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夷骨刻文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早期东夷族群创造的古老文字体系，其记载的“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豕”属相文字，是目前已知最早与中华属相文化直接对应的文字遗存。这些文字不仅实证了中华属相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330

摘要:

东夷骨刻文作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早期东夷族群创造的古老文字体系，其记载的“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豕”属相文字，是目前已知最早与中华属相文化直接对应的文字遗存。这些文字不仅实证了中华属相文化的起源可追溯至3300～4900年前，这些骨刻文字虽然是单体字集句，但这单字的存在可以从文字载体、文化内涵、民俗传承、族群融合、文明延续五个维度，东夷人为中华属相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播奠定了核心基础，对后世属相文化的定型、民俗实践及文化认同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深远影响。

一、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中华属相文化起源的核心实证

中华属相文化（即十二生肖文化）的起源长期以来存在“西来说”“本土多元说”等争议，部分学者因缺乏早期文字实证，认为属相文化成型于汉代。而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的发现，以文字遗存为核心证据，彻底扭转了这一认知，将中华属相文化的起源从“推测”推向“实证”，成为属相文化本土起源的关键支撑。

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之一，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江苏北部、安徽东部等地区，也是龙山文化时期鼎盛阶段，而骨刻文正是这一时期东夷族群用于记录祭祀、生产、历法等内容的文字形式。20世纪以来，在山东昌乐、寿光、临淄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刻有符号与文字的兽骨、甲骨，其中部分文字经学者考证，明确对应“子鼠、丑牛、寅虎”等属相组合——例如，昌乐骨刻文中的“鼠”字，以简笔勾勒出尖嘴、短尾的鼠类形态；“牛”字突出牛角与躯体的特征；“龙”字则以蜿蜒线条模拟龙的盘旋姿态，且这些文字多与“子、丑、寅”等十二地支文字相伴出现，形成完整的“地支-属相”对应体系。

这一发现的核心意义在于，它证明了中华大地上已形成“以地支配动物”的属相雏形，且通过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此前，学界多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动物纹样（如半坡遗址的鱼纹、河姆渡遗址的猪纹）作为属相文化的间接线索，但这类纹样缺乏与“地支”的对应关系，难以构成完整的属相体系。而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则实现了“地支符号+动物形象+文字载体”的三重统一，直接指向属相文化的核心逻辑——以十二种动物对应十二地支，用于纪时、纪年与身份标识。

此外，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的地域分布与年代序列，进一步佐证了属相文化的本土起源路径。从山东各地龙山文化遗址的骨刻文出土情况来看，属相文字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东夷文化圈内部广泛传播，且从早期单一动物文字，逐步发展为“地支+动物”的组合文字，呈现出清晰的文化演进轨迹。这种轨迹与东夷族群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东夷地区农业发达，牛、马、羊等动物是重要的生产工具与食物来源；鼠、蛇等动物与农耕环境密切关联；龙则是东夷族群的图腾象征（如龙山文化中的“玉龙”遗存）。属相文字的形成，本质是东夷族群对自然动物、生产实践与天文历法的综合认知，是中华早期文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字化表达，为中华属相文化奠定了“本土起源、实践衍生”的核心基调。

二、文化内涵的奠基：从自然崇拜到人文符号的跨越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承载了东夷族群的自然崇拜、图腾信仰与伦理观念，完成了从“自然动物”到“人文符号”的跨越，为中华属相文化的内涵体系奠定了基础，使属相文化从单纯的纪时工具，升华为兼具信仰、伦理与审美价值的文化载体。

（一）自然崇拜的文字化表达

东夷族群生活于黄河下游与淮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湿润、动植物资源丰富，对自然动物的观察与依赖，催生了早期的自然崇拜。骨刻文属相文字正是这种崇拜的直接体现：例如，“寅虎”的“虎”字，在骨刻文中常与祭祀场景相伴出现——部分骨刻文记录了东夷人以虎骨祭祀山神的仪式，“虎”字被刻于祭祀用的兽骨之上，象征对虎的敬畏（虎是东夷地区山林中的顶级掠食者，被视为“山林之神”的化身）；“辰龙”的“龙”字，与东夷族群的水神崇拜相关，东夷地区河流众多，龙被视为“司水之神”，骨刻文中的“龙”字常出现在与治水、祈雨相关的记录中，反映了东夷人对水资源的依赖与敬畏；“酉鸡”的“鸡”字，则与日出方位的观测相关——东夷人以鸡的啼鸣判断黎明，“鸡”字被用于记录日出时间，成为“时间崇拜”的符号。

