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1937.7.25-2024.11.24），英国考古学家，曾任剑桥大学迪斯尼考古学教授、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创始所长和耶稣学院院长。

#我的宝藏兴趣#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1937.7.25-2024.11.24），英国考古学家，曾任剑桥大学迪斯尼考古学教授、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创始所长和耶稣学院院长。

科林·伦福儒先生（1937.7.25-2024.11.24）

（摄影：Steve Zhao，荆志淳提供）

他的一生建树颇多。他在希腊和英国的考古发掘，结合碳14测年技术，使其对欧洲史前文化与埃及和两河文明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探讨思路；在考古学理论研究上，他从参与构建过程考古学，到首先提出社会考古学，再到创立认知考古学以及“物质参与”理论，成为“过去50年来成果最丰硕、涉猎最广的考古理论家”1；他从父亲那里遗传的对语言的兴趣，令他将之与考古联系在一起，为印欧语系起源提出了新的设想，启发了其他地区的语言起源研究；在面对来历不明文物的买卖问题时，他敢于批评世界著名的博物馆，指出“收藏者就是盗掘者”2，其大胆的语言揭开了非法文物买卖的虚假面具；他与学生合著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是国际考古学界必读的教科书，包括中国考古人，几乎人手一册。他在考古学领域诸多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力，使其成为学界公认的考古学巨擘、大家。

伦福儒先生还是一位公共辩论家、保守党政治家、电视节目参与者以及艺术爱好者。他还对中国文明早期特别是商代以前的社会复杂化问题充满兴趣。早在1979年，他就曾访问中国，后来多次到访浙江良渚古城遗址，还支持在上海举办的世界考古论坛。在他的教科书被译成中文过程中，他也与中国学者有过不少接触。

2024年11月24日，伦福儒先生逝世。在英国考古学界纪念他的同时，中国的考古学家也没有忘记他。

本文依据他的口述回忆录、受访资料和诸多著作，并采访了熟悉他的中英学者，试图记录伦福儒先生何以成为考古大家的一生。

1937年7月25日，伦福儒出生于英国斯托克顿（Stockton-on-Tees），其父亲在英国化工巨头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塑料部门工作，母亲是一位全职主妇。

伦福儒的童年时光是在韦林花园城（Welwyn Garden City）度过的。虽然当时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的阴云之下，但他印象极深的是，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他参观英格兰南部的中世纪教堂。在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教堂中，伦福儒感到，“在这些昏暗的建筑中，过去的存在几乎触手可及。”3这是他考古兴趣的萌芽。

他也喜欢搜集硬币。这一爱好从五六岁就开始了。父亲对他的爱好给予了大力支持，还曾带着他到伦敦最大的钱币公司鲍德温斯（Baldwin's）购物。他的收藏里，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硬币、也有意大利罗马时期和伊特鲁里亚硬币。4但后来因为职业道德的原因，他不再收藏。

伦福儒小学时就读于私立学校。升中学时，母亲认为他应该到学术要求更高的学校就读，于是让他参加了圣奥尔本斯学校（St Albans School）的奖学金考试。这是一所成立于公元948年的公学，最初只招男生，是英国乃至世界最古老的中学之一。5伦福儒获得了奖学金。

圣奥尔本斯学校正门入口处，作者拍摄

这所学校带给伦福儒很多美好的回忆。他说，当时的校长很有进取心，热衷古典学，还带着他们去剑桥看希腊戏剧《阿伽门农》。那是他第一次深刻接触希腊文化。6

伦福儒也清楚记得自己的物理老师，曾回忆说，老师思路清晰，总是想把每一条原理、每一条需要证明的内容都彻底讲明白。同时，他也非常乐意回答问题，与学生讨论。而且，如果有人觉得推导过程不合理，他鼓励学生们提出质疑。伦福儒认为，这种教学培养了学生爱提问、善于怀疑的思维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因此，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对很多事物感兴趣，对一切充满好奇。7

圣奥尔本斯学校校园一角，作者拍摄

这一阶段，二战结束，他的父亲可以驾车带着他四处游历。伦福儒记得父亲买了一辆漂亮的MG跑车带他去欧洲。他们去法国看巴约挂毯，去意大利看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杰作，参观庞贝和伊特鲁里亚人的墓葬，后来还去拉斯科洞穴参观史前壁画。8

