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国际主义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国际主义认识和理解的历史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践行国际主义精神的实践成果。毛泽东基于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关系
【摘要】毛泽东国际主义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国际主义认识和理解的历史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践行国际主义精神的实践成果。毛泽东基于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关系的辩证分析和深入思考，科学回答了在抗日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怎样坚持国际主义等问题，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观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和最大特色，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国际主义观既具有马克思、列宁国际主义观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实际和特点的中国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指导思想，并成为新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理论基石。
国际主义是指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基于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求无产阶级跨国界团结、互助与合作的思想与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本原理，是全人类解放的必然实践路径。毛泽东作为一个“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怎样坚持国际主义等问题，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观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一、毛泽东国际主义观的生成逻辑
毛泽东国际主义观是在抗日战争这一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空前危机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与中国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1、毛泽东国际主义观生成的理论逻辑
毛泽东的国际主义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基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著名口号，形成了系统的国际主义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理论基础。其主要内容：一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国际性的事业。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快速发展，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并不断扩张，各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整个世界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之中。各国的资产阶级出于共同的剥削立场，“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同样，面对已经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原则才能取得成功，“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二是世界革命是国际主义实现的路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全世界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又必然有赖于世界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三是共产主义是国际主义的最终目标。无产阶级通过国际的联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进而实现“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观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创立和领导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基于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一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的国际联合。列宁根据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将全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争取阶级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他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与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相结合，否则不可能取得胜利，进而提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要求。二是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始终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战争的狭隘民族主义行为，坚持必须“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从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列宁并未满足于本国人民的解放，他反复强调：“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三是明确指出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列宁强调，“我们的事业是国际的事业，因此在一切国家（包括最富有和最文明的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完成以前，我们的胜利只是一半，也许一半还不到”，共产党人必须在推进本国革命的同时支持和援助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经过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重要指导，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立足于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并使之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国际主义观。
2、毛泽东国际主义观生成的历史逻辑
毛泽东的国际主义观是在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演进中产生的。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是两头好，中间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这客观反映了共产国际各历史时期对中国革命的主要作用。
1919年3月，在列宁的组织领导下，共产国际建立。初期，共产国际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成立的，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联合第三国际”的原则。党的二大正式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共产国际对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在早期“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世界革命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而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估计又严重不足，进而导致一系列不符合实际的错误判断。尤其是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将“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进入“中间不好”的历史时期。各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及其策略的要求，在行动上出现了“左”的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各国革命力量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这种情况直到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才得到改变。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一段时间，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出现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在缺乏对中国革命客观实际深入认识的前提下，作出一系列错误指示，导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的失败、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展革命斗争创造了根本条件。同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共产国际进入“两头好”中的“后一头好”时期。为纠正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严重错误，应对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崛起，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实现了战略的转变。大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将反法西斯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要求各党纠正“关门主义”错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此外，共产国际七大还作出“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组织事务”的决议，扩大了各国共产党的战略自主权，使各国共产党获得了独立探索符合本国国情革命策略的重要契机和空间。中国共产党利用共产国际扩大各党自主权的契机，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抗日战略方针，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指明了方向。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与毛泽东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同，王明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1938年3月，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中共中央派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领导人经会议讨论，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认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认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纠正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943年5月，由于各国共产党愈发成熟以及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环境的复杂，“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为了消除这种妨碍，共产国际作出了解散的决议。此举为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本国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在逐步确立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的内部条件，以及共产国际七大作出的积极战略调整直至最终解散的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为毛泽东国际主义观的形成创造了历史条件。
3、毛泽东国际主义观生成的实践逻辑
毛泽东国际主义观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中时间最长、斗争最艰苦、环境最为复杂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生死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客观要求，也提供了解决国际问题的宝贵经验。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沦陷。东北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协助下，组织起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战斗。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一直坚持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把共产党作为最主要的敌人，最终导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曾一度较为积极抗战，国共两党在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之下共同抗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其侵华策略，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日占区，加紧扶持傀儡政权，大力发展汉奸组织。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方针和坚持抗战、克服困难、巩固团结、推动进步等一系列政策，进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抗日战争既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是最早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长期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迫使其放弃“北进”战略，推迟“南进”扩张计划，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因兵力深陷中国，导致太平洋战场兵力薄弱，最终战败。中国共产党不仅专注于中国战场，还在推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合作、支持和声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毛泽东敏锐把握形势变化，调整对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提出和构建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要求中国共产党“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国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最终形成。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多种方式谴责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行径，积极声援和支持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它既是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又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正是在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的认识，极大拓展了观察和解决国际问题的视野，为毛泽东国际主义观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毛泽东国际主义观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国际主义观既具有马克思、列宁国际主义观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实际和特点的中国特色。毛泽东通过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重大关系的辩证分析和思考，将马克思、列宁国际主义观的一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回答了在抗日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怎样坚持国际主义等问题，明确了抗日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国际主义观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和最大特色。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的本质特征
