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句话，我是在朋友圈发的，配了一张崇明东滩的日出图，金色的光铺满滩涂，芦苇荡漾。底下几十个赞，评论里都在问攻略，问我是不是去开会。我一一回复，用着最客气的表情包，心里却像被那潮水反复冲刷，一片狼藉。

我是成都人，去了趟上海崇明，不得不说，崇明比网上评价的还要好。

【引子】

这句话，我是在朋友圈发的，配了一张崇明东滩的日出图，金色的光铺满滩涂，芦苇荡漾。底下几十个赞，评论里都在问攻略，问我是不是去开会。我一一回复，用着最客气的表情包，心里却像被那潮水反复冲刷，一片狼藉。

去崇明，不是为了看风景。是为了去见一个人。一个我二十年没叫过“爸”的人。

出发前一天晚上，妻子林薇在给我收拾行李。她把一件厚外套叠了又叠，塞进行李箱的角落。“崇明靠海，湿冷，多带一件。”她轻声说，没看我。

我“嗯”了一声，眼睛盯着电视里无聊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在声嘶力竭地大笑，那笑声像无数根针，扎在我鼓膜上。

母亲在厨房里，用抹布一遍遍地擦着已经光洁如镜的灶台。那是她的标志性动作，心里越是翻江倒海，手上的抹布擦得越是用力，仿佛要把那些心事都从冰冷的不锈钢台面上抹掉。从我接到那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开始，她就没正眼看过我，也没说过一句“去”或者“别去”。

那个电话是崇明区一家医院打来的。一个声音很公式化的女护士，问我是不是陈建国的家属。

陈建国。

这个名字像一颗被遗忘了很久的铁钉，猛地从我记忆的深处扎了出来，带着锈迹和血。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出话。

“他脑溢血，刚抢救过来，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但他非要出院，我们劝不住，他给了我们你的电话……”

我挂了电话，家里死一样地寂静。只有母亲在厨房里，抹布和灶台摩擦的声音，越来越急，越来越响。

林薇走过来，从我手里拿走手机，轻声问：“是……他？”

我点点头。

“去看看吧，”她说，“不管怎么样，总得去看看。”

我心里堵得慌。二十年了，他凭什么觉得一个电话，我就该抛下一切，跨越一千九百公里，去那个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小岛？他走的时候，我才十岁。那天也是这样一个阴沉的冬天，他拎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没回头。我妈没哭，只是站着，像一尊风干的雕像。我追出去，在楼道里喊他，他脚步顿了一下，终究还是没有回头。

他留下的，只有一个小小的、上了锁的樟木盒子，和我妈那句反复念叨的话：“他不要我们了。”

这二十年，我们就像两颗轨道错开的行星，各自运转。我在成都扎根、结婚、生女，有了自己的家和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我以为他早已是我生命里翻过去的一页，甚至连褶皱都抚平了。

可那个电话，就像一阵风，把书页吹回了原处。

我看着林薇担忧的眼神，看着厨房里母亲紧绷的背影，突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那种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扯了二十年的疲惫。

“好，我去。”我说。

【第一章】

从成都到上海，两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时，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我没有停留，直接打车去了申崇线的车站。车子穿过长江隧道，再驶上长江大桥，窗外的景色从摩天大楼，渐渐变成了大片的农田和低矮的民居。

空气里开始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带着点咸腥味的气息。这就是崇明。

我按着医院给的地址，在岛上一个叫“新河”的小镇下了车。镇子不大，很安静，路边的梧桐树叶子掉得差不多了，露出灰白色的枝干。我找了一辆三轮车，把地址递给师傅。

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本地人，看了眼地址，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说：“哦，陈木匠啊，晓得的，往里走，河边上那个就是。”

陈木匠？我愣了一下。在我模糊的记忆里，他是个在国营厂里做钳工的男人，手上总是沾着黑乎乎的机油。什么时候，他成了个木匠？

三轮车在一条窄小的水泥路上颠簸，路的一边是河，另一边是稀稀拉拉的农家院子。最后，车在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院门前停下。院墙是灰色的砖，墙头上爬着枯萎的丝瓜藤。