其父亲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视野也影响着伦福儒。他从小阅读父亲订阅的《时代》杂志，因此对美国政治话题有所了解。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去北美旅行的项目中，他在面试时因清楚地表达了对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看法而让面试官感到惊讶，于是被选中。他参观了美国白宫、参议院办公楼，还看到了参议员麦卡锡的演讲。伦福儒觉得，他讲得并不出色。9

在中学时，伦福儒的考古兴趣得到进一步培养。他的拉丁语老师支持他对考古的兴趣，介绍他在假期参与一项在英格兰坎特伯雷的田野发掘工作。伦福儒回忆说：“那是一次非常奇妙的考古入门经历：用小铲子仔细发掘，真正开始学习地层学。人们常说，学习罗马不列颠地层堆积是入门考古学的最好方式之一。而这正是我所经历的。”10

而伦福儒兴趣的核心在于和人类有关的基本问题：人的起源，人类社会的起源。11他受洗加入英国国教，但后来并没有确认这种信仰。也没有人特别促使他这样做。他儿时对神学感兴趣，曾向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叔叔请教。但伦福儒觉得自己的疑问从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尽管他对在教堂工作的人以及教堂本身充满敬意，尽管高大恢宏的圣奥尔本斯大教堂就在学校对面，但他从未发现神学概念帮助他解答任何问题。12

圣奥尔本斯大教堂，作者拍摄

在学校里，伦福儒觉得理科比人文学科更清晰，更吸引人，可以回答有关世界的实际问题。理科，尤其是物理，为理解事物提供了清晰的程序化路径。因此，他中学最后两年选择了理科，并考入剑桥大学继续攻读自然科学。尽管他对考古学也很感兴趣，但当时他觉得这一学科似乎还不是一个可行的职业选择。13而他的校长则看到了伦福儒的另一种潜力。他问伦福儒是否已经考虑清楚，并在学业报告上写了一句话：多么杰出的艺术家，就这样陨落了（Qualis artifex perdeo）。14

在服兵役两年后的1958年，伦福儒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自然科学。他选修了物理、有机化学、数学、高等数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还有生物化学。他觉得有趣，也很具有挑战性，尤其数学很难。在经过两年学习后，他取得了仅次于一等荣誉学位的二等一级荣誉学位。尽管这已是很体面的成绩，但伦福儒觉得自己真正喜欢的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而非化学实验；同时，自己的数学还不足以让他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他开始更慎重地考虑将考古学作为职业和研究方向。15幸运的是，该学院的学业主任（Director of Studies）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爽快地帮他转入了考古系。16

在剑桥大学，伦福儒体验到多元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有有趣的人，也有很多有趣的事。他喜欢艺术史，还为学生报纸《Varsity》写艺术评论。他更喜欢辩论，剑桥大学辩论社（Cambridge Union Society）的氛围令他着迷。这是剑桥大学最大的学生社团、世界最古老的辩论社团和全球顶尖辩论殿堂。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到访这里。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在辩论中发言。17伦福儒起初观看，后来参与其中，直到真正投入进去，最终成为了该社团的主席。他当时结交的很多朋友后来投身政界，一些还成为了保守党内阁大臣。18

伦福儒曾风趣地说，剑桥的生活极为丰富，这是很棒的一点，但你还是得挤出点时间学习。

剑桥大学街景，作者拍摄

他说，剑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教你的老师都是学术造诣很高的研究学者。在自然科学专业就读时，他就领略到这一点。他听过量子力学领域巨匠、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狄拉克（Paul Dirac）的研讨会。他认为，听到这样的人认真探讨某个话题，这本身就是很有趣的事。

在考古学系，善于讲故事又很可亲的格林·丹尼尔博士，还是权威考古刊物《古物》杂志的主编。他总会给大家带来最新动态，比如碳14测年的结果，或是他即将发表的研究成果。

当时的考古学系里，有人关注生态学，有人热衷考古学史，还有人专注于旧石器时代。这是一个由不同兴趣交织而成的混合体。19

伦福儒说，格林·丹尼尔博士是巨石纪念碑的狂热爱好者，所以他经常布置一些相关的论文题目，如“西欧巨石文化的起源是什么？”“巨石建造者何时到达不列颠？”在研究中，伦福儒觉得，越深入进去，就越觉得很多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其实不那么可信。他很快意识到，他在课堂上学到的许多内容，尽管具有假设成分，但也不太可信。

