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民国时期的西康地区，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叫刘家驹，又名格桑群觉。他的人生满是令人惊叹的传奇色彩。作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他，如同一根木头，为搭建一座坚实的民族团结与文化融合的桥梁，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在当时，他与格桑泽仁、江安西并称为“巴安（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

图为青年时期的刘家驹（喜饶尼玛供图）

在民国时期的西康地区，有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叫刘家驹，又名格桑群觉。他的人生满是令人惊叹的传奇色彩。作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他，如同一根木头，为搭建一座坚实的民族团结与文化融合的桥梁，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在当时，他与格桑泽仁、江安西并称为“巴安（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三杰”，备受赞誉。

1900年，刘家驹诞生于川边巴安县。他的父亲刘观镛是汉族，母亲则是藏族。父亲曾在巴安军粮府官话学堂任教，这份特殊的经历，就像一颗文化的种子，在刘家驹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中华传统文化浓厚兴趣的根苗。1905年，年仅5岁的他，便走进了父亲任职的官话学堂读书，开始了探索未来世界的奇妙旅程。到了1910年，他顺利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堂进一步学习，小学毕业后，又一头扎进私塾，继续在汉藏语文的知识海洋里遨游。

1917年，命运给了刘家驹一次严峻的考验。彼时，他在白玉县担任边军营部录事，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左脚受伤致残。但生活的挫折并未打倒他，伤好后，他便进入巴安华西学校初中班，学习藏文、英文以及初中课程。凭借着出色的天赋和刻苦的努力，他在学习过程中脱颖而出，兼任了华西初小国文、图画教员。从1920年到1923年，刘家驹更是挑起了华西学校校长的重担。1924年，他展现出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开办了巴安平民益智书报社，这里不仅设有图书馆，他还亲自动手自制墨、粉笔，教平民百姓写字。不仅如此，他还创办了平民儿童俱乐部，积极参与组织西康巴安国民协进会，并担任副会长。1926年，他出任巴安县代理教育科长，三年后，正式成为科长，在教育领域发光发热。

刘家驹才华横溢，精通汉藏双语，在文学创作方面造诣颇深。他一心扑在推动教育普及和文化发展上，很快便成为当地声名远扬的文化名人。

1929年，刘家驹迎来了人生的又一重要转折点。他与在南京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的老同学格桑泽仁取得联系，应其热情邀请奔赴南京，开启了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工作生涯，还兼任《蒙藏周报》报社藏文部主任，负责编辑和管理藏文稿件。刚到内地不久，1929年6月1日，他有幸参加了国民政府成立后首次举办的规模宏大的政治仪式——在南京为孙中山先生举行的隆重庄严的奉安大典。这场大典影响了他的思想，也开启了他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探索之路。

在此期间，刘家驹先后担任藏事处科员、调查室调查员、第三科科长等职，积极投身于民族文化的传播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以及“中华民族”相关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有学者考证认为，1930年，他是首次将“中华民族”一词翻译为藏文的人之一。1931年，在一篇文章中，他首次在自己的文字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提出中央在西康推行党务应因地制宜，当务之急是组织康藏党义筹备会，以“加紧宣传俾西南人民，得明了帝国主义之阴谋，力求民族之解放，培养自治之能力，早日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之大团结”。他长期从事翻译工作，通过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翻译及传播，为民族团结和边疆事务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在他心中，包括藏族在内的西南人民，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参加全国性会议时，他提交了一份极具前瞻性的提案——《内地中小学校史地两科应加边疆史地材料以明边情而免帝国主义者之侵略案》，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刘家驹加入中国国民党，成为早期藏族党员之一。他不仅出席了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还参加了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的国难会议，并将自己的著作《康藏的过去和现在》分发给与会人士，大声呼吁大家重视康藏工作。同年11月21日，“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成立，刘家驹被选举为会长，在9名执行理事中，有6名是藏族，分别为刘家驹（格桑群觉）、江安西（洛松邓珠）、马定西、佛平西、杨绍西、冯云仙（女）。《国闻周报・名人录》第8卷20期专门对时年29岁的刘家驹进行了介绍。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学校（蒙藏政治训练班）的藏文教授，在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培养了解藏族文化和语言的人才贡献力量，为边疆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刘家驹的出色工作表现，赢得了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的赏识，先后担任班禅办事处、西陲宣化使公署秘书。由于表现出色，不到两年，他便出任九世班禅的高级随员，负责九世班禅的对外翻译及文电函件工作。九世班禅在南京参加各类政治会议，以及与蒋介石、戴季陶、陈诚、程潜、陈果夫、张群、张学良、阎锡山等要员会面时，都由刘家驹担任翻译。凭借这个工作机会，他结识了众多朋友，在南京官场也声名鹊起。

他还多次陪伴九世班禅前往内地、内蒙古、青海等地开展宗教和国事活动。他不仅仅是随行秘书，更是九世班禅在内地文化交流与宗教事务中的得力助手。

1932年，刘家驹担任班禅行辕秘书处处长、秘书长，直接参与了许多重大政治与宗教活动。

图为在九世班禅行辕工作的刘家驹（左）摄影：庄学本（喜饶尼玛供图）

1937年，九世班禅突然在青海玉树因病去世，行辕上下一时慌了手脚。关键时刻，刘家驹凭借着高超的政治素养和在涉藏事务中的出色表现，挺身而出，成为行辕事务的重要决策者。他即刻与罗桑坚赞等人奔赴汉口等地，向中央政府报告情况。此后，因其“翊赞宣化十有余年…素为边民所信仰，同人所依赖。此次公推会同代表卓尼绛巴纳等来渝述职”。这期间发生的“班辕事件”（行辕与西康军阀刘文辉的矛盾冲突）等，他临危受命，彰显了其在复杂事务中的应变能力，也反映出他在维护边疆稳定方面的关键作用。班禅行辕裁撤后，他被蒙藏委员会聘为顾问。

1938年6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简派刘家驹等人为考试院院长行辕参赞，前往甘孜致祭九世班禅。他凭借政治智慧，与中央政府紧密配合，圆满完成了善后工作。从边陲来到南京后，他频繁参加各类全国性会议，像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等，积极发声。

图为刘家驹参加相关会议的一张报到表（喜饶尼玛供图）

1938年4月19日的经历尤为值得铭记。他参加“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奔赴前线慰劳将士。他们的行动，一方面表达了蒙回藏等边疆各民族对抗战将士的崇高敬意，另一方面，也向国际社会有力宣告：帝国主义分化离间我国各民族的阴谋，绝不可能得逞！

刘家驹一生担任过诸多重要职务，如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立法院委员（两次）、蒙藏委员会委员等。1946年，他在中央大学边政系担任讲师，同时翻译高小语文教科书，继续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耕耘。

新中国成立后，刘家驹依旧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他全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巴塘，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四川民族出版社藏文室副主任等职。他还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版工作会议等。他的不懈努力，为促进民族团结和文化交流立下不朽功勋。

1977年9月4日，刘家驹走完了其非凡的一生，享年77岁。他留下的著作《班禅大师全集》《西藏政教史略》《汉藏合璧实用会话》《康藏》，翻译出版的《西藏情歌》《康藏滇边歌谣集》，以及1949年后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撰写的珍贵文章，不仅在当时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极高的学术与文化价值。

刘家驹的一生，是四川涉藏地区乃至整个边疆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生动缩影。他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生动地证明了中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能够为社会带来进步与和谐，也为后人树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楷模。（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来源：中国西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