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抗战内幕8：去五台山的长途旅行开始了

摘要：艾格尼丝和我在乡下各处散步，有时朝西边的群山走去，有时沿着汾河蹓跶。

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十二月严寒晴朗的时日迅速过去了。

艾格尼丝和我在乡下各处散步，有时朝西边的群山走去，有时沿着汾河蹓跶。

我对这位杰出妇女的勇气和刚毅十分尊敬，她放弃了我们视为文明的舒适享受，在外国人中间过一种原始的生活。

现在，她已四十五、六岁了，她的希望是和那些作出巨大努力来实现她始终为了奋斗的理想的人民在一起。

有一次，我们到东面八英里外的洪洞去旅行，访问了一个英国传教士的家庭。

特鲁丁格夫妇为中国内地传教团服务已四十年。

他们代表那类较好的传教士，平等地对待中国人，对我们告诉他们的有关八路军的特征十分激动。

我们要离去时，特鲁丁格先生问朱德是否会接受一本圣经。

我想他会的，所以这位好心的传教士把自己的那本中译本送给朱德，并题了字，要我们送给他。

朱德郑重地接受了，第二天带来一本书，要我们以他的名义送给特鲁丁格先生。

书名是《法西斯主义分析》。

我急于到战区去和军队在一起，以便看看这些军队领导人的计划如何在实际中起作用。

一天晚上吃饭时，我又向朱德提起这件事。

他的犹豫使我想到，他是耽心我的安全，象我要求去参观上海周围战区时的蒋介石一样。

我决定减少他的忧虑。

那天夜里，我给在汉口的约翰逊大使写了一封信，我写道:“根据我自己的要求，不顾朱德总司令的劝告，我要到前线去。假如我负伤或死去，我希望明确谅解，不要对八路军和中国政府有任何指责。”

第二天早晨，我拿着这封没封口的信去见朱德，让立波念给他听。

我请朱德把信寄出去，希望他保证把信寄出。

他对这种一看即穿的手腕大笑了一通，但我看得出，他松了一口气。

“好吧，参赞，”他向我保证说，一边用那种我明白是表示决定了的手势把帽子向后推去，“你可以去，不过，你想去哪儿呢？”

“五台山。”我从容答道。

朱德惊愕地看了看我。

五台山已完全被日本人包围，当时，从北、东、南三面来的八个日本纵队正企图打通进入该地区的道路，然而，这恰恰是我要求去的原因，因为我想看看八路军如何作战。

到五台去必须至少两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这就增加了看到作战行动的可能性。

朱德上下端详了我一会儿。

然后，他那诚恳的脸上浮现出同情的微笑。

他是一名战士，他理解一个战士想看到作战行动的要求。

他谜一般地回答说:“好，你可以到五台去。立波去作你的翻译。我还要给你派通讯员和警卫员。”

我把这令人高兴的消息带给了艾格尼丝和立波。

“咱们要用一壶咖啡来庆贺一下。”

艾格尼丝喊着就去翻腾宝贵的补给品。

那是圣诞节前夕，节后的第二天巡逻队就要出发了。

我们喝着咖啡，谈论着这次旅行，艾格尼丝介绍了她随军的经验。

她问道:“你知道不知道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有节制的军队？你是否注意到了这支军队的男女之间存在着同志式的关系？”

我已经注意了，而我奇怪这些男女的性关系是怎么样的。

“节欲是这支军队教导人们的一种美德。你绝不会听说对妇女的侵犯，在这支军队管辖的地区没有妓女，卖淫被认为是对妇女的剥削，完全违犯他们的信条。”

说话围绕着圣诞节的意义，我提议唱几首赞美歌。

“我一点也不会赞美歌，”

艾格尼丝回答说，“但我会唱一些黑人圣歌。”

“好吧，你唱一些圣歌，我用口琴吹几曲赞美歌。”

我和解道。

那是一个值得记亿的夜晚。

一个科罗拉多州妇女和一个佛蒙特州的男人，在中国腹地的共产党军队的总部庆祝圣诞之夜。

入夜了，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来参加节日活动。

朱德唱了一支独唱曲，一首他的家乡四川省哀伤的民歌。

左权舞了剑。

正是朱德恰当的理解力表达了所有人头脑里必定也闪过的一种念头:

“这儿，我们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圣诞节的第二天，天气晴朗而寒冷。

当我卷起睡袋，背上干粮袋的时候，我想，在崎岖的山路上，羊皮外衣也不会太暖和。

而我对抵御严冬的寒风所作的准备要比我同行的人们好多了，他们除了棉制服以外什么都没有。

多年靠小米和白菜汤生活，他们是营养不良的。

当我从十天来一直是我的家的温暖舒适的房间出来时，巡逻队正在南墙外排队。

医疗用品要带到五台去，为此巡逻队增加了十四头牲口。

两个班组成了护送队，每班十四人，所有的人都带着汤姆式手提轻机枪。

六个小鬼有任务去北边，也和我们一起走。

算上立波、我和田守尧，我们一行共四十五人。

田守尧仅二十四岁，但看上去要大十岁，随红军作战是十分艰辛的。

他是一一五师的一个团指挥员，在九月的平型关战役中胸部被打穿，这是他十年中第六次负伤了(足以为他赢得六份田的绰号)。

伤还未痊愈，他就急于工作，要到五台去组织游击队。

他虚弱的身体不可能走远路，部队给他一匹能找到的最强壮的骡子。

田有他自己的办法。

他有耐心、会劝说、有勇气，是天生的领导人。

他善于和老百姓打交道，因为他十分了解他们的心理。

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

朱德前来送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忙着缝医疗用品包上这儿那儿的裂缝，一边提醒人们小心，不要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丢失在路上。

