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晋察冀根据地步行绕过敌人据点调到东北的。不久，在沈阳随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到了本溪，此后就一直留在本溪工作。此间，经历了减租减息、剿匪、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土地改革，达5年之久。在革命战火中，我和本溪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时的本溪虽然

从本溪调到庄河县

我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晋察冀根据地步行绕过敌人据点调到东北的。不久，在沈阳随东北局和辽宁省委到了本溪，此后就一直留在本溪工作。此间，经历了减租减息、剿匪、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土地改革，达5年之久。在革命战火中，我和本溪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时的本溪虽然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和平建设正待开始，但反革命残余尚未肃清，一系列社会改革还没进行。我本想留在本溪再多做些工作，可1950 年3月接到辽东省委的调令调我到庄河工作。当时，感到本溪县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愿离开出生入死在一起共同战斗的战友和鱼水相依的本溪人民，实在有些留恋之感，但经过反复考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因此携同和我一道工作的孟静(我爱人)告别了战友，踏上了新的征途。

初到庄河的感性认识

当时庄河县委住在一个卍字会的旧址。一座背靠陡崖的三层小红楼，阳光不足，室内又潮湿，阴得不能住人，大家只好挤在楼下边两套四合院的平房里。当时县委书记王德真同志住一间大房，和办公室合在一起。县委给我分了两小间(实际也是一大间隔开的)。里屋作卧室，外屋办公。组织部长段本庄同志和副部长阎成山同志、团委书记董文英同志、妇联主任刘华同志(王德真爱人)、县委秘书王秀龄同志、机关党委书记刘宗修同志及宣传部副部长陈永家同志，都是办公室和宿舍合在一起的。

我刚到庄河时任宣传部长，是县委常委。宣传部的干事有金凯、徐保安、张宝久、任某(名字忘了)等同志，还有县农民报的两个记者兼编辑张启胜和陈先富同志。当时县委机关只有一辆马车。县里主要领导在战争结束后骑的马也取消了。那时下乡或开会都是骑自行车，也可以说那时是自行车时代。

当时县政府县长是张和轩，副县长刘殿乙，公安局长栾汝琨，法院院长蔡玉盛，检察院长郭春来，武装部长王连壁、副部长商某，农林科长李振权、副科长邱某，财粮科长王德宪，工商科长姜子正、副科长孙景令和郑希兰，教育科长张逊、副科长宋仞千，民政科长曹久芳，后来是王成久，事务秘书刘子孝，人事科长李绍新，卫生科副科长彭秀琴，计委副主任郝景春同志(有些人名忘记了，只好以某同志相称)。县政府的地址在伪满县公署的旧址，二层楼。水刷石墙面，楼房虽不算高大，但在当时也算是庄河的惟一比较漂亮的楼房了。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海上来往的帆船，还可看到海水涨潮、退潮的情景。每当海水涨潮时，渔船顺水可进入街内鱼市，街两旁除国营水产公司和鱼类加工厂外，都是鱼商鱼贩。当时鱼市相当繁华。海水退潮时渔船又顺水回到大海各奔他乡。

庄河县当时有六十万人口，县内有英那河、碧流河和庄河穿插环绕，还有相当长的海岸线，海上有石城岛区，管辖王家岛和小王家岛，岛上还有一个东北人民政府领导的麻疯病院，院长姓白，党的关系仍在庄河。沿海有一些小海港虽然不大，但甲午中日战争和甲辰日俄战争时，日寇曾在花园口等港口登陆。庄河县境内有山区、有平原、还有丘陵，虽没有铁路但公路四通八达。海陆可去上海、大连和胶东很多城市，交通也算方便。庄河的重工业很少，除有个芙蓉铜矿之外，大都是些轻工业、盐业、鱼类加工业、修配业和汽车船舶运输业。总之，该县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当时主要农作物是玉米、高梁，另外还产花生、棉花、水稻和柞蚕，但比重不大。苹果产量较少。特别是庄河的大骨鸡和鸡蛋个头大，全国有名。庄河的山、河、沿海和丘陵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感到庄河的确有许多可爱之处。

