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14周岁，正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上初中二年级。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民族危机逐渐有所认识。还记得我曾经画过一大张东北地图，标着日寇侵占的地方，用红墨水泼了一大块“血迹”，写上“国破家何在，唇亡齿亦寒”一联，挂在家里。母亲看了，吓

罗立斌/文

关于东北军地下党的历史和工作，忆述的同志和资料已经不少。下面，只就个人亲历的见闻、观感，写下一些枝节点滴，以供参考。

一、从学生到学兵

珠江学运涌波澜。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14周岁，正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上初中二年级。当时，对国内政治形势、特别是民族危机逐渐有所认识。还记得我曾经画过一大张东北地图，标着日寇侵占的地方，用红墨水泼了一大块“血迹”，写上“国破家何在，唇亡齿亦寒”一联，挂在家里。母亲看了，吓了一跳。其后，随着时局动荡，学运起伏，我们断续地组织一些下乡宣传、义卖慰问淞沪前线（十九路军官兵不少是广东籍）、募捐援助马占山、书写印发油印传单、小册子等活动。由此逐步探索社会与人生的各类问题，认识和接近一些进步的师友，从而接受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36年初，在“一二九”运动的推动下，我们的学校爆发了一次长达几个月的较大规模的“抗日护校”运动，目的是粉碎当时地方军阀陈济棠为分化学生救亡运动，改国立中山大学附中为省立中学，并拟自兼校长的阴谋。斗争是胜利了，运动的骨干也锻炼出来了；但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成员却有的被捕了，有的暂时走避回乡。我和另几个同学虽然还留在广州，也在特务跟踪监视下不得再搞什么活动，只得带着参加党和去苏区的一点线索与希望，于7月中旬从广州乘船到了上海。在船上买了一份报纸，头版头条标题是《马德里敉成焦土》，它震憾着我们的心灵，使我迄今未忘。

沪上寓公亭子间。

到了上海，几个人挤在一个亭子间里。首先按照北上前联系好的线索找关系，也找到先期来沪的同学们，积极寻求能够暂维生活的立足之地，同时，等待北平方面关系的信息。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是坐不住的。我们利用人地生疏、暂时还不受注意的条件，参加了吕骥同志等组织的歌咏队，拜访了郑伯奇、何家槐等知名作家，一有空便到国际图书馆（位于霞飞路，现淮海路近徐家汇处）去坐上半天。因为那里有经过滤可以饮用的“冰水”，有“抽水马桶”（我们住处因租金低，无此设备），可提供方便，有一般中文与外文的图书，也可以自带书籍去看，带稿纸去写，这实在是我们几个穷学生一个理想的去处。我写过一篇以学生运动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敌友》，发表在《文学青年》10月号上（到北平以后才看到，当然没有拿到什么稿费）。10月初，正当我们向新成立的一间大华图书公司联系，要投考该单位编辑的时候，北平来信让我们立即前去。

霜叶古都红似火。

接到北平来信的第二天，由吕志先、何天朋两同志打前站，首先到北平接上关系。等到吴振刚、任士舜、张毅和我，从上海乘船过天津到达北平时，从广东来的周伯明、王彦之和张××（抗战后消极退党，下落不明）等人已先期到达。我们由组织上安排，分别住到几家旅馆，记得我住的是石驸马大街的亚洲公寓。两天后，赵翼炼同志从南京赶来了。他原来也是中大附中的学生，是我们在离开上海时函约来的。在北平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游览了北海、颐和园、西山八大处，观赏了香山的红叶，也逛过天桥，买了些手套、毛袜等御寒的东西。但因为一切活动已经开始由组织上指点，比在上海时就要小心谨慎得多了。经过一段个别谈话和小型（以旅社为单位）集体教育以后，我们终于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我填过一张包括姓名、籍贯、特长、志愿等内容的申请表以后几天，大概是10月底的一个晚上，张苏同志（当时在北方局工作，公开身份是某中学教师）亲自前来告诉我们这个令人难忘的信息。又过了一周左右，我们带着半支藏有党的介绍信的牙膏（后来听说是由当时北方局秘书长林枫同志经手的），也带着一些为了掩饰面目应付检查的给“西北剿匪总部”某处长、某参谋等备用的函件，于11月7日登车西去。