这些属相文字将东夷族群对动物的自然崇拜，从“口头传说”转化为“文字记录”，使崇拜对象得以固定与传承。后世中华属相文化中“虎象征勇猛”“龙象征祥瑞”“鸡象征报时”等内涵，正是对东夷自然崇拜的继承与发展。例如，汉代以后“龙虎斗”的民俗意象，其源头可追溯至东夷骨刻文中虎与龙的“山神-水神”对应关系；民间“鸡叫三遍天下亮”的俗语，也与东夷骨刻文中“鸡”的报时功能一脉相承。

（二）图腾信仰与族群认同的融合

东夷族群并非单一族群，而是由多个部落组成的文化共同体，不同部落有不同的图腾崇拜——例如，部分部落以“龙”为图腾，部分以“鸟”（鸡的早期形态）为图腾，部分以“猪”（豕）为图腾。骨刻文属相文字的出现，将不同部落的图腾动物纳入统一的“十二属相”体系，实现了图腾信仰的融合，进而促进了族群认同的形成。

例如，骨刻文中的“亥豕”（猪）字，在山东章丘龙山文化遗址的贵族墓葬中频繁出现——该遗址属于东夷部落中的“豕韦氏”，以猪为图腾，“豕”字不仅是部落图腾的符号，更被刻于墓葬的随葬品之上，象征贵族的身份与族群归属；而“酉鸡”的“鸡”字，与东夷部落中的“鸟夷”相关，“鸟夷”以鸟为图腾，鸡是鸟的驯化形态，“鸡”字的出现，标志着“鸟图腾”从“野生鸟类”向“家养禽类”的转化，是部落文化融合的体现。

东夷骨刻文将“龙、虎、猪、鸡”等不同部落的图腾动物，纳入统一的“十二属相”体系，本质是对不同部落文化的整合——通过“地支”这一天文历法符号（十二地支对应一年十二个月、一天十二个时辰），将不同图腾动物统一于“时间秩序”之下，使各部落意识到“共同的时间认知”，进而形成文化共同体。这种“图腾融合-族群认同”的逻辑，被后世中华属相文化继承：例如，秦汉以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动物崇拜（如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崇拜”、南方农耕民族的“牛崇拜”），均被纳入十二生肖体系，使属相文化成为跨地域、跨民族的文化纽带，而这一“融合逻辑”的源头，正是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的“图腾整合”实践。

（三）伦理观念的初步植入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还承载了早期的伦理观念，使属相动物成为“道德符号”的雏形。 这些伦理观念的植入，使属相动物从“自然存在”转变为“道德象征”，为后世属相文化的“人格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唐代以后，民间将“属牛者勤劳”“属羊者温和”“属狗者忠诚”等人格特质与属相绑定，其源头正是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中“动物-伦理”的对应关系。东夷骨刻文通过文字赋予动物伦理内涵，使属相文化超越了“纪时”的实用功能，成为传递价值观的文化载体，这也是中华属相文化能够传承数千年的核心原因之一——它不仅是“时间的符号”，更是“道德的符号”。

三、民俗传承的起点：从文字记录到生活实践的渗透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并非孤立的“文字遗存”，而是深度渗透于东夷族群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早期的属相民俗活动，成为中华属相民俗传承的起点。这些民俗活动从“祭祀仪式”“纪时纪年”“身份标识”三个维度，构建了属相文化的实践体系，为后世属相民俗的发展提供了“模板”，使属相文化从“文字层面”走向“生活层面”。

（一）祭祀仪式中的属相应用

东夷族群的祭祀活动是属相文字与民俗结合的核心场景。根据骨刻文记录与考古发现，东夷人在重要的祭祀仪式中，会根据“地支-属相”的对应关系，选择特定的动物作为祭品，或在祭祀工具上刻写对应的属相文字，以祈求神灵庇佑。例如，在“子日”（对应鼠）的祭祀中，东夷人会以鼠形的陶俑作为祭品，象征对“鼠神”（掌管粮仓的神灵）的祭祀，祈求粮食丰收；在“午日”（对应马）的祭祀中，会以马骨作为祭祀用的骨器，刻写“午马”文字，祈求马匹健壮（马是东夷人狩猎与运输的重要工具）；在“辰日”（对应龙）的祭祀中，会制作龙形的玉器（如龙山文化的“玉龙”），与刻有“辰龙”文字的骨器一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