当时干部的生活情况

那时国家干部都实行供给制。一年四季的服装和粮票、菜都是国家供给的。组织上为了照顾体弱干部，给发点保健费。机关干部都吃公共食堂，分大、小灶。大灶主要吃粗粮玉米面窝窝头，有大米，但很少，肉每周能吃一二次，鱼类却能经常吃。我吃小灶，也不过是粗粮细作什么的，如玉米发糕、油烙煎饼，大米、白面稍比大灶多点，肉每周有几次，鱼虾每天都有点，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有的同志就是想在外边买点好的吃，没有钱，又怕其他同志说闲话。孟静同志当时正怀孕，又不能吃，一度身体很消瘦。后来为了改善干部的生活，机关搞了点副业，县委办了个盐场，县政府办了个麻袋厂，用少量的收益补贴伙食也是微乎其微。那时虽然生活艰苦，但干部的革命热情相当高，大都兢兢业业积极为党工作，精神状态很好。

初到庄河县的工作重点

我是1950 年3月份到庄河县，当时主要工作是抓生产互助运动。因为土改完成之后农民分到了土地，自然万分高兴，生产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但具体困难很多。例如有的农民没有劳力或劳力不足，有的缺少农具或农具不全，有的没有牲畜，有的过去没种过地缺少农业技术等等，这些因素都限制着生产的发展。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中央号召的搞生产互助，通过互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解决上述矛盾并可推动生产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为此，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到农村蹲点。每个领导都掌握一个典型互助组，从试点中吸取经验，指导全县运动。各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也每人掌握一个点，同时还抽调大批得力干部配合。那时县政府机关的农林科干部都下农村搞生产互助。在宣传鼓动和传播经验方面，除利用大小会议和现场参观外，还利用县办的农民报推动运动的发展。当时庄河县委有一个印刷厂，还有两个记者兼编辑。农民报办的质量还不错，很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也受到过省委的赞扬。当时由于大家工作深入、踏实，措施得当，所以生产互助运动发展的较快而且也比较健康。由于开展了生产互助，解决了当时存在的矛盾，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产量大幅度的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南朝鲜李承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大举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犯，敌人叫嚣，要在几天内完成北伐(指全部把北部朝鲜吞并)。美帝国主义打着所谓联合国的招牌直接在朝鲜银川登陆，美帝司令也叫器鸭绿江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也就是说一口吞并了朝鲜还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大好河山。那时敌人估计，中国人民打了几十年仗，无力抵抗他们，也根本就没有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放在眼里。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侵略野心，动用了大量的海陆空军，并动用所有的优良装备和先进武器，甚至把细菌武器也投入使用，把朝鲜当作他们的武器试验场。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国政府曾多次向美帝抗议，但敌人却置若罔闻，误以为我国软弱可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各民主党派也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全国各地广大群众也纷纷集会上街游行，迅速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紧接着，在1950 年10月25日，我国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庄河县紧靠前线，受战争影响较大。因此工作中心迅速转向了抗美援朝工作。我县立即召开了各种会议和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动员，群众也纷纷上街游行，表示抗美援朝的决心。坚决拥护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在高度爱国主义思想基础上，县里组织了上千人的担架队，由副县长刘殿乙同志率领入朝，配合志愿军作战。同时动员了大批青壮年参军参战。县政府集中所有人力畜力为部队运送粮草和军需物资，接着又派几千民工赴安东抢修临时飞机场，加速建设空军基地，以便打破美帝的空中优势。为了鼓励民工积极性，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到安东工地慰问我县民工。当时庄河县人民在全力以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中，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在朝鲜战争形势一度极端恶化的情况下，省、县干部作了较大的调整。原省委书记张闻天，省主席刘澜波调到中央工作，由张启龙同志接任省委书记，高扬同志接任省政府主席，李涛提为副主席，宋洁函任省委组织部长(刘英随张闻天调中央工作)，庞然任副部长。1951年1月，张和轩调省工作，任命我为庄河县长，由曲洪发接任县委宣传部长职务，提原县教育科长张逊任县政府政务秘书，原武装部长王连壁同志调走，省军区派赵、朴二位正副部长接任。当时，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我参加了。到安东市内一看，简直和过去的安东大不一样了，由一个美丽的和平的城市变成了乌烟瘴气、充满着火药味、一触即发的战场，隔江相望，战火纷飞，朝鲜最北的城市新义州被炸成了废墟。连接中、朝两国的鸭绿江大桥被炸断数次又被修复了。敌人飞机也每天到安东上空盘旋，偶尔还看到空战。火车站堆满了全国各地运来的抗美援朝物资，全都伪装起来，等待夜幕降临后运往朝鲜前线。安东街上来往的汽车和部队拥挤不堪，本来宽敞的大街变得很窄，十字路口有很多交通警指挥，也存时被堵塞。防空洞很多。省政府机关也机转移到较安全的地方。汽车的喇叭声，空中飞机的嘴嘴声，人喊马叫的哺杂声，形势十分紧张。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作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还要作出撇出安东市及沿海几个县城的准备，其中包括庄河县也在准备撤出之列。这样一旦敌人进来，我们少受损失，那时我们就把大口袋张开，把敌人放进口袋里再打。这虽然是我们不希望的下策，但不能不作最坏的准备。这个会议主要讲战争形势和当前任务。