“就是这里了。”师傅说。

我付了钱，站在门口，久久没有动。这就是他住了二十年的地方？没有我想象中的落魄潦倒，也没有那种背井离乡的凄惶。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得甚至有些……安逸。

我推开虚掩的木门，门轴发出“吱呀”一声。院子里种着几棵橘子树，树上还挂着几个黄澄澄的果子。地上扫得很干净，几只鸡在角落里悠闲地啄食。正对着院门的是一间平房，房檐下挂着一串风干的腊肉，散发着烟火的气息。

这烟火气，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

一个身影从屋里走出来，是个六十岁左右的阿姨，围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她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热情地招呼：“你就是建国哥的儿子吧？哎呀，可算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我僵硬地点点头，跟着她走进屋里。

屋子不大，一室一厅的格局，但收拾得井井有条。一股淡淡的木头清香和草药味混杂在一起。客厅的墙上，挂着几件已经成型的木工作品，有小板凳，有鸟笼，还有一个……摇摇马。手工很精细，打磨得光滑圆润。

“你爸他……刚睡下。”阿姨指了指里屋，压低声音说，“医生让他住院观察，他非要回来，说医院里睡不着。犟得像头牛！”

她嘴里抱怨着，眼神里却满是关切。

“我是他隔壁邻居，姓李。你叫我李阿姨就行。你爸这人，什么事都自己扛着，要不是这次他自己去缴费的时候晕倒在医院，我们都不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李阿姨一边说，一边给我倒了杯热茶。

我捧着茶杯，杯壁的温度传到手心，却暖不了心里的冰。我看着那只精致的摇摇马，心里那个十岁的男孩，在声嘶力竭地质问：你给别人做着摇摇马，你还记不记得，你欠我一个承诺了二十年的风筝？

【第二章】

在李阿姨家吃了晚饭，她不停地给我夹菜，嘴里絮絮叨叨地讲着关于“陈木匠”的这些年。

“你爸手可巧了，我们这十里八乡的，谁家有东西坏了都找他。他也不收钱，顶多收点材料费。”

“他话不多，但心好。前年隔壁张大爷的老伴走了，他天天过去陪张大爷下棋，硬是把人从那坎儿里拉了出来。”

“就是太犟。我跟他说，给儿子打个电话呀，有事一家人商量着来。他总说，‘算了，莫去打扰他’。唉……”

我沉默地听着，像在听一个陌生人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的“陈建国”，和我记忆里那个沉默、暴躁、最后决绝离开的男人，完全是两个人。

晚上，我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里屋很安静，偶尔传来几声轻微的咳嗽。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昏黄的灯光，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早，我推开里屋的门。

他醒着，正半靠在床头。二十年不见，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布满了皱纹，像被风霜侵蚀过的老树皮。但他腰板还是挺得笔直，即使是在病中。

看到我，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随即又黯淡下去。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只化成一声干涩的咳嗽。

“你……来了。”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嗯。”我站在门口，没有再往前走。我们之间隔着三米的距离，也隔着二十年的光阴。

气氛尴尬得像凝固的空气。

还是他先开了口：“坐吧。”

我拉过一张椅子，在他床边坐下。他想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水杯，手却抖得厉害。我下意识地站起来，拿起水杯递给他。他接过杯子，手指不经意地碰到了我的手。他的手很粗糙，布满了老茧和裂口，像干枯的树枝。

我的心，像被那粗糙的皮肤硌了一下，微微一疼。

“医生怎么说？”我问，语气生硬得像在汇报工作。

“没事，老毛病了。”他喝了口水，眼神躲闪着，不看我，“住两天院，浪费那个钱做啥。”

“钱我来出。”我说。

他猛地抬头看我，眼神复杂。有惊讶，有欣慰，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悲凉。他张了张嘴，最后还是摇了摇头：“不用。我这儿……有。”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窗外，传来邻居家公鸡打鸣的声音，一声长，一声短。

“李阿姨说，你在这里……当木匠？”我没话找话。

他眼睛亮了一下，像是谈到了自己最骄傲的事情。“嗯，随便弄弄。打发时间。”他指了指墙角堆放的木料，“闲着也是闲着。”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在木料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已经成型的木雕。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眉眼弯弯，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那雕工，比客厅里那些家具更加用心，女孩的每一根发丝，脸上的小酒窝，都栩栩如生。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女儿瑶瑶，也喜欢扎羊角辫，也最爱吃糖葫芦。