满楼风雨入长安。

我们十一个人分三个组乘坐不同的车厢，大约经过两天两夜，于9日到达西安。一下火车，所感受到的气氛就和上海、北平不同。车站的军警，对我们的随身行李检查得非常仔细，连手纸都逐张翻开照着亮看。我带的用黄色小说封面盖住的一本《“左派”幼稚病》，也在他们手上翻了几下。幸而“伊里奇”这个名字还没有引起他们重视，而几封给“剿匪总部”的信又颇能分散检查者的注意力。出站后，何天朋、任士舜和我作为中心小组，带着公开的和秘密的文件，在东大街西头的西北旅社住下。第二天或第三天，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宋黎同志，就依约左手拿着当天的报纸前来同我们接头。他穿着深色大褂，留着长发背头，步履安祥，语调深沉，虽然也只是二十来岁，但对我们来说，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长者了。他拆阅牙膏中的介绍信后，首先弄清楚我们是共产党员还是共青团员，然后告诉我们：现在去陕北不通车，恐怕都要留在西安，打入东北军，开展当前很需要的东北军内部的工作。我们按照在北平时张苏同志当面的许诺，还是恳切要求到陕北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去。一方面，红大当时是白区广大青年党员、左倾学生梦寐向往的地方；另方面，我们也觉得以自己的语言、经验、生活习惯等等条件，都不容易做好白军的地下工作。他沉吟了许久，答应过两天再来。两天后，宋黎同志果然又来了。他带着严肃而又有点紧张的语调说：“组织上还是决定你们九个男同志到东北军学兵队去，两个女同志留在西安参加地方工作，都不能去陕北”。当我们再度向他说明张苏同志当时的承诺与交待，并打算派两个人去北平再请示一下时，他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可以派人去，但必须速去速回。如果北平组织和这里意见一致，或者你们觉得周围环境有异时，就必须赶快去东城门楼报到、取得联系”。他留下一封给学兵队总队长孙铭九的介绍信后又说：“你们一定要见机行事，我不一定能够再来这里了”。

二、学兵队三连始末

我们穿上棉军衣。

在西北旅社住过三五天以后，由于我们的长相、衣着、举止、生活习惯，尤其是北方话不过关，已经感到很容易引人注意，虽然任士舜同志的普通话还可以对付，但上海调也并不轻。整天蛰伏着不甚好，我们就装着谋职待业，去闲逛了雁塔、碑林、莲湖公园等处，还同在另外两个旅店住的同志们联系。可能是由于“身无长物”之故，他们还不感到有什么“压力”。但是，我们已经多次碰到一个瘦长、一个矮胖，神情有点异样的两个人，不得不恪守“最好多在东城活动，到了钟鼓楼以西，出了问题就比较棘手”的叮咛，也确实感到当时西安城东南西北、红蓝黑白力量紧张角逐的态势。做地下工作需要化名，而且可能要经常地变换。我们住在西北旅社的三个人，就各人随便起一个名字大家抓纸球，“赵秋苇”这个假名，我就是抓纸球抓到的，并在东北军中用了半年多。迄今还有些学兵队的同志只晓得我这个假名字。

周伯明、张××两位从北平回来，带回组织上的指示是：“服从组织是具体的，你们的领导关系在西安，就要听从那里组织的决定和分配”。11月20日前后，我们到东城门楼的学兵队总队部换了一封介绍信，就去：城东北角一处叫作平民新房的地点报到。一个中尉军阶的军官和几个带着士兵符号的人接待了我们。第二天，我们九个男同志便先后来到这个带点临时性的营房，用稻草铺在水泥地上，放好自己的行李，把用不着的便衣杂物等收拾好，准备送存到王、张两位女同志那里去。一位班长模样的人带我们去剃了光头，又到澡堂里洗了一个澡。

当我们第一次穿上军衣，相互打量着对方，想发笑而又只有忍耐的时候，不禁默默地叨念着：“永别了，学生时代!”