此时我们庄河地区海岸线、海港都发现敌人的信号弹，敌特乘机首先向我们开始进攻了，企图上公开敌人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他们到处放信号弹，制造谣言，中途抢劫，夺我干部的枪支，扰乱人心。后来从公安部门获得情报得知，其中有的敌人是由南朝鲜派遣来的，还有台湾国民党从海上潜入的，也有当地历史反革命和土匪企图变天。当时庄河一度社会秩序较乱，人心不稳。

我县根据省委会议精神，结合本县实际情况作了具体部署，一方面公安部门协同驻军进行剿匪清查敌特;另一方面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进行层层动员，讲清当前形势和任务，抓好社会治安，稳定民心，树立必胜信念。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抓紧疏散机关干部中的老弱病残同志，把他们平安地疏散到长岭子山区。所有的档案和文件都作了妥善处理，重要的物资也运到安全地方。同时做好我机关撤离的准备工作，机关干部除动员安排好家属以外，都进行了轻装准备，一旦敌人占领庄河，我们马上能集合出发。另外加强了灯火管制。各单位都挖好了防空洞，防止敌人空袭。为了作好撤离后再打回来的准备，此时东北军区贺晋年副司令员和周勇参谋长带领一批苏联专家和参谋入员来到庄河。为了保证首长和专家们的安全和顺利进行工作，住宿办公都安排在县政府大楼，把我的办公室及会议室都腾出来供首长们使用。首长们昼夜不停地奔波，爬山头、看海港、跑遍了海岸线，参谋人员不停地测量地形。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工作，完成了任务。贺副司令员非常感谢我们地方政府的热情帮助。他说，庄河有这么长的海岸线和许多海港，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我们必须作好一切准备。最后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要他帮助解决。我说镇压反革命、维持社会治安、剿匪等，我公安部队人手少，请驻军协助。贺副司令员命当地驻军照办。

后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逐渐举握了战外规律。别看敌人利用白天狂轰滥炸和进攻，到了晚上他们就寸步难行了，也就是说晚上是我们的天下。白天，我军依靠坑道，抵抗敌人，让他们不能前进;夜间，我们发动攻势，向敌人进攻，大量杀伤敌人。鸭绿江大桥，白天被炸断，夜间就修复。火车照样夜间向朝鲜运送物资和部队及输送从朝鲜撤下来的伤病员。战争形势逐渐好转，开始由防御转入向敌人进攻。后来接连不断地取得了重大胜利。我方从1950 年10月25日到1951 年5月下旬向敌人进行了五次攻势作战，把美帝从鸭绿江边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以南，共歼灭敌人19万余人，其中美军8八万多，打得敌人于1951年7月10日和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在形势大大好转的情况下，我县担架队进行了换防，从朝鲜前线凯旋归来，受到省政府的表彰和奖励，给刘殿乙同志发了奖状和奖品。庄河县及时召开了庆功大会，表扬和奖励了有功人员，有的干部提拔到重要岗位，对极少数违犯纪律、临阵脱逃的干部分别进行了严肃处理，个别的给予撤职查办处分。