他认为这种质疑精神来自圣奥尔本斯学校的培养——鼓励学生质疑老师教的内容。如果觉得论证推导过程有问题，那就指出来。伦福儒认为，这种怀疑精神也完全适用于考古学领域，因为很多问题其实都还没有定论。20

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教授梅建军先生说：“在英国那种精英教育体系中，大学者比较多。你能看到，这些学者都很有特点，能够在某一个方面独领风骚。但是，他们又有一些共性，那就是理性，对研究的问题总要刨根究底。”

在刨根究底的过程中，伦福儒继续发现问题并试图重新解答问题。

1961年，伦福儒参加了在希腊北部新尼科美迪亚（Nea Nikomedeia）地区的新石器农业遗址的发掘。这是他第一次去希腊。他还在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看到了希腊东南部的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的文物。伦福儒曾在多个学术讨论中听到过这个地区，都说此地和许多地方有联系，比如巴尔干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但实际上，在过去三四十年，几乎没有人在这些岛上展开研究。他开始觉得这可能是个不错的研究课题。21

1962年，伦福儒大学毕业，获得考古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一年，他和一些朋友去东欧旅行，从东德出发，接着去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再到南斯拉夫。他印象最深的是保加利亚的卡拉诺沃（Karanovo）遗址。当地考古学家对地层做了很好的研究，全部地层序列清清楚楚。但他又发现，若从当时已知的爱琴海地区文化联系来看，地层又不太合理。而且有人说保加利亚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与基克拉泽斯有联系。这些文化联系，和其中一些待解的疑问，包括质疑都增加了他对基克拉泽斯群岛的研究兴趣。

另外，该群岛出土了大量大理石雕像，伦福儒觉得它们造型简约、优美，简直令人惊叹，但同时又有些神秘。这种视觉艺术正与他的艺术兴趣相契合。22

基克拉泽斯群岛雕像，公元前2800-前2300年，藏于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作者拍摄

此外，在希腊雅典有英国雅典学会（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BSA），可以作为驻地。从那里出发去做田野调查，工作也相对容易开展。因此，伦福儒的博士研究课题由此确定。

1963和1964年，伦福儒在基克拉泽斯的多个小岛进行考古发掘，尤其在1964年与约翰·D·埃文斯（John D. Evans）共同主持在萨莉亚格斯岛（Saliagos）的发掘，得到了丰富材料。另外，他还在米洛斯岛，一个黑曜石产地获得了大量样本。史前时期，黑曜石可以用于制作工具和武器，因而备受珍视。伦福儒认为，通过比较该地和其他地区黑曜石的成分，分辨其产地，可以绘制出史前贸易路线的清晰图景。23

1965年，伦福儒撰写《爱琴海的黑曜石》（Obsidian in the Aegean） 一文，邀请剑桥大学的朋友、后来成为地质学家、岩石学家的约翰·坎恩（Joe Cann）进行微量元素分析。坎恩使用的是光学发射光谱法。其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整个史前时期的爱琴海地区，米洛斯岛几乎始终是实用性黑曜石的唯一供应来源。24

这一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方法不同。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名誉研究员、英国雅典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博伊德博士（Dr Michael Boyd）说：“伦福儒这一研究的创新性在于，他用技术区分不同黑曜石原料，以弄清楚各种黑曜石的原产地。过去，考古学通常依据不同地区或文化间的器物类型上的相似性——主要是陶器——来建立彼此的联系，但伦福儒对这种联系以及对‘文化传播’这一概念本身都产生了很大怀疑。而产地研究能在不依赖主观判断相似性的情况下，明确指出器物的来源以及流通路线。这种方法为讨论带来了更多客观性。”

20世纪前半叶流行一种传播论观点，即认为欧洲史前时期的文化是受到了近东地区直接影响的结果。博伊德在其著作《从巨石阵到迈锡尼》（From Stonehenge to Mycenae，与John Barrett合著）中说：“欧洲史前史的写作主要靠考古学来发现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其时间跨度为从冰河时代末期一直到罗马帝国的建立。在碳14测年出现之前，这些联系不仅用来解释欧洲文化的变化，也用来将其与有明确年代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相对应。欧洲史前学家戈登·柴尔德在奥斯卡·蒙特留斯早期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系统整理欧洲各地发现的史前遗物，并将不同文化序列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化联系起来。”以冶金技术为例，柴尔德提出冶金技术是从东方而来，首先传入爱琴海，然后到达西地中海，最终传播到欧洲温带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25