“走吧，”年轻的巡逻队领导人发出了命令。

六个人组成的“尖兵”走下向东的小路。

几分钟以后，巡逻队的其余人排成单行跟了上去。

在驮东西的牲口后面有一支小小的后卫队。

长途旅行开始了。

我一直不知道我们要走的路线，只知道要先到东北方向约二百英里的一二九师师部，从那儿，我们将穿过日本人占领的正太路进入五台山地区。

我们要沿着来回盘绕的山间小路前进，地面距离要比空中距离多两倍以上。

我们在洪洞跨过了汾河进入东北走向的山里，速度大概是每小时两英里半。

在随后的几天，速度逐渐增加到每小时十里(三又三分之一英里)，似乎达到了这支军队的标准速度。

这里没有西方军队实行的每小时一次休息，而是每三、四小时停下来喝开水。

行军中也没有午饭。

这些人的装备比较轻。

除了来复枪或自动枪之外，每个战士的腰部挂着一个围腰带，装有三四个象土豆捣烂棒似的手榴弹，战士的背上是一个小而整齐的背包，里面装着毯子、洗换的短袜(如果他幸运的话)和洗漱用品。

一只饭碗和一个搪瓷杯悬挂在他的腰上，筷子从一边的裹腿上伸了出来。

如果带着食物，就是生小米，装在一个三英尺长的窄布袋里挎在肩上。

连弹药在内，一个战士的装备大约不超过四十磅。

小鬼们在路旁的山坡上互相追逐、开玩笑，是享受不尽的消遣。

我们离敌人还远，没有必要阻止他们。

一个迷人的十三岁的小伙子，刚从无线电学校毕业，满怀信心地在我后面吃力地走着。

偶尔我听到他哺哺自语:“嘀嗒嘀，嗒嗒嗒，嘀嘀嗒嘀，”他在努力记忆无线电电码。

我们在苏铺镇停下来时天色尚早，第一天行军走了十六英里，大概被认为是足够了。

明天要走二十英里，以后是二十五英里和三十英里。

下面的常规是每天行军结束时都要做的。

巡逻队领导人拜访村长，问能否为我们这些人提供宿处。

这支军队显然是受欢迎的，总是受到热情的接待，很快，我们就开始铺毯子，洗脚，为过夜做准备了。

弄到粮食后，炊事员准备了丰盛的饭食——小米饭、豆腐和白菜汤。

秦是一个严肃的湖南青年，在我们的随从人员中是警卫员。

连同另外两个小鬼和立波，我们一共五个人，共用一个炕。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我们之间产生了珍贵的、相互同情的友谊。

当晚，立波和我写了日记。

立波返回时要写一本书。

小伙子们忙于学习，洗衣服或相互检查珍贵的物品，偶尔也交换一些小玩艺儿。

田走了进来，他讲了许多从江西开始的长征中的故事:

红军如何在敌人的阵地之间进行快速的夜行军，逃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这支军队如何在穿过青海的沼泽地时，靠吃草根坚持了十天。

我们总是早早休息，天亮时分吃早饭——小米粥，太阳升起之前这支队伍已在山路上行进了。

后几天几乎完全一样。

行军的速度使人极为疲劳，肌肉都僵直了，但头脑时时受到变化无穷的小山河谷的景致的刺激。

不时可以见到祠堂或佛塔呈现出的明显的东方风格。

除了塔周围的松林外，很少看到绿叶，因为柴禾很贵。

鸟类很少，几乎只有喜鹊。

但地形并不单调，当太阳从东方慢慢地移向西方时，山峦的色彩由浅紫变为红色、绿色和琥珀色。

战争还没有来到这一地区，人民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

然而，他们知道，某一天会看到日本纵队穿过这些山头堡垒。

他们是担心的，也是相互合作的。

在不常有的休息日，镇上的人会送来冒着热气的开水，有时还送来很硬的小饼。

正是冬闲，没什么活计，他们已储备起足以维持到春天的粮食。

比较富裕的人家养猪养鸡，把它们放在汾河两岸的地里，也从河岸上捡柴禾。

第六天，我们来到了有城墙的沁县，在城外停了下来，等待落在后面的驮运队。

我们相当偶然地碰上了位从城里出来的八路军领导人，了解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正在南去和朱德开会，路经这里。