“你……”我喉咙发干，“你怎么知道瑶瑶……”

他愣住了，眼神里满是茫然：“瑶瑶？哪个瑶瑶？”

我心里一阵火起，他还在装！如果不是为了博取同情，他怎么会雕一个和我女儿如此相像的木雕？

“我女儿！你孙女！”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他浑身一震，手里的水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水洒了一地。他死死地盯着我，嘴唇哆嗦着，半天才说出一句话，那句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我心上。

他说：“我……我还有一个女儿……也叫瑶瑶。”

【第三章】

空气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地上的水渍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你说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

他的眼神，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变成了一种深不见底的悲哀。他像是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瘫软地靠在床头，目光空洞地望着天花板。

“她也叫瑶瑶，”他重复着，声音轻得像梦呓，“我的小瑶瑶。”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愤怒、震惊、荒唐……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像一团乱麻。他离开我们，竟然是在外面又有了另一个家，另一个女儿？

那我们算什么？我妈这么多年的等待和怨恨，算什么？我这二十年缺失的父爱，又算什么？

“她人呢？你那个好女儿呢！”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充满了讽刺和怨毒，“怎么？不管你了？现在想起我来了？”

他没有看我，眼角却慢慢湿润了。他抬起那只粗糙的手，捂住了脸，肩膀微微耸动着。一个快七十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像个孩子一样，无声地哭了。

我愣住了。记忆里，他是个从不流泪的硬汉。小时候我被邻居家的狗咬了，哭得撕心裂肺，他把我扛在肩上，一边大步流星地往医院跑，一边吼我：“男子汉，流血不流泪！”

可现在，他哭了。

过了很久，他才放下手，眼睛红得像兔子。他看着墙角那个小女孩的木雕，声音沙哑地开口，像是在对我讲，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到崇明第二年，认识了她妈妈。一个本地的女人，身体不好，人很善良。我们……就在一起了。”

“后来，有了瑶瑶。她出生的时候，医生就说，她心脏不好，是先心病。养不大。”

“她妈妈生下她没两年，就走了。我一个人带着瑶瑶。她很乖，很懂事，从来不哭不闹。她知道自己有病，不能跑，不能跳，就每天坐在门口，看我做木工。她说，爸爸，你做的东西会说话。”

“我拼了命地赚钱，想给她做手术。我什么活都干，码头的搬运工，建筑队的零工，后来学了木匠。我想着，攒够了钱，带她去上海的大医院，肯定能治好。”

“她最喜欢听我讲成都的事。讲府南河，讲宽窄巷子，讲……讲她还有一个哥哥。”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那年她五岁，病情突然恶化。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要三十万。我把所有积蓄拿出来，还差一半。我……我没办法了。”他顿了顿，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眼神第一次和我对视，那眼神里，全是乞求和羞愧。

“我给你妈打了电话。”

轰的一声，我的世界天旋地转。

我猛地想起，大概是十几年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家里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我妈接的。她没说几句就挂了，脸色惨白。那之后的好几天，她都魂不守舍，半夜里我能听到她在自己房间里压抑的哭声。我问她是谁的电话，她只说，是打错了。

原来，是他的电话。

“她……没同意，是吗？”我声音发颤。

他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最后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我不怪她。是我对不起她在先。我没资格要求她做什么。”

“瑶瑶……没等到。就在手术前一个星期，一个晚上，她睡着了，就再也没醒过来。”

他讲完了，屋子里又恢复了死寂。只有墙上那座老式挂钟，在“滴答、滴答”地走着，像是在为那个素未谋面的小女孩，计算着流逝的生命。

我看着他，这个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的男人。我心里的那堵由怨恨砌成的墙，在这一刻，裂开了一道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安慰，还是继续指责？

我站起身，逃也似的走出了房间。

院子里，阳光正好，那几只鸡还在悠闲地踱步。我走到墙角，拿起那个小女孩的木雕。木头是温热的，带着阳光的温度。我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她脸上的酒窝，仿佛能感觉到她的呼吸。