柴尔德在其《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中也传递了这样的观点。他说：“分布于西欧和北欧的各个新石器时代民族中的巨石墓，最合理的是用对古代东方当时形成信仰的响应来解释。”26

伦福儒大量阅读了当时的考古学标准教材，包括柴尔德的著作。但他发现，柴尔德的一些结论是建立在相当笼统的假设之上的。柴尔德还曾用“东方文明照亮了欧洲的野蛮状态”（the irradiation of European barbarism by Oriental civilization）这一说法来形容这一过程。伦福儒对此持怀疑态度，同时在其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对一些观点提出了具体的反驳，如早期青铜时代基克拉泽斯群岛与巴尔干半岛的关系以及巴尔干半岛相对于爱琴海年代学上的错误。27

1965年，伦福儒完成博士论文《基克拉泽斯群岛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及其对外关系》，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他任教于谢菲尔德大学。当时，碳14测年的数据陆续出炉。这一技术由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在1940年代发明。在1950年代，已经涌现出大量测年数据。而在1960年代，这一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即利用树轮年代提供的绝对时间尺度对碳14年代进行校准。通过从年代可靠的树轮样本中提取碳14样本，可以建立碳14与真实年代之间的对应关系。而这些校准后的数据与文化传播论并不吻合，却与伦福儒的结论类似，因此，伦福儒敏锐地采纳新的科学方法，寻找新的解释模型。

1968年，伦福儒发表《没有迈锡尼的威塞克斯》（Wessex without Mycenae）一文。他将校准后的碳14测年法应用于英国南部早期青铜时代威塞克斯文化的年代研究。以往人们认为威塞克斯文化深受爱琴海青铜时代晚期文化的强烈影响，而这些文化与著名的迈锡尼遗址有关。在论文中，伦福儒提出校准后的碳14测年是正确的：即威塞克斯地区的发展比爱琴迈锡尼早了数百年，而且完全是独立发展的。28

博伊德博士说：“这篇论文很有意思，因为它的语气虽然很低调克制，但在当时却让之前的观点显得相当极端。如果我没记错，这篇论文当时没有被《古物》杂志接受，而是后来发表在《英国雅典学会年报》（ABSA）上。那时候，伦福儒开始直面那些既得利益的权威学者。但他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对的。”

自从1965年成为谢菲尔德大学古代史系讲师后，伦福儒参与史前史和考古学课程的设立与完善。不久后，曾经参观过伦福儒田野工作的美国考古学家玛利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邀请他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一学期。1967年，伦福儒去讲课，还到美国多所大学巡讲。之后，金布塔斯和他商议，希望在希腊北部巴尔干地区进行发掘。

伦福儒选择在希腊东北部村庄西塔格洛伊（Sitagroi）进行发掘。这个遗址是一个低矮的土墩，既有巴尔干铜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间的过渡时期）遗物，也有爱琴海早期青铜时代的器物，尽管碳14测年的技术已经开始应用，但还不很广泛，伦福儒希望通过地层学方法可以进一步厘清存在争议的文化关系。而金布塔斯主要感兴趣的是陶人雕像。

1968至1970年，伦福儒指导发掘，团队发掘的探方提供了非常精彩的文化堆积序列，地层非常清晰。同时，团队也获得了一系列碳14测年数据，在每一层都得到了样本。他们将样本送往两个实验室进行检测，而测年数据很好地验证了地层学上的结果：巴尔干铜石并用时代明显早于爱琴海早期青铜时代。这一结果进一步推翻了“传播论”的假设。29

沿着这个思路，伦福儒提出这样一种假设：铜冶炼技术是在欧洲独立起源的，爱琴海地区的相关文化实际上比巴尔干地区晚得多。还有，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乃至整个西北欧的巨石墓比假定的地中海前身更久远，而且完全独立于它们。30伦福儒认为：“爱琴海与埃及之间的联系当然并非虚构，那是有扎实的考古证据支持的。但一旦离开爱琴海地区，不论是往北进入巴尔干，还是往西进入西地中海，这些所谓的联系就像是跨越了一个断层——我把它称为‘史前学的断层线’。越过这条断层线之后，所有原本建立的联系都被打断了。你不得不将北欧、中西欧的史前编年推前近1000年。”31