我们决定在这儿呆一夜，我可以同他谈谈。

如果驮运队没有耽搁的话，我们可能就错过了刘伯承这位指挥员，而且也不会遇见薄一波将军。

薄将军管理十个县的事务，沁县是这十个县的首府。

刘伯承以前是红军的参谋长。

他四十四岁，是个严肃的人，他的右眼在内战时期被打掉了。

他原是四川的军人，被认为是一位最好的战术家，军中的军史学者之一。

“在过去的十年间，我没有什么时间进行研究，”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和你谈话之前，希望你和薄一波将军谈谈。我们正试图和山西的官员们建立起诚挚的关系。他们是爱国者，但需要学会如何动员人民抗战，学会怎样打游击战。今天晚上我来看你。”

在薄将军的总部，气氛是友好的，但缺少八路军各单位具有的那种民主的性质。

官员们高高在上，士兵们有一种阿谀的态度。

官兵都有旧中国的等级观念。

薄将军是友好、热诚的，有点象个仁义的统治者。

他问道，“你能呆多长时间？明天我们要集合所有部队和十五英里内的群众组织，我希望你见见他们。”

我同意留一天。

他解释了阎省长为准备该省抗战采取的步骤。

该省一百零五个县划分为七个行政管区，这是其一。

游击队已组织起来，人民加入了各种协会。

这些协会的名称是引人注目的: 忠义——救国和牺牲——敢死。

我想八路军对许多事一定插了手。

形式很象，但领导人还没有具备使八路军制度发挥效力的自我牺牲和献身人民事业的精神。

省政府的这些人是认真的，他们在真诚地寻求抵抗侵略的方式。

可能只有时间和痛苦的经验才能使他们理解，人民的完全的和自愿的合作，是以领导人是否能自我否定、完全诚实为前提的。

那天晚上，刘伯承来作了一次谈话。

他说道，“这个省的形势很复杂，有三种不同的政治组织，对应当如何抵抗侵略，各有一套主张。除八路军和省政府外，还有国民党的代表。我们努力和其它两方一起工作，不伤害他们的感情。我们希望通过示范和说理，使他们相信我们已经发展起来的抵抗方法最适合于当前的情况。我们也会犯错误，但我们欢迎批评，我们取得了成效。”

他继续说，“最近，日本人派了五个纵队想要毁灭我的师。我们的主力在靠近和顺县的山里，敌人从西面、西北面和北面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一个连伏击并重创了敌人一个六百人的纵队。接着，这个连队又急行军三十英里，袭击了另一股敌军。其余三个纵队敌军汇合起来从前面和侧翼包围了我军主力。那天晚上，我们留一个连守卫我们山上的阵地，我师的大部转移到敌人的背后和一翼。天亮时分，我们进攻敌人的侧翼，游击队突击其背后。这次胜利我们缴获了四十五匹马，大量的来复抢、弹药和几部电台。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依靠老百姓给我们提供倩报，他们没使我们失望。”

刘同志擦了擦他那只玻璃眼睛，又继续说下去，“在河北省西部的临城，妇女们穿红衫绿裤。我们的五个游击队员穿上这种衣服漫步向县城走去。有十个日本兵追赶他们，他们爬上了附近的一个河谷。那里有我们的士兵埋伏在灌木丛中。等日本人过来时，他们所追赶的就不再是妇女了。”

刘回忆到此，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说:“有时，我们可以在五、六百米的距离有效地使用来复枪，但我们宁愿进行能使用手榴弹的近战。正好一个月之前，日本人派遣了由七百人组成的特遣队从太谷进入我区。我们一直在观察他们，直到他们走上一条山谷。山谷的两侧，我们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我们用来复枪和机枪开了火。日本人用炮兵回击，双方战斗了一整天。日本人看不见我们，因为我们是分散的，隐蔽得很好。敌人丢下九十具尸体退却了。我们呢？无一伤亡。”

刘结束时低头陷入了沉思。

“在你们的领导人和该省官员之间是不是容易发生摩擦？”

我问。

“我们努力避免任何摩擦，”他回答说，”阎锡山将军是省长，我们服从他的权威。我们得到了他的允诺，在我们部队抗击敌人的那些县里，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保持秩序。我们要在那些县建立代议制政府，山西的官员和我们合作。在有些地区，有一个动员委员会，这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其中有各政治派别的代表。”

刘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南下了，我再没有见着他。

次日早晨，罗通知我说:“有一个传教士要见你。”

我原不知这些地方还有外国人。

他是弗吉尼亚州的雷弗来恩德·爱德华·万普勒牧师，教友会教堂在这里的代表。

当晚，我在他家进餐，会见了他的夫人和他们三岁和五岁的两个孩子。

他们是真诚而又注重实际的基督徒，他们真挚的生活方式受到当地中国人的高度尊敬。

万普勒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农民，除了传教工作，他还帮助当地农民改进耕作方法。

他领我看了一群品种优良的羊，是从一只当地居民引为骄傲的进口良种公羊繁殖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