四海五湖同一室。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平民新房要建立的是东北军学兵队第三连，一、四连早在8、9月间先我们而成立，驻在东城门楼上。这个学兵队是张学良打算从政治上加强和改造东北军，接受我们党的建议，从平津各地召集青年学生组成的。因为用什么军校等名义，要经过蒋介石批准，只得被迫制造这个“新名词”。和我们九个人几乎同时入营的还有王盾（上海人，后名王志清）、方惠德、李子和三位同志。王似乎是刚从牢房里出来的党员，身体不甚好，方与李则是从东北军部队抽来的基层骨干党员，身高体健，满面红光。第二批是从河南省鸡公山东北中学来的六位同志：贾世杰、丁丙纯、郑世田、金振中、邢英和包汉英。接着，有从晋南来的党员殷沾、殷树；从武功县西北农学院来的陈明、李烈、陆干；还有从东北军各部队抽来，从西安当地学校等单位前来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报到。

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个平民新房原来是“西北剿匪总部”的一个俘虏收容所，当时可能还有200多人，主要是红军北上时西路军散失的战士、干部。他们和我们隔着一个操场，我们一住下，连部就规定不许和他们接触；只在晒太阳、捉虱子的时候，才能相视而笑，心照不宣。后来，从俘虏中选调到三连的有年轻而稍具文化程度的党员王屏、魏国运、尹先炳、郭耕棠等四个同志。

训练还没正式开始，天阴了两日就飘起小雪来。在广东的语义里，冰和雪是不分家的，冰箱称为雪柜，而雪糕就是冰激凌。当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用手捏着，用脚踢着，忘乎所以地一直玩到“俘虏营”边，才不得不往回走。

到了11月底，学兵队三连从一个班发展到六七个班，编为两个排。但直到西安事变时这个连似乎还不满员，大概只有七八十人左右。和一、四连一样，正副连长，正副排长和班长是由东北军部队抽调，从上面派来的，副班长是半自选半指定的。当时已有党员近十人，一个排的架子搭起来的时候，地下党的支部就成立了。军事训练也正式开始了。

第一任的党支书。

三连党的支部成立时，委员是经过个别酝酿后由总队的党总支指定的，有何天朋、王盾和我三个人。我们之间的分工倒是自己议定的，何搞组织，王搞宣传，我任支部书记。书记应该怎么当?老实说，那时我是不甚了了的，只以为自己的笔杆子还来得快些，要记录个什么也还可以过得去，这大概就是当书记的条件。后来总支派侯晓岚同志来接头领导。我们的工作也逐步展开。十多个党员分成三四个小组，除了传达执行总支指示外，最经常的还是做口头宣传工作。内容主要是要信赖和联合陕北的共产党与红军，坚决反对内战和准备打击日寇的侵略，东北军和东北人都要决心准备打回老家去等等。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时，党员也和群众一样高兴与义愤交织，我们也主张过要立刻杀掉他。听到传达博古同志关于我党和平解决方针的报告后，就转而向群众做说服工作了。当时工作的方法是，支部向小组，小组向党员，一个传一个地进行工作。支部也曾经研究过几个发展对象，但由于事变后人员流动频繁，活动时间短促，还来不及正式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在12月中旬，我和三连的大部分同志上东城门楼去参与编组宣传大队以后，三连的支部工作即由何天朋同志接替。后来，据说党员和学兵队人员流动性更大，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分配出去。到1937年“二二”事件前后，这个仅仅存在过两个多月的学兵队三连和它的党支部，就基本宣告结束了。