这种“按属相择时、择祭品”的祭祀民俗，被后世中华属相文化完整继承。例如，汉代的“腊祭”（年终祭祀）中，会根据当年的属相选择祭祀动物；唐代以后，民间在“龙抬头”（农历二月初二，对应“辰龙”）举行祭祀活动，祈求降雨，其源头正是东夷骨刻文中“辰龙”与祈雨祭祀的关联；清代民间在“鼠日”（子日）忌开粮仓，以防“鼠神”发怒，这种禁忌民俗也可追溯至东夷人对“鼠神”的祭祀观念。东夷骨刻文将属相文字与祭祀仪式结合，使属相文化成为“人神沟通”的媒介，赋予了属相文化强烈的民俗生命力。

（二）纪时纪年的实用民俗

东夷族群已掌握较为成熟的天文历法，十二地支是其纪时、纪年的核心工具，而属相文字的出现，使“地支纪时”从“抽象符号”转化为“具象动物”，更易被普通民众理解与使用，形成了早期的纪时纪年民俗。

在纪年方面，东夷人以十二年为一个周期，用十二属相对应十二年，形成了早期的“属相纪年”民俗。例如，部分骨刻文记录了“某人生于寅年（虎年）”“某事件发生于辰年（龙年）”的内容，将属相与个人出生、重大事件绑定。这种纪年方式不仅便于记录历史，更使属相成为个人身份的“时间标识”——一个人的属相，成为其出生年份的象征，这种“属相即年龄标识”的民俗，至今仍是中华属相文化的核心实践（如民间通过“属相关系”推算年龄）。

东夷骨刻文将“地支纪时”转化为“属相纪时”，使属相文化成为“全民可用”的实用工具，而非贵族专属的知识。这种“实用性”是属相文化能够广泛传播的关键——从东夷族群到后世的中原王朝，再到边疆民族，属相纪时、纪年民俗始终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头正是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构建的“实用民俗体系”。

（三）身份标识的民俗雏形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还被用于个人身份的标识，形成了早期的“属相身份”民俗。在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枚刻有“未羊”文字的骨牌，骨牌边缘有钻孔，推测是用于佩戴的饰品；在昌乐骨刻文遗址中，部分墓葬主人的手腕处，出土了刻有属相文字的骨镯。这些发现表明，东夷人会将个人的属相文字刻于饰品之上，作为身份标识——佩戴“未羊”骨牌的人，可能出生于“未年（羊年）”；佩戴“寅虎”骨镯的人，可能与虎图腾部落相关。

这种“属相身份”民俗，为后世“属相与个人命运关联”的民俗奠定了基础。例如，汉代以后，民间出现“属相合婚”的习俗（如“鼠牛相合”“龙虎相冲”），其本质是将属相作为个人身份的“文化标签”，进而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唐代以后，“属相命理”文化兴起，将属相与个人性格、运势绑定，其源头正是东夷人“以属相标识身份”的民俗实践。东夷骨刻文将属相文字与个人身份结合，使属相文化从“时间符号”延伸为“身份符号”，进一步丰富了属相民俗的内涵，使其成为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的文化元素。

四、族群融合的纽带：从东夷文化到中华文明的整合

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则成为东夷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如中原文化、南方苗蛮文化）融合的纽带，推动了属相文化从“东夷区域文化”向“中华共性文化”的转变，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文化支撑。

（一）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从“东夷属相”到“中原属相”

距今约4000年前，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以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为代表）开始频繁交流与融合。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随着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传入中原地区，与中原文化的天文历法、动物崇拜相结合，逐步发展为“中原属相文化”。

例如，中原地区以农业为核心，对“牛”的依赖程度更高——中原文化将东夷骨刻文中“丑牛”的“勤劳”内涵进一步强化，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刻有“牛”字的陶片，记录了中原人“以牛耕田”的场景，“牛”字成为“农耕文明”的核心符号；中原地区的“龙”崇拜与东夷不同，中原人将龙视为“皇权的象征”，在商代甲骨文（继承了东夷骨刻文的部分文字特征）中，“龙”字常与商王的祭祀活动相关，象征商王的权威，这是对东夷“龙为水神”内涵的扩展；中原地区的“马”崇拜更为突出（中原王朝重视骑兵建设），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午马”的“马”字常与军事活动相关，记录了商王以马驾车征战的内容，这是对东夷“马为运输工具”内涵的延伸。