伦福儒对这一问题的系统阐释及碳14测年技术给考古学带来的影响，汇集成1973年出版的《文明之前：碳14革命与史前欧洲》（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Radiocarbon Revolution and Prehistoric Europe）。此书系统介绍了欧洲史前史的第一范式，即传播论观点是如何兴起，又如何在新的经过校正的碳14测年面前崩溃的。他也承认，在旧有解释框架崩溃后，重构欧洲史前史将是一个需要大量学者共同完成的长期任务。他在书中说：“碳14测年表明，沃萨、蒙特柳斯和柴尔德提出的传统文化传播论不够完善。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新理论来取代它。”32

博伊德博士认为，伦福儒是第一位真正理解碳14测年校正重要性的考古学家。

得到证实的年代不断浮现。接下来，伦福儒又要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如此？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有关文化变化机制的问题开始吸引伦福儒。

在加州大学短期任教期间，伦福儒还结识了考古理论家刘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宾福德于1962年撰写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以及后来的一些文章奠定了过程考古学的最初研究纲领。过程考古学亦称“新考古学”。它的核心观点是：在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理解文化变迁——过程——的成因，应该是考古学的首要目标。33

此外，新考古学重视用科学哲学、数据来回答问题。而这些想法与伦福儒不谋而合。博伊德认为：“伦福儒在1960年代发表的早期研究论文，展现了他对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中可能带来新突破的高度重视。而这其实是当时考古学里正在发展中的一股潮流的一部分，即新考古学。刘易斯·宾福德是过程考古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其他重要人物，尤其是科林·伦福儒，也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力图区分哪些是事实陈述，哪些是推测性的说法，并努力让他们的论证建立在更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新考古学希望提出能够通过数据回答问题。这种思路促使学者们采用新方法，去收集全新数据，并最终促成了‘科技考古’（archaeological science）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

1971年，伦福儒在谢菲尔德组织了一场国际会议，主题为“文化变迁的解释”。会议邀请了美国顶尖的考古学家，包括宾福德。会议重点讨论理论问题，尤其是如何将新考古学理念应用于欧洲史前史的研究。34

当时，这一会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大量的观众可以第一次面对面参与理论辩论，而且第一次与书本里读到的顶尖专家接触。宾福德曾称其为“新考古学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据伦福儒回忆说，总体上，这是一次很愉快的会议，但也有插曲，宾福德和英国人类学家艾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发生激烈冲突，险些打起来。35

这期间的考古发掘、进一步思考，加之以博士论文作为基础，伦福儒于1972年发表著作《文明的兴起：公元前三千纪的基克拉泽斯群岛和爱琴海》（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伦福儒从过程考古学的角度来解释爱琴海青铜时代的发展。这种解释主要依赖爱琴海内部运作的各类过程，而非传统上认为源自近东、由外部推动的传播论观念。在宾福德和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等人的影响下，伦福儒将爱琴文化的子系统逐一进行分析，如生计、手工业技术、社会组织、贸易、认知系统等方面。探讨它们之间如何通过反馈机制产生“倍增效应”，从而促成长期的增长和变迁。36

博伊德说：“伦福儒逐渐确信，碳14测年正在打破柴尔德在欧洲各地建立起来的联系。显然，伦福儒是对的。除此外，他对‘传播’本身也感到疑虑，并对如何理解社会内部的动力机制产生浓厚兴趣，以及这些机制如何既可能成为变革的推动力，也可能作为稳定的因素。他认为，欧洲各地的社会都理应拥有各自独立的解释，这也是他在《文明的兴起》一书中所尝试做的事情。”

而这部著作的问世，展现了这位时年35岁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能力。即便到今天，这部著作仍被广泛视为杰作。博伊德认为：“《文明的兴起》确实是一部杰作，是少数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考古学著作之一。即使出版50年后，学生们仍然可能被要求阅读这本书。这是因为，它以专著形式聚焦于特定时空背景，并通过持续运用特定研究方法——新考古学——来回答重大考古学问题，这样的著作是极少见的。书中提出一系列问题和研究方法，然后用这些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这种做法用于研究重大课题，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然，随着几十年的研究积累，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对于这些问题仍有许多需要补充探讨之处：但很少有人具备这种能力，能创作出这样一部完整而系统的著作。”

1972年，伦福儒转到南安普顿大学任教。1973年，36岁的他升任教授。作为一名新任教授，按惯例要发表就职演讲。他选择了“社会考古学”这一主题。他认为这正是当时考古学的发展方向。