原来，他不是不记得，他只是把所有的思念，都刻进了这块木头里。

原来，他不是不爱，他只是爱的方式，笨拙又卑微。

【第四章】

我给妻子林薇打了个电话。电话一接通，听到她温柔的声音，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用最平静的语气讲了一遍。

电话那头，林薇沉默了很久。

“陈阳，”她终于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你……还好吗？”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所有的路标都被浓雾遮蔽。

“那……妈那边，你知道吗？”林薇小心翼翼地问。

“不知道。”我的心又沉了下去。母亲当年的拒绝，是因为怨恨，还是因为……她根本拿不出那笔钱？我们家那时候，也并不宽裕。

挂了电话，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直到双腿发麻。李阿姨走过来，递给我一个橘子。“自己家树上结的，甜。”

我剥开橘子，酸甜的汁水在口腔里弥漫开来。

“你爸这辈子，苦啊。”李阿姨叹了口气，“小瑶瑶走了以后，他整个人都垮了。有好几年，他不做工，也不出门，天天就对着那孩子的照片发呆。后来才慢慢好起来，开始做这些木工活。他说，得给自己找点事做，不然人就废了。”

“他做的那些摇摇马，小板凳，都送给了村里的孩子们。他看着那些孩子，就像看着自己的两个……瑶瑶。”

李阿姨的话，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敲在我最柔软的地方。

下午，我把他送回了医院。办了住院手续，缴了费。他躺在病床上，看着我忙前忙后，眼神很复杂。

“你……不用这样。”他说。

“你是我爸。”我看着他，说出了这三个字。很生涩，像第一次学说话。

他浑身一颤，猛地别过头去，看着窗外。我看到，他的眼角，又湿了。

晚上，我没有回他家，在医院附近找了个小旅馆。躺在床上，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妈。”

“嗯。”母亲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我见到他了。”

“……”电话那头是沉默，只有微弱的电流声。

“妈，有件事，我想问你。”我鼓足了勇气，“十几年前，他是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为了……给他女儿借钱治病？”

母亲那边的沉默，像一个黑洞，要把我所有的勇气都吸进去。

过了足足一分钟，她才开口，声音沙哑得不像她自己。“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做什么？”她的声音突然拔高，带着一丝歇斯底里，“告诉你，让你知道你爸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告诉你，我们家连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救不了他那个金贵的女儿？”

“陈阳，你不知道。那时候你正要高考，我不能分你的心。我们家是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我一个人的工资，要供你读书，要还你外公生病欠下的债。我哪里有钱？我就是有钱，我凭什么给他？他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娘俩怎么过？”

母亲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我能想象到，她一个人坐在我们家那个旧沙发上，压抑了十几年的委屈和不甘，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他有脸打电话来，我没脸听！”她哭着说，“有些坎，不是不想过，是过去了，就回不来了。我过不去！”

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里，眼泪终于决堤。

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男人抛妻弃子的简单故事。现在才知道，这是一个被命运捉弄，被贫穷和尊严反复拉扯的悲剧。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笨拙地爱着，也笨拙地恨着。而我，夹在他们中间，成了那道最深的伤痕。

【第五章】

第二天，我再去医院的时候，他精神好了一些。护工正在给他喂粥。看到我，他有些不自然地挥挥手，让护工先出去。

“你妈……还好吗？”他问，声音里带着试探。

“不好。”我实话实说，“她恨了你二十年，现在又多了一个恨自己的理由。”

他沉默了，手无意识地在床单上画着圈。那是他紧张时的小动作，我小时候见过。

“是我……对不起她。”他说。

“你对不起的，不止她一个。”我看着他。

他抬起头，迎上我的目光。这一次，他没有躲闪。“是。也对不起你。”

这句“对不起”，迟到了二十年。我等了二十年。可当它真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心里没有想象中的畅快，只有一片酸楚。

“我这次来，”我说，“不是为了听你道歉的。”

“那为了什么？”

“为了我妈，也为了我自己。”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想知道，二十年前，你为什么要走。”

这是一个我问了自己无数遍的问题。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像是陷入了久远的回忆。

“那时候，厂里效益不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我跟着别人去倒腾钢材，赔得血本无归，还欠了一屁股债。”他的声音很低沉，“天天有人上门要债，在墙上泼油漆。我跟你妈吵，跟你吵，其实是跟我自己过不去。我觉得自己没用，给不了你们好日子。”