毛泽东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地位转变切入，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的本质特征，即被压迫民族和国家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本民族的解放，从而回答了抗日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的逻辑前提问题。
第一，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将为本国无产阶级更好践行国际主义创造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全人类的解放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在中国，无产阶级想要获得解放，更好践行国际主义，首先就要战胜妄图灭亡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认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当帝国主义入侵这种国家的时候，“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日民族矛盾超越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唯有如此，才能为本民族无产阶级的解放创造条件。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然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是客观存在的，为了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应该“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
第二，中华民族的解放必将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创造重要前提。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自身就具备国际主义的属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就使作为革命第一阶段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当中日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自然应该是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时“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抗日战争的胜利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胜利创造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
第三，抗日战争本身就具备重要的国际意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它对内剥削人民，对外发动战争，是“人类公敌”。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提出并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中国共产党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又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对抗日战争性质、基本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是日本的困难；第三是国际的援助。”这一论述构成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胜利条件的完整思想，明确了在抗日战争条件下践行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依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离不开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毛泽东反复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国际联合上，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从而回答了抗日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的问题。
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始，民族矛盾就已经超越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即“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也要与“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进行联合，“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从而领导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完成“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的任务。毛泽东强调，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同时，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就是“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被国民党“溶解”或削弱。
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战争中，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在此情况下，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离不开中国自身的力量，同样“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而抗日战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以及英、美等国同日本之间矛盾的逐渐激化，决定了中国必然能够“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毛泽东将可以联合的国际力量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联合苏联，这是“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二是联合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可以联合的重要力量。三是“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这是从内部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同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希望寄托于外国不同，毛泽东始终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主张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国际联合。这一主张继承和发扬了恩格斯指出的“民族独立实际上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的思想，将中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这是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原因。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的最大特色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主义观，即融入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观的最大特色。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就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就是“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
毛泽东认为，爱国主义作为一个现代政治话语，其具体内容应该由历史条件所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法西斯的“爱国主义”是对爱国主义本质的扭曲和滥用，其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法西斯以“保卫国家”或“拓展生存空间”为借口，哄骗人民群众，发动对外侵略，这一“爱国主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同法西斯的“爱国主义”截然相反，德国和日本的共产党人是侵略战争的反对者，他们应该“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符合日本和德国人民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中国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就是“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毛泽东揭露法西斯“爱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此类“爱国主义”实为垄断资本转移国内矛盾、攫取殖民利益的工具，与无产阶级捍卫人民根本利益的爱国主义存在本质区别。
毛泽东还认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必须既“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又反对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对立。他指出：“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共产党员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爱国主义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毛泽东强调:“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付出巨大牺牲，为人类和平和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他指出，以白求恩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实践，彰显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观不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观的最大特色就是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通过领导本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进而支持和援助其他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
毛泽东国际主义观科学回答了在抗日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怎样坚持国际主义等问题。其理论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于抗日战争的伟大国际主义意义，同日本侵略者展开坚决斗争，实现中国的进步，其所创造出的“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
三、毛泽东国际主义观创立的重要价值
毛泽东国际主义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新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理论基石。
1、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战略眼光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国际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一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利用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来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这一主张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系统解决了被压迫民族在革命中如何坚持国际主义的问题，创造性提出并实践了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具体形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理论。这一思想深刻回答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国际主义、怎样坚持国际主义的问题，破除了长期以来部分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主义观的教条化理解，反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提出的所谓“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的污蔑。这一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毛泽东留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处理民族利益与国际责任、独立自主与国际合作等重大关系的辩证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毛泽东国际主义观，以其深刻的辩证思维和鲜明的问题导向，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凝聚了全民族的抗战意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导。毛泽东科学解决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问题，使全党深刻认识到，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本身就是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的最高表现，实现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的辩证分析统一了全党思想，极大地激发了全党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争取民族解放和赢得国际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强大动力。毛泽东基于对世界格局的深刻洞察，阐明了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并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要坚持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寻求国际联合的方针，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国际主义观为促成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为抗日战争赢得了宝贵的国际同情和支持，极大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新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理论基石
抗日战争中形成的毛泽东国际主义观，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奠定了新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这也成为新中国外交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根据国家核心利益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独立自主判断形势、制定政策。这一原则是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源头活水，并贯穿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始终。毛泽东关于国际主义的科学论述，提供了处理复杂国际关系的辩证方法：处理国际问题既要立足国情，又要着眼全球；既要践行国际主义，又要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既要善于利用国际矛盾争取有利条件，又要始终以自身力量为基础。这种辩证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制定务实有效外交战略的重要思想武器。毛泽东国际主义观蕴含平等互利、和合共生的价值内核，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这一思想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源头与理论基石，其中所展现的超越零和博弈、追求共同发展的辩证思维，为当今世界推动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类文明进步，就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国际主义观中蕴含的辩证思维与天下情怀，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在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践行大国担当，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格局中保持战略定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