他曾回忆说，在写作《文明的兴起》中，其中有一个子系统“社会组织”，他认为在这方面还有更多事情要做，于是提出“社会考古学”这一概念。37他认为，之所以朝着社会考古学转向，是因为人们要研究史前欧洲那些不断创新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产生了变革，创造了不同的世界。而传播论论已经无法解释这些。38

1970年代，伦福儒的考古发掘还扩展到英国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并对那里的大型纪念性建筑进行碳14测年研究。随后在1974至1977年，伦福儒重新回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在米洛斯岛（Melos）的菲拉科皮（Phylakopi）进行发掘，期望通过层次分明的地层，进一步掌握时间序列。参与这次发掘的人还有迈锡尼雕像专家和陶器专家等。他们发现了一些陶土小雕像、鸵鸟蛋壳碎片以及金质小头像。

但是其间战争爆发，塞浦路斯发生政变，希腊卷入其中，全国的考古发掘活动被叫停。伦福儒团队的发掘活动被迫中断。到了1975年，发掘才得以继续进行。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可能为神龛的地方，其中有陶制塑像、整排的陶土公牛雕塑等。伦福儒的思考继续：作为考古学家，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断定，这些不是玩具、不是装饰，而是宗教行为的一部分？

团队成员的发掘报告陆续完成，最后变成一本同时探讨方法论的书，并最终由伦福儒编辑完成，其名为《宗教崇拜的考古学——菲拉科皮的圣所》（The Archaeology of Cult: The Sanctuary at Phylakopi）。伦福儒试图更系统地阐述如何识别一处宗教遗址。39而这一次发掘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这次考古发掘再次彰显了伦福儒科学背景的优势、卓越的领导力和个人魅力。

米洛斯岛菲拉科皮沿岸（图片来源：Colin Renfrew, The Cycladic Spirit, Thames&Hudson, 1991）

博伊德博士说：“此次考古发掘的参与者名单，堪称希腊史前考古学界的‘名人录’。在实地发掘中，新一代学者带着全新的理念，首次直面第一手材料。”他进一步说，“伦福儒对学术伙伴和学生极为慷慨。约翰·切里（John Cherry）就是在米洛斯岛上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实地调查，将该地区作为试验场，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调查方法，这一方法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本领域的研究。”

也是从这一次项目开始，伦福儒自然科学的背景使得考古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博伊德博士说：“虽然伦福儒在剑桥大学学习过理科，但他本人并不是科学家。不过，他的强项在于，他意识到可以邀请不同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来参与考古研究。很多科学家也觉得这是一次有趣的跨界体验。因此，伦福儒积极寻找合作伙伴。这种做法最终在这次米洛斯项目中发展成一种理念：考古研究不应单纯依赖某个伟大学者的单打独斗，而更应该由一支卓越的科学家团队协同完成。”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荆志淳先生也有感于此。他说：“伦福儒先生早年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在物理、生物、化学等方面都有扎实的基础。现在很少有考古学家有他这样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而科技考古专家，也没有他那样扎实的考古学理论和人类学理论基础。伦福儒强调方法学上的多学科，把考古学当成一门科学来做，而不是把考古学当成一个简单的技术。像他这样的人，很少。”

此外，这次发掘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伦福儒日复一日带着这支充满挫败感的团队，却传递着无尽的冷静、平和与幽默。而伦福儒自己印象深刻的，则是另一件事。

伦福儒在一次访谈中回忆，他们在发掘中找到一个陶制底座，属于约公元前1300-前12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当他们发现这个底座时，已经破损，没有顶部。但显然这是一件非常精致的器物。他们把它送到了10英里以外小镇里的工作站。后来，就在他继续工作时，一个极为漂亮的陶制头像出现了。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头像很可能就是那个底座的顶部。于是，他们把它带回去一试，果然，头部和底座完美契合。这几乎就是一件完整的陶制雕像，他们称之为“菲拉科皮的女士”。这是那次发掘中最精彩的器物。伦福儒说：“考古过程中常有令人激动的瞬间。但如果非要选出来一个，那就是当你把两个东西拼接在一起，它合而为一、光彩重现之时，确实是非常美好的时刻！”40

菲拉科皮的女士（图片来源：Colin Renfrew, The Archaeology of Cult: The Sanctuary at Phylakopi,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at Athens and Thames & Hudson, 1985）