“有一天，要债的堵在门口，指着我鼻子骂。你从屋里跑出来，挡在我面前，冲他们喊，‘不准欺负我爸爸！’。你才十岁，瘦得像根豆芽菜。”

他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再待下去，会把你和你妈都拖垮。我以为我走了，你们会过得好一点。”

我愣住了。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了。我的记忆里，只有他沉默的背影，和他离开时那扇重重关上的门。

“我以为离开是为了你们好，后来才发现，有些好，是自己以为的好。”他苦笑着，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滑落，“我走了，债主就不会再去找你们。我到了上海，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想着挣了钱就寄回去。可我没脸。我有什么脸呢？我连个像样的家都给不了你们。”

原来，那不是抛弃，是一种他自以为是的……保护。

多么可笑，又多么可悲。

我们父子俩，相对无言。窗外，阳光明媚，医院楼下的小花园里，有孩子在嬉笑打闹。

“我来的时候，我妈让我带了样东西。”我从包里，拿出了那个小小的、上了锁的樟木盒子。

他看到盒子，浑身一震，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她……还留着？”

“一直留着。”我说，“锁着。钥匙呢？”

他颤抖着手，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了一串钥匙。那串钥匙很旧了，上面只有一把小小的、已经泛出铜绿的钥匙，还勉强能看出原来的形状。

他把那把钥匙递给我。

我接过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

“咔哒”一声，锁开了。那声音，像是打开了尘封了二十年的时光。

【第六章】

我没有立刻打开盒子。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像一个庄重的仪式。

“医生说你恢复得不错，再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了。”我转移了话题，“出院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豁达，“还能有什么打算。守着我的小木屋，做做木工活。挺好。”

“没想过……回成都？”我问得很轻，生怕惊扰了什么。

他沉默了。他看着窗外，看了很久很久。“崇明，挺好的。”他说，“空气干净，人也简单。我在这里，能睡得着觉。”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成都，有他无法面对的过去，有他还不清的债。而崇明，这座小岛，是他逃离的终点，也是他自我放逐的孤岛。这里埋葬了他的另一个女儿，也埋葬了他后半生的希望和绝望。

“我过两天就得回去了。”我说，“公司里还有事。”

“嗯，该回去了。”他点点头，“别耽误了正事。你……有空了，就给你妈打个电话。”

他没说让我再来看他。他还是那么笨拙，那么骄傲。

出院那天，李阿姨炖了鸡汤送来。我们三个人，在他那个小小的院子里，吃了一顿饭。阳光透过橘子树的缝隙洒下来，暖洋洋的。他话不多，但一直在给我夹菜，把他认为最好吃的都堆在我碗里。那动作，和我妈一模一样。

我突然觉得，血缘这东西，真的很奇妙。不管隔了多远，隔了多久，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

临走前，我帮他把院子里的水缸蓄满了水。他站在我身后，看着我，欲言又止。

“爸，”我转过身，看着他，“照顾好自己。”

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二次叫他“爸”。

他的眼圈，瞬间就红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个新的木雕。还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但这一次，她不是一个人。她身边，还站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男人手里，牵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是一只飞得很高的风筝。

“这个……你带回去。给……给瑶瑶。”他说。

我紧紧地攥着那个木雕，木头的棱角硌得我手心生疼。“好。”

我没有让他送。我一个人，拎着行李，走在那条来时的小路上。我没有回头，但我知道，他一定站在那个院门口，看着我，就像二十年前，我站在楼道里，看着他一样。

只是这一次，我们都懂了。

有些话说了就是一辈子，有些话一辈子都说不出口。我们父子之间，隔着的，就是那句说不出口的“对不起”，和那句没来得及说的“我爱你”。

回到成都，家里还是老样子。母亲看到我，眼神闪躲了一下，问：“他……还好？”

“嗯，挺好的。”我把那个风筝的木雕递给她。

她接过去，看了很久很久，手一直在发抖。最后，她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房间。

那天晚上，我打开了那个樟木盒子。

里面没有钱，没有信，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木头块。有的方，有的圆，有的像小动物，有的像小汽车。每一块，都打磨得非常光滑。