这种内涵的延伸融合，使属相文化从东夷的“区域文化”，转变为中原王朝的“主流文化”，为属相文化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与南方苗蛮文化的融合：属相文化的地域扩展

东夷文化除了与中原文化融合，还通过淮河这条“南北文化走廊”，向南方的苗蛮文化圈（主要分布于今安徽、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湖北东部等地区）传播，推动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与苗蛮文化的本土信仰、生产习俗相结合，实现了属相文化从“黄河下游”向“长江中下游”的地域扩展，为其后续成为跨地域的中华共性文化扫清了地域障碍。

淮河贯通南北，上游连接中原与东夷腹地，下游接入长江中下游的苗蛮文化核心区，自古便是族群迁徙与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这一传播路径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双向融合”——苗蛮文化在吸收东夷属相文字的同时，也将自身的文化特质注入属相文化，形成了“东夷符号+苗蛮内涵”的新型属相文化形态。

从考古发现来看，安徽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属苗蛮文化圈核心遗址）与江苏草鞋山遗址（距今约6000-4000年，苗蛮文化与东夷文化交汇遗址）中，均出土了与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高度相似的符号：凌家滩遗址的玉版上，刻有“巳蛇”的简化符号——符号以弯曲线条模拟蛇的形态，与山东昌乐骨刻文中的“蛇”字造型几乎一致，且该玉版出土于祭祀坑，与东夷“以属相符号祭祀”的习俗相契合；这些遗存证明，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已通过淮河传入苗蛮文化圈，并被苗蛮族群接受与使用。

苗蛮文化对东夷属相文化的改造与融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信仰内涵的本土化：苗蛮族群崇拜“蛇”（视蛇为“祖先图腾”，传说苗蛮始祖“盘瓠”为蛇形），在吸收东夷“巳蛇”文字后，将其从“自然动物符号”升级为“祖先图腾符号”——凌家滩遗址的“蛇”形玉饰，刻有东夷骨刻文“巳”字，被用于祖先祭祀，而非东夷式的“自然崇拜祭祀”，使“巳蛇”成为苗蛮族群的“祖灵象征”；

生产习俗的结合：苗蛮地区以稻作农业为主，与东夷的旱作农业差异显著，苗蛮族群将东夷属相文字与稻作生产结合——草鞋山遗址的“午马”陶符，常出现在稻田灌溉设施附近，推测苗蛮人以“午马”标识灌溉时间（午时为日照最烈、需水量最大的时段），将东夷“马为运输工具”的内涵，改造为“马为稻作计时符号”；

艺术形式的创新：苗蛮族群擅长玉器与陶器雕刻，将东夷属相文字从“骨刻”转化为“玉刻”“陶刻”——凌家滩遗址的“寅虎”玉牌，以透雕工艺呈现“虎”的形象，旁刻东夷骨刻文“寅”字，既保留了东夷属相文字的核心逻辑，又融入了苗蛮“玉礼器”的艺术风格，使属相符号从“实用记录”升级为“审美载体”。

这种融合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属相文化的“地域局限”：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不再是东夷族群的“专属符号”，而是成为苗蛮族群可接受、可改造的“共享文化元素”。也可追溯至苗蛮文化与东夷属相文化的融合——将东夷“巳蛇”的时间符号，与苗蛮“蛇祖祭祀”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民俗。

通过淮河通道的融合，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化完成了“从北到南”的地域覆盖，从黄河下游的东夷文化圈，扩展到长江中下游的苗蛮文化圈，再结合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跨黄河、跨长江”的文化传播格局，为秦汉以后属相文化成为“全国性民俗”奠定了地域基础——当中华文明进入“大一统”时代时，属相文化已不是某一区域的文化，而是经过多族群融合、多地域改造的“共性文化”，这正是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作为“融合纽带”的核心价值。

五、文明延续的载体：从骨刻文到现代民俗的千年传承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并非“消失的古文字”，而是中华属相文化“文明延续”的核心载体——它通过文字形态的演变、文化内涵的传承、民俗实践的延续，构建了从4000～5000年前的东夷时代，到秦汉、唐宋、明清，再到现代社会的“文化传承链条”，使中华属相文化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生肖文化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特质。

（一）文字形态的一脉相承：从骨刻文到现代汉字的演变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虽属于“古文字”，但其字形结构与核心特征，通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字体演变，完整传承至现代汉字，成为“属相文字”形态延续的源头。从字形演变轨迹来看，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与后世汉字的传承关系清晰可辨：