镇压反革命运动

县委根据中共中央1950年12月的指示和省委的具体部署，在全县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因为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反革命残余尚未肃清，朝鲜还正在打仗，如果不把反革命肃清，抗美援朝就会受到很大干扰，而且以后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无法进行。中央在这个时候决定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不但是英明的，而且是非常及时的，庄河感受更特别深刻，因为朝鲜正在激烈的作战，县内又有反革命分子和土匪骚扰，历史反革命也蠢蠢欲动，企图变天，所以县委决心很大，行动也很快。

这次运动的方针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准则，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人民战争。运动的重点，集中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革命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敌人。为此庄河县以公检法干部为骨干并抽调政府有关单位大批得力干部参加，当地驻军也大力配合。还召开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向全县人民发出镇压反革命的号召。名区、镇也相应召开了大会进行动员，大造声势，让党的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首先打掉敌人的器张气焰，用政策分化瓦解敌人，迫使敌人向我政府投降。会后县和区镇的主要领导同志都深入到基层试点，在点上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经验，并以书面通报形式进行交流，以此推动了全县的运动。

在试点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敌入在镇反开始并不想低头认罪，而是企图负隅顽抗，积极进行秘密活动。如有的拉拢亲友建立保护网，有的用金钱甚至用美人计收买拉拢干部，有的和同犯订立攻守同盟，有的转移财物，还有的写恐吓信威胁干部和知情人，也有的想远走高飞，妄想软硬兼施，进行垂死前的挣扎。根据上述情况，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有力措施。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派人监视起来，发现逃跑，立即拘留;利用敌人亲属和知情人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有针对性地向敌人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揭露敌人的企图和幻想及非法活动，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体现我党的政策，在掌握确凿证据和全县驻军的配合下，分几片召开了公审大会。县里主要领导在大会上讲话并宜布敌人的罪状和对敌人的判决。各片都把罪大恶极、血债累累、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反革命，当场杀了一批；把罪恶不大、表现较好的当场宽大释放一批；把罪恶虽不太大但仍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重判一批；把罪恶虽大但主动交待又有立功表现的从宽判处一批。使敌人知道，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大会明确地指出，坦白交待，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的，政府给予出路，前途是光明的；拒不交待，对抗到底的，死路一条，别无途择。此次大会对敌人震动很大。会后各地罪犯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坦白交待，主动揭发别人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也有的徘徊不定，个别罪大恶极企图逃之夭夭。总之，敌人处于土崩瓦解之势，群众觉悟也随着运动的深入而逐渐提高。后期少数隐蔽较深的暗藏的敌人也逐渐被揭露出来了。当时敌人的处境可以说是山穷水尽，孤立无援。在公安人员严密侦察和人民群众层层包围之下所有的敌人均未逃脱人民的法网。运动后期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判的判，该管制的管制，该释放的释放，都作了妥善的处理。此后敌人的信号弹也就消失了。在庄河当时出现过一段“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空前未有的良好社会秩序。

这次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也是空前未有的。运动打击的范围包括历史的和现行的，还包括隐蔽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庄河县这次运动由于有上级的正确领导和驻军的密切配合和全党干部不分昼夜的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搞得比较彻底，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这是主流。但运动刚开始，也出过点小毛病。由于开始发现有些干部群众包庇窝藏反革命分子，县委提出过“反包庇、反窝藏”的错误口号，但时间很短，被来庄河视察工作的省委书记张启龙帮助纠正了。在以后运动过程中都是比较稳妥慎重的。例如调查材料的核实、批准、逮捕、审判和判决，区别对待等等都坚持了实事求是、以惩治反革命条例为准则。例如县人民医院外科某大夫，公安机关提出因有意害死人命应予枪决，我们因拿不准，立即请示了正在庄河检查工作的省政府主席高扬，他又电告省人民医院亲自来庄河调查，经查此事完全合乎医疗规程，因此否定了有意害人的罪名而重新改判。另外，为了核实材料和准确的量刑，还通过人大代表们抽查复审，凡有出入的都进行了纠正，达到了稳、准、狠的目的，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到1952年初，我县镇压反革命胜利结束。