我愣住了。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盒子拿给母亲看。她看了一眼，眼泪就下来了。

她从最底下，摸出了一块小小的、刻着“十”字的木头块。

“这是你十岁生日，他给你刻的。他说，要给你做一套积木。他说，等他挣了钱，就回来……”

我一块一块地往外拿，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每一块木头上，都刻着一个数字，代表着我的一岁。一直到二十九岁。整整二十块积木，一块不多，一块不少。

原来，他不是不记得。他只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我成长的每一年。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他陪着我，一年，又一年。

我把所有积木倒在桌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第七章】

生活像一条平静的河流，继续缓缓向前流淌。

我没有再和母亲提起崇明的事，她也没有再问。但有些东西，已经悄然改变。她不再对着灶台发呆，开始跟着小区里的阿姨们去跳广场舞。她的话也多了起来，会跟我聊邻居家的八卦，会跟我抱怨菜价又涨了。她紧绷了二十年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我和林薇的关系，也更近了。她是我这场风暴里，最温暖的港湾。她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不说破，只是在我深夜失眠的时候，给我倒一杯温牛奶；在我看着女儿瑶瑶发呆的时候，从背后轻轻抱住我。

有一天，瑶瑶拿着我带回来的那个木雕，问我：“爸爸，这个爷爷是谁呀？”

我把她抱在怀里，告诉她：“这是爷爷，住在很远的一个小岛上。他会做很好看的风筝。”

“那我们能去找他吗？我想看真的风筝！”瑶瑶仰着脸，眼睛亮晶晶的。

我亲了亲她的额头：“好，等夏天，爸爸带你和妈妈一起去。”

我开始频繁地给他打电话。起初，还是有些尴尬，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就聊天气。成都今天出太阳了，崇明今天下雨了。后来，慢慢地，话就多了起来。我会跟他讲公司里的趣事，讲瑶瑶又学了什么新本事。他就在电话那头静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或者笑一笑。

有一次，我跟他说，我妈最近迷上了打麻将，手气还挺好。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他那浓重的川普，低低地说了一句：“那就好，那就好……她啊，打麻将老是输，一输就噘嘴巴……”

我的眼泪，差点又掉下来。

原来，他什么都记得。记得她的喜好，记得她的小脾气。二十年的光阴，冲刷了很多东西，但有些记忆，像刻在石头上，风吹雨打，也磨灭不掉。

第二年春天，我接到了李阿姨的电话。

她说，他走了。

是在一个午后，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还拿着一块没刻完的木头。睡着了，就没再醒来。很安详，没有痛苦。

我立刻买了机票，飞往上海。

还是那个小院，橘子树已经冒出了新芽。李阿姨把一个包裹交给我。她说，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交代她，如果他哪天不在了，就交给我。

我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套崭新的、上了漆的积木。旁边还有一张纸，上面是他用颤抖的笔迹写下的一行字：

“给我的孙女瑶瑶。祝她，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我把他和那个叫瑶瑶的小女孩，合葬在了一起。墓碑上，没有刻生平，只刻了一行字：

“一个爱做风筝的父亲。”

处理完后事，我没有立刻回成都。我在崇明又待了两天。我去了东滩，看了那场壮丽的日出。我租了一辆自行车，骑行在乡间的小路上，路过大片大片的稻田。风从耳边吹过，带着泥土和青草的芬芳。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说，这里很好。

这里，安放着他的悔恨，他的思念，和他最后的那一点点安宁。

离开崇明前，我发了那条朋友圈。

“我是成都人，去了趟上海崇明，不得不说，崇明比网上评价的还要好。”

是真的好。因为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迷路了二十年的父亲。在那里，我终于和我那拧巴了半生的青春，和解了。

回到家，我把那套新的积木拿给瑶瑶。她高兴得又蹦又跳。

母亲走过来，拿起一块积木，摩挲了很久，轻声说：“你爸这手艺，还是那么好。”

她的语气里，没有恨，没有怨，只有一丝淡淡的、像烟雾一样的怀念。

我知道，我们家的那场雨，终于停了。天空，正在慢慢放晴。

来源：乐天派风声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