“子鼠”的“鼠”字：东夷骨刻文中的“鼠”字，以简笔勾勒“嘴尖、眼小、”的形态；商代甲骨文的“鼠”字，保留了“尖嘴、短尾”的核心特征，仅在笔画上更规整；西周金文的“鼠”字，在甲骨文基础上增加了“爪子”的细节；小篆的“鼠”字，将金文的“具象形态”转化为“线条化结构”，但仍可辨认出“鼠”的整体轮廓；现代汉字的“鼠”字，虽已高度简化，但“上尖下圆”的结构（对应鼠的头部与身体），仍保留了东夷骨刻文的原始形态特征。

“辰龙”的“龙”字：东夷骨刻文中的“龙”字一共三划，以“蜿蜒曲线”模拟龙的身体，刻有张着大嘴（如山东昌乐骨刻文“龙”字；商代甲骨文的“龙”字，将“蜿蜒曲线”改为“折线”，头部增加了“角”的符号；西周金文的“龙”字，进一步强化“角”与“鳞”的细节，使龙的形象更威严；小篆的“龙”字，将金文的“具象细节”整合为“对称线条”，形成“龙头、龙身、龙尾”的完整结构；现代汉字的“龙”字，虽笔画简化，但“头部在上、身体弯曲”的核心布局，仍与东夷骨刻文“龙”字一脉相承。

“丑牛”的“牛”字：东夷骨刻文中的“牛”字牛角向里弯，“竖线条”表示牛脸；商代甲骨文的“牛”字，保留向里弯形牛角，贴近牛的身体形态；现代汉字的“牛”字，“撇、横、横、竖”的笔画结构，本质是对东夷骨刻文“牛角+背部”核心特征的简化传承。

这种“字形一脉相承”的关键意义在于，它确保了属相文化的“符号稳定性”——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鼠、牛、虎、兔”等属相文字的核心识别特征始终未变，普通民众能够通过汉字形态，追溯到东夷骨刻文源头，形成“文字认同”层面的文化延续。例如，现代儿童学习属相时，通过“龙”字的形态，仍能联想到“蜿蜒的身体、尖锐的角”，这与东夷骨刻文对“龙”的原始刻画逻辑一致，使属相文化的“符号记忆”得以跨越千年传递。

（二）文化内涵的世代传承：从东夷信仰到现代价值观的衔接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承载的文化内涵（自然崇拜、伦理观念、身份标识），并未随时代消失，而是通过历代民俗、文学、艺术的传承，逐步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实现了“内涵延续”的文明传承。

在自然崇拜层面，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中的“自然动物-神灵”关联，演变为现代社会的“属相-吉祥寓意”——东夷人敬畏“虎”（山林之神），现代社会将“虎”视为“勇猛、力量”的象征（如“虎虎生威”的祝福语）；东夷人崇拜“龙”（司水之神），现代社会将“龙”视为“祥瑞、腾飞”的象征（如“龙马精神”的成语）；东夷人依赖“牛”（农耕助手），现代社会将“牛”视为“勤劳、奉献”的象征（如“孺子牛”的比喻）。

在伦理观念层面，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中的“动物-伦理”对应，演变为现代社会的“属相-人格特质”认知——东夷骨刻文中“羊”象征“吉祥、虔诚”，现代社会认为“属羊者温和、善良”；东夷骨刻文中“犬”象征“忠诚、守护”，现代社会认为“属狗者忠诚、可靠”；东夷骨刻文中“马”象征“健壮、迅捷”，现代社会认为“属马者热情、进取”。这种“属相与人格关联”的认知，虽历经汉代命理文化、唐代民俗文学、明清民间信仰的丰富，但核心逻辑仍源于东夷骨刻文对属相动物的伦理赋值，使伦理观念通过属相文化代代相传。

在身份标识层面，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中的“属相-出生年份”关联，演变为现代社会的“属相-年龄、社交”标识——东夷人以“属相文字”标识出生年份（如“生于寅年”），现代社会通过属相快速推算年龄（如“属兔者出生于2011年、1999年等”）；东夷人以“属相饰品”标识身份（如刻有属相的骨牌），现代社会则有“属相吊坠、属相红包”等饰品，成为社交场合中的“文化符号”。这种身份标识功能的延续，使属相文化始终与个人生活紧密相关，成为跨越时代的“生活文化”。