镇反运动，有力地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并为“三反”、“五反”、经济建设扫平了道路。由于镇反的彻底胜利，全国也宣告治安稳定。此时中共中央决定，除公检法人员外，所有干部的自卫手枪全部上缴。我首先把自己带了十几年心爱的枪牌橹子和镜面匣子两支手枪及警卫员带的卡槟枪和自动步枪都统统上缴了。后来其他干部手枪也都如数上缴了。

“三反”运动

1951年底，中共中央又发出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指示。当时不法资本家乘抗美援朝之机从中牟取暴利，对抗美援朝加工订货的物资进行偷工减料，大发国难财，另外采取府蚀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手法进行偷税漏税、盗窃情报等等非法活动。这给抗美援朝、国防建设、文化建设、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根据以上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先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

庄河县从1952年初开始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本县具体情况部署“三反”运动。整个运动由县委统一领导，县委常委分工负责。县委书记王德真同志负责县委机关并照顾全面。我负责政府机关，其中包括县政府直属单位的工作。党总支负责具体领导。进行的步骤，首先在县机关从县主要领导开始，然后科局级干部，而后再逐渐铺开。当时县委书记王德真同志正在省里开会，工作时间要求紧迫，因此我主持在县直属机关召开了动员大会。我首先作了检查并号召群众揭发问题，紧接着公安局长栾汝琨同志也在公安局机关作了检查。我们打了第一炮。

运动开始，群众顾虑重重，不敢给领导提意见，后来经过反复动员，党总支又做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工作，运动才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对我的检查，绝大多数同志是满意的，但少数人在“左”的思潮影响下，认为我没有贪污是不可能的；甚至还有一种论调说，干部越老贪污就越多等说法，但无证据。还有的提出县政府的厕所都是琉璃瓦的，比他们的办公室都好得多，少数人纠缠住一些无关小事，王德真同志又不在，我自已又不好解释，因此僵持了几天。正好省主席高场同志来庄河，听了各方面的汇报后，在县机关大会上作了一次报告，使存在的问题才得到正确解决，此后我才脱出身来领导运动。栾汝琨同志因问题复杂，所以拖的时间较长些。王德真同志从省里回来也在县委机关作了检查。虽然王德真同志是个艰苦朴索的同志，也有少数人纠缠，但没有事实根据，只是怀疑。当时由我主持会议，我有权进行说服解释，因此很快就通过了。此后我和王德真同志一道领导这个运动，逐级铺开。

后来又出现一些“左”的苗头。例如，芙蓉铜矿程矿长是个老同志，思想作风都很好，甚至钢笔裂开也要用线绑上继续使用。但在“左”的环境影响下，个别人误认为这是为了掩护他的贪污而要的花招，而这些怀疑都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矿总支书记来县委汇报后，县委批评了他。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要实事求是，怀疑只能作为调查的线索，不能代替事实。他回矿后，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限制了程矿长的人身自由，生产也没人指挥了。为此，县里立即上报省委。后来省委派来代表，同有色金属管理局局长亲自到铜矿才纠正过来。当时县委对“左”的错误进行了抵制，也做了大量工作，使庄河的运动发展得比较健康。

1952年10月，运动尚在进行中，我就奉命调到中央粮食部工作。我离开庄河，在北京工作时，听说庄河后来在“打老虎”的形势下，“左”的错误也冒了出来。虽然主流是好的，但也错整了一些好人。

我自1950年3月从本溪调到庄河县，至1952年10月调到了中央粮食部，在庄河县工作时间不足三年，除完成县政府日常工作外，历经了生产互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镇反”运动和“三反”运动。这四个运动，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有的是前后交叉错开。此期间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能圆满完成这么多的任务呢?一方面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航向，另外还有省委书记张启龙同志、省主席高扬同志、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等同志亲临庄河指导工作，加上庄河县有一支比较团结战斗的坚强的县委领导和干部队伍才得以胜利完成当时党的各项工作。庄河县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是伟大的人民、光荣的人民。我将终身怀念勤劳朴实的庄河人民，怀念与我一道工作、共同战斗过的亲爱的战友们。

来源：洞见文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