在1970年代左右，伦福儒还参与了BBC一档电视节目《大事记》（Chronicle）的制作。该节目从1966年播出到1991年，在BBC-2台播出，聚焦于大众考古，是一档很有影响力的节目。节目邀请了四位学者担任主持人，伦福儒是其中之一。他因此有机会亲历世界各地的伟大遗迹。

他们去地中海中部的马耳他岛拍摄史前巨石神庙，去苏格兰北部的奥克尼群岛拍摄新石器时代的石室墓（启发了他在此地进行发掘），去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上拍摄摩艾石像，去南太平洋的汤加岛探索波利尼西亚酋邦社会。伦福儒还去了伊拉克，亲见了古代两河文明的伟大遗址，去保加利亚探索冶金起源，去巴基斯坦探索印度河文明。

他还去了中国，拍摄万里长城。当时因为只需要补录视频材料，所以他找中国摄影师拍摄了一些镜头。他印象极深的是那位摄像师拿着一台手动上发条的摄影机，每两分钟停下来拍一节。41那是1979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那一年，他访问中国，去了香港、昆明、西安、洛阳和北京，在陕西考古所做演讲，在北京拜访了夏鼐先生。他对中国考古有了更多了解。42

对伦福儒来说，拍摄电视节目在地理意义上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回望这些经历，他也愈发觉得比较考古学的重要。他认为，虽然我们很难在很多领域都成为专家，但至少亲身接触并认真看待这些不同文明的产物，是非常有意义的。43

伦福儒想做的事还有不少。他和原来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同事安德鲁·弗莱明（Andrew Fleming）曾经参加美国考古学会（SAA）年会。伦福儒回忆说，那个年会总是非常活跃，而且有思想深度。而反观当时英国的考古讲座，则显得有些沉闷，缺乏智识挑战性。于是，他和安德鲁“决定要做点什么”。他们成立了“理论考古组织”。他们不仅邀请老师，也邀请所有研究生，介绍自己的研究和遇到的问题，反响不错。当时主要邀请了两所大学的师生，即谢菲尔德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不过，这也招致了严厉批评。

伦福儒回忆说：“我们决定邀请伦敦考古学院的一位颇有思想的理论家迈克·罗兰兹（Mike Rowlands）参加活动。他也确实来了。但他对我们在闭门状态下举办这些会议感到相当生气——一次在南安普顿，一次在谢菲尔德。他认为这简直是不可理喻，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搞得像个封闭的小圈子。他觉得我们应该为此感到羞耻。”

伦福儒接受了批评，于是决定在下一年举办全国性会议，并正式宣布成立“理论考古组织”（TAG）。那也是1979年。这一全国性的组织以低廉的费用向研究生和其他人员开放，方便他们能够参与进来，旨在推动理论考古学领域相关问题的辩论和讨论。会议大受欢迎。此后，该会议每年由不同大学的考古系承办，已经成了传统。这一会议逐渐成为英国考古学界的重要交流平台。会议中，人们也开始反思“新考古学”，有人认为它过于依赖科学方法论，过分强调生态、生计、食物基础等问题。而这些确实在当时美洲的新考古学中相当普遍。44

伦福儒重视反馈。这些反思也都纳入了他后续的思考之中。

1.参考自剑桥大学官方网站新闻：https://www.arch.cam.ac.uk/news/colin-renfrew-tag44

2.Colin Renfrew, and Ricardo Elia. Collectors Are the Real Looters. Archaeology 46, no. 3 (1993),pp 16-17.

3.参考自伦福儒获巴尔赞奖时所撰写的学术自传（以下简称伦福儒学术自传）

4.参考自伦福儒受访记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zj6qyfNU

5.参考自圣奥尔本斯学校官方网站

https://www.st-albans.herts.sch.uk/about-us/history-of-st-albans-school?search=school history

6.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1片段（以下省略相关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3SzEpbhIMI&list=PLVV0r6CmEsFxuotjBVsYwbMI_I94P6Sq7&index=1

7.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2片段

8.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4-5片段

9.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6片段

10.参考自伦福儒口述自传第2片段

11.Richard Bradley,.An Interview With Colin Renfrew.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4, no. 1, 1993, pp. 71-82.

12.参考自伦福儒受访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Yzj6qyfNU

13.参考自伦福儒学术自传

来源：大明湖畔看今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