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华夏碑刻的历史长河中，东汉时期的柳敏碑、樊敏碑和赵仪碑，宛如三颗璀璨星辰，虽历经岁月洗礼，却依旧散发着独特光芒。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研究东汉历史和人物关系的珍贵资料。

汉碑探秘：柳敏碑、樊敏碑与赵仪碑的人物脉络交织

在华夏碑刻的历史长河中，东汉时期的柳敏碑、樊敏碑和赵仪碑，宛如三颗璀璨星辰，虽历经岁月洗礼，却依旧散发着独特光芒。它们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研究东汉历史和人物关系的珍贵资料。

柳敏碑，开凿于公元169年汉灵帝在位期间 ，承载着孝廉柳敏的生平事迹。其碑为圭首，上刻朱雀，下刻玄武，中有牛首衔环，两侧是六件汉代玉礼器，尽显汉代石碑的流行特征。碑文开头以散文形式讲为何立碑，接着以“勒铭叹之厥辞曰”引领传主生平并传达哀思，用诔，为四言体，其后又出现“辞曰”，四言句尾再像《诗经·国风》一样用“兮”结尾，体例复杂至极，是考察汉代文章的绝佳标本。柳敏碑的碑文作者虽已难以确切考证，但能以这般精妙的文字为柳敏立传，足见其文学造诣颇高，在当时或许也是颇具声望的文人，对柳敏的德行与事迹满怀敬重，才精心雕琢出这篇碑文。虽柳敏的具体事迹因碑刻资料有限难以全面勾勒，但从碑文中仍能感受到他在当时的影响力，其作为孝廉，或在地方德望颇高，为乡里所敬重。

樊敏碑立于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 ，是巴郡太守樊敏的墓前陈列物。篆额题“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12字，为大篆体，碑身刻汉隶八分书，22行，行29字，全文共计558字。碑文涵义广博，不仅记叙樊敏家族世系源流，还记载了东汉时代动乱情况和四川地方史事，以及樊敏与古代少数民族青衣羌、哀牢夷的密切关系，证明其是一位杰出的民族工作者。樊敏曾任永昌长史三年，后官至巴郡太守，在地方治理和民族事务上贡献卓越，其政绩和品德备受后人推崇，故而碑刻受历代史学家、金石家重视。

赵仪碑出土于2000年6月，四川芦山县旧城改造之时 ，其出土时已碎为三块，两面刻字。正面铭文模糊不清，碑阴面隶书五列一百余字保存完好，字口清晰。赵仪曾任蜀郡属国都尉，为官清正廉洁，深得吏民爱戴，去世后被立碑颂德。然而，遭谢酉、张除叛乱，碑被推倒埋于泥涂，直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 ，由试守汉嘉长张河等人雇石工刘盛重新篆刻立碑，以示后贤。

从时间顺序来看，柳敏碑最早，樊敏碑次之，赵仪碑最晚。柳敏与樊敏、赵仪虽处于不同时期，但都在东汉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角色。樊敏和赵仪生活时代相近，且同处四川地区为官。樊敏作为巴郡太守，在地方治理和民族事务上成就斐然；赵仪担任蜀郡属国都尉，以清廉爱民著称，他们或许在当时的官场社交或地方事务协作中有过交集，只是文献难觅其详。

值得一提的是，樊敏碑和赵仪碑的石工均为刘盛 。在等级森严的东汉，石工作为底层劳动者，能在两位官员碑刻上留名实属罕见。刘盛署名于碑，不仅是技艺的见证，更使这两块碑在制作层面建立起联系，或许当时刘盛在当地石刻领域声名远扬，才被选中为两位官员刻碑。

而柳敏碑的碑文作者与赵仪碑之间或许也存在着某种潜在的文化传承关联。柳敏碑碑文那复杂且精妙的体例，展现出东汉时期较高的文学水准和书写范式。到了赵仪碑所处时代，虽然碑文中存在一些讹字，被认为是不谙六书的民间书手所为，但它在书法风格上呈现出方峻朴率、严整古穆的特点，在章法布局和文字表达上，或许也间接受到了此前碑刻文化，包括柳敏碑这类经典碑刻的影响。也许柳敏碑碑文作者所代表的文人书写传统，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具有一定的传播力，即便到了赵仪碑刻立之时，历经数十年，这种书写传统的余韵仍在当地文化脉络中延续，影响着赵仪碑的创作，只是在民间书写的过程中，融入了更多质朴与随性的元素 ，从而形成了赵仪碑独特的风貌。

这三块汉碑，柳敏碑以独特体例和艺术形式展现东汉碑刻特色，樊敏碑以丰富史实和卓越书法价值著称，赵仪碑则因保存完好及见证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书法演变而珍贵。它们背后的人物，虽具体关系难以详述，但都在各自岗位为东汉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其碑刻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是我们探寻那个时代的珍贵钥匙，为研究东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让后人得以穿越时空，触摸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来源：林徽因仰望的灵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