（三）民俗实践的千年延续：从东夷仪式到现代习俗的传承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对应的民俗实践（祭祀、纪时、身份标识），通过历代传承，演变为现代社会的春节生肖民俗、生日属相习俗、节日属相仪式，形成了“民俗延续”的活态传承，使属相文化成为中华民俗的“核心组成部分”。

从祭祀民俗来看，东夷人“按属相择时祭祀”的习俗，演变为现代社会的“生肖节日祭祀”——东夷人在“辰日”祭祀龙（祈雨），现代社会在“龙抬头”（农历二月初二，对应辰龙）举行“剃龙头”“祭龙王”的习俗；东夷人在“酉日”祭祀鸡（报时），现代社会在“春节”（对应当年生肖）祭祀“生肖神灵”（如贴生肖春联、供奉生肖神像）；东夷人在“亥日”祭祀豕（丰收），现代社会在“猪年春节”以“猪形窗花、猪形年糕”象征丰收，这些现代习俗的核心逻辑，均与东夷骨刻文属相祭祀民俗一脉相承。

从纪时民俗来看，东夷人“属相纪时、纪年”的习俗，演变为现代社会的“生肖纪年、生肖计时”——东夷人以“子鼠”对应子时（23:00-1:00），现代社会虽已使用公历，但仍保留“子时为鼠时”的认知（如“鼠年子时迎新年”的说法）；东夷人以“十二年为属相周期”，现代社会仍以“十二生肖纪年”（如2024年为龙年、2025年为蛇年），且将属相纪年纳入春节民俗（如“生肖春晚”“生肖邮票”），使纪时民俗成为现代节日的重要内容。

从山东境内已经建成的三处骨刻文生肖文化园，可以看出:从身份标识民俗来看，东夷人“属相饰品标识身份”的习俗，演变为现代社会的“属相饰品、属相社交”——东夷人佩戴刻有属相的骨牌、骨镯，现代社会佩戴“生肖银饰、生肖手链”；东夷人以属相标识个人出生（如“寅年生人”），现代社会以属相作为社交话题（如“你属什么？”“我们俩属相相合”），甚至将属相融入婚庆（如“属相合婚”的传统保留）、职场（如“生肖团队建设”）等场景，使属相文化成为现代社交的“文化纽带”。

这种“民俗活态传承”的意义在于，它使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化从未“断代”，从骨刻文祭祀，到秦汉的生肖瓦当、唐代的生肖铜镜、明清的生肖年画，再到现代的生肖邮票、生肖电影，属相文化始终以“活态”形式存在于中华社会中，成为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最佳例证之一。而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正是这一“延续链条”的“起点”——没有它对属相文化的文字固定与内涵奠基，后世的属相民俗便失去了源头与核心，中华文明的“生肖传承”也难以形成跨越千年的文化脉络。

结论：

东夷骨刻文记载的“子鼠、丑牛”等属相文字，虽然是单体字，但是并非孤立的古文字遗存，而是中华属相文化的“源头活水”。从起源实证维度，将中华属相文化的起源从“推测”变为“实证”，驳斥了“西来说”，确立了本土起源的核心地位；从文化内涵维度，它完成了从“自然动物”到“人文符号”的跨越，奠定了属相文化的信仰、伦理与审美基础；从民俗传承维度，它构建了“祭祀、纪时、身份标识”的民俗体系，使属相文化从文字走向生活；从族群融合维度，它通过淮河与中原通道，推动属相文化跨地域、跨族群融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提供了文化纽带；从文明延续维度，它通过文字、内涵、民俗的三重传承，构建了跨越千年的文化链条，使属相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核心载体。

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的意义，不仅在于“证明了古老”，更在于“支撑了未来”——它所承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崇拜）、“多元文化融合”（族群整合）、“伦理价值传承”（人格关联）等理念，至今仍是中华属相文化的核心价值，也为现代社会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供了古老而鲜活的例证。从东夷骨刻文的“简笔属相”，到现代社会的“生肖文化”，中华属相文化的千年传承，本质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缩影，而东夷骨刻文属相文字，正是这一缩影的“起点符号”，其对中华属相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

作者简介：

丁再献先生1952年出生于沂南县，字章甫，号北海。著名文化学者、作家、诗人、国家一级书法家。研究员，同时受聘兼任数家院校客座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原古东夷文化与骨刻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个人专著5部，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

来源：篆刻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