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咱们唠唠周秦之变。周秦之变，那涵盖的可多，从周朝到秦朝，政治、制度、体制之类的，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就说都官和地方官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吧，这小小的细节，就把当时行政体系里内外有别的特点给体现得明明白白。

今天咱们唠唠周秦之变。周秦之变，那涵盖的可多，从周朝到秦朝，政治、制度、体制之类的，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就说都官和地方官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吧，这小小的细节，就把当时行政体系里内外有别的特点给体现得明明白白。

不过，今儿咱重点聊一个更有意思的事，为啥咱们对历史的认知，跟真实的历史事实差那么多呢？这问题可太关键了，背后还藏着一堆复杂又重要的历史议题。

咱在探究秦汉史的时候，会发现它能分成俩部分。

第一部分，是从周到秦自然演变出来的制度体系，也就是周制慢慢变成秦制。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得历经好几百年，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才促成了这变化。你想啊，从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开始，一步一步到秦朝的高度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每一步都带着社会大变革的影子。

另一部分就是从周制到汉制的转变。这可不是简单的制度变化，本质上是观念思维影响了现实政治体制。

好多人，甚至不少研究者都觉得，周礼就是周朝实际施行的制度。但早在清末民初，就有学术界的老先生研究发现，这周礼、仪礼和礼记，也就是 “三礼”，其实是战国到秦汉时代成书的儒家政治理想总集，压根儿不是真实的周朝制度。

举个简单例子，《周礼》里说大朝会的时候，三公在三棵槐树下面办公。可咱研究金文中的周朝官制就会发现，金文中根本没三公的设置。

金文那可是地下出土的青铜器上，西周人直接记录的当时信息，靠谱得很。而且金文中的官制，不光是三公，其他官职也很难跟《周礼》里整齐划一的制度体系对上号，差别老大了，就连立法原则和制度原则都不一样。

咱曾经提到过卿事寮和太史卿事寮，这俩之间就有两个不同的职务序列。但在周礼的体系里，这俩序列划分得可没那么清楚，远远没达到并列、并行的地步。

事实上，《周礼》很多内容是参照存世文献里对汉朝，特别是东汉之后制度文书，进行的描述和解释，或者说是汉朝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处理、回溯和解释之后的一套体系，只不过，这套体系跟出土的秦简、汉简里展现的秦朝和汉初政治制度，没啥直接关系。区别可明显了。

以前咱们了解汉朝制度体系，大多是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然后再顺着《后汉书》《续汉书・百官志》这些记载的制度内容去看。可以说，一直以来，“汉承秦制” 都是咱们回溯秦朝制度的主要依据，大家都觉得汉朝制度就是秦朝制度的延续，俩差不多。后来又根据史书记载，给秦汉制度贴上法家、儒家、黄老这些标签。

可随着考古发现越来越多，这传统认知确实是被狠狠打脸了。

1975年云梦秦简出土，2000年左右里耶秦简问世，还有岳麓书院藏秦简现世（这部分是被盗掘后流出，后来收回藏在湖南岳麓书院，相关整理和试读著作都出到《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了），一下子把秦朝基层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神秘面纱给揭开了。

这些秦简里有好多案例和律文，其中律令的法言法语部分，跟《史记》里好多记载特别契合，逻辑关系明明白白的。

《史记》跟《汉书》可不一样，它虽然不是专门记载制度的书，像货殖列传这些，更多是叙述和叙事写人，但这些人物活动的专有名词，跟秦简里的名词一对照，肉眼可见的能对上。可是再拿100多年后的《汉书》跟秦简比，就能看出有差别了。

还有一些比《汉书》更晚的《汉书》注释作品，大多出现在东汉到唐朝之间，在出土材料没出现之前，它们对制度史回溯可重要了。比如如淳、韦昭引用的汉代律令，像尉律、戍律啥的，反映的是东汉的法律，可不是西汉初年的，更不是秦朝的。

我们从史书记载上，就能知道，汉朝建立后，刑法改了好多回。比如汉武帝那时候，张汤、赵禹他们参照儒家经典，用春秋决狱的方式大规模改律法。汉宣帝又觉得律法太重，再次提出修改。至汉元帝时，儒家思想地位上升，律法接着调。他儿子汉成帝也改了律法。

只看这么一点记载，我们就能知道，东汉的法律跟西汉初年的法律差别必然很大，跟秦朝法律更是差得没边儿了。毕竟社会环境变了，咱虽然不好细究法律体系变化过程，但从结果看，那变化简直翻天覆地。

西汉初年制度和秦朝制度，在思维体系上其实跟周制是一脉相承的。

就拿爵位和对应的分封制来说吧，咱一般觉得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就结束分封制了。

可实际上，分封制压根儿没消失。秦国和秦朝，从岳麓书院秦简的法律中，我们能知道，“卿爵”和大夫爵级的界限是“五大夫”，至少在五大夫以上的贵族阶层，都是有封邑的。

秦宗邑瓦书拓片

比如秦国的秦宗邑瓦书，也就是一块带着诏书的瓦片，就能证明，受封者对封邑有类似 “永久产权” 的东西，这跟周朝封邑制度很像，而且策命文书的文本结构也差不多。

要知道，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断代时间是在秦二世时代，当时的法律仍旧提到高级贵族拥有封邑，且秦国的卿爵封邑是代代不绝、世袭罔替的分封，就说明了，秦朝就算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体系，周制的分封制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

不仅如此，刘邦建立汉朝后，不光分封刘姓诸侯王和功臣列侯，一样分封了拥有封邑的功臣。《史记》《汉书》这些史书都明明白白写着赐予封邑的事。

比如《史记・萧相国世家》里说，封萧何为酂侯后，他们家父子兄弟十几、二十人都有封邑。这就说明，分封制可不只是封侯、封王，有封邑一样是分封制，因为封邑，并不像后世一样，只是给户口食租税，而是给了受封者永久产权。

当然，秦朝和西汉初年一样，诸侯也没少封，比如，《新唐书・宰相世袭表》里有赵括兄弟赵牧的儿子赵兴，被封武安侯的记载；《史记・萧相国世家》也有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 的记录。至于秦国历史上，商鞅、魏冉、“四贵”，还有吕不韦和嫪毐，他们都有封邑、封国，都是实打实的诸侯，不是虚封的。

过去，咱们一直以为郡县体制和分封体制是完全对立的，可从法权或产权概念分析就能发现，秦和汉初在郡县制大框架下，还有好多封邑和封爵。这说明咱的认知和历史真相差得挺远，可不应该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所以啊，咱研究历史可不能光靠传统文献记载和固有观念，得多结合考古发现这些证据，全面深入探究，才能离历史真相更近一步。

来源：刘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