会和政府政策的两分法，指出殖民地并不是国王个人采邑，而是代表英国国家主权和政体的英格兰王权。这套术语不可谓不强大，但殖民地精英拒绝接纳。

美国开国精英给出了异化的解释。亚当斯的解释是，殖民地的权力来自于国王个人，与代表英国人民的英国议会毫无关系。这就类似于当时英国国王以君主身份同时遥领的德意志地区一个小邦国的性质，而英国议会显然无权干预那个邦国。亚当斯甚至认为，殖民地议会享有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最高管辖权，无需交由英国议会和法院。

杰斐逊更进一步，甚至否认了英王对殖民地的最高权威和权力，强调殖民地之前效忠英王，本质上是人民主权选择的体现，而这种选择可以转移和改变。

这种情况下，北美殖民地的精英群体中开始出现剧烈分化，效忠派和激进派尖锐对立。当然这种对立和辩论，最终以武装斗争的出现，激进派精英发动民众剥夺了效忠派在殖民地传播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有意思的是，在英国政府与殖民地民选议会的矛盾逐渐激化，殖民地精英离心趋势越来越明朗的情况下，后者仍然采用爱国术语进行动员。而民选议会的日常运作，持续中虽然延续着宣扬爱国术语，但实质上都是背离英国的行动。如书作者所解释指出的，殖民地人采用的爱国术语，其实虚化了对英国国家和国王的忠诚，而以自由权利为核心的理想化的政治话语，尽管精英们并不强调分离的必然性，理论上讲如果英国本土出现类似的自由权利政治运动，北美殖民地也可以不分离，但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书作者指出，美利坚爱国主义最终脱胎于过去对英国的虚化的效忠观念，不断与其他观念进行相互竞争，最终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