典型的大兵生活。

在平民新房，我们是以班为单位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的。行李非常简单，除了几件换洗的内衣裤外，我只有一床毯子。这床毯子就伴着我在没有暖气、煤炉的条件下，度过了大西北第一个冬天。房间里没有桌子，电灯也很暗，基本上不能看书和写东西。早操跑步以后，开始是徒手，然后是持枪进行制式教练，但步枪在下操以后还是集中保管的，除了门卫值班和负责院内巡逻以外，也不配发子弹。西安事变前，政治课还没有正式进行过，只有一位红军的师级干部来讲过两次“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当时，从党总支布置下来的政治时事学习讨论也不很经常。张学良办的《西京民报》是可以及时看到的，它和国民党省党部控制的《西京日报》的调子很不一样。我们到西安时，“九一八”五周年纪念和鲁迅追悼会等活动已经过去了，支援绥东抗战、纪念西北军坚守西安十周年以至“一二九”周年纪念等，我们都由于已经进了兵营，未能参加，但在报刊上见到了比较详尽的报道。对这种基本上不用脑子，而只是每天简单重复地进行体力操练的生活，我们开始是很不习惯的，但这是从学生到大兵的转变，不久也就“随遇而安”了。一天两顿饭是从东城门楼上用洋铁桶挑着送来的，可能和一、四连的伙食完全一样。主食是大白菜汤（经常有豆腐，偶而还有些肉）和大米干饭，对我们这批广东兵来说，也还比较合适。只是没有自来水，饮用的全是院内的苦井水，当时虽然年轻抵抗力强，但也时断时续地拉肚子，水土不服，体力当然也大受影响。

在这座兵营里，由于抗日救亡的思想基础完全一致，又由于大家都抱着“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身许国的磨练决心，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上下左右是比较融洽的，互助互让的风气很浓。从部队派来的军官和我们这些“学兵”们，虽然经历素养和生活习惯不同，但除个别问题有过一些争执，或者背地议论几句外，一般关系还是好的。

华清池畔的枪声。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距西安30公里的临潼华清池畔，响起了不平常的枪声。由于我们离东城和市中心都比较远，捉蒋捷报是当天中午才听到传达的。总队部的来信一念完，大家就像开了锅一样欢呼、谈论起来，连值星排长也忘记了维持应有的课堂纪律和内务秩序。当晚，连部就把每支步枪带二十发子弹配给我们；第二天，大概是要发挥我们有点政治头脑又有点文化水平的长处，就让我们到北城门和“中正门”去配合部队站岗，检查可疑行人。其他各门的任务，可能是由一、四连的同志去担负了。不几天以后，我就上了东城门楼，暂时还是继续执行协助各城门盘查行人的任务。不过，地点变了，有时去西门，有时又到南辕门。待遇也变了，每天发四角钱伙食费，让我这个广东人可以用两角多钱来吃一顿米饭加炒菜的午餐。还发了二十多块钱的什么临时费，让我们买了一条斜着挂的“武装带”（准尉、排长以上才能佩戴），配上口袋上方一块暗红边、比一般胸章窄一点的“宣传队员”符号。这种“准军官”的生活，和大兵已经有点距离了。

三、东城门楼与陕甘边

东城门楼上编大队。

西安事变后一周，原学兵队一、四、三连的大部分成员，在东城门楼上混合编为五个宣传大队，每个大队下分三个或四个中队。部署是：每个大队到东北军的一个军部，中队到师部，每个团一般分配两个宣传队员，取代过去实质上从事特务活动的国民党政训人员。记得当时宣布的大队长依次是何畏之、赵天野、王建中、侯晓岚等。我被编到第三大队，组织关系也由王建中同志接转。起初，我的中队长是王之一同志；没过几天，王之一他调，我接任中队长并准备任一个师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去五十七军、六十七军、骑兵军的同志都先后出发了，到五十一军的第三大队却由于胡宗南所部的阻隔捣乱，无法前去，只得暂留在东城门楼上等待、学习，或接受一点临时的任务。我和留在平民新房三连驻地的何天朋同志、被分配去红军俘虏那里做少年儿童工作的吕志先同志、留在城里搞妇女工作的王彦之、张毅同志等还可以不时见见面，谈谈各自工作的情况。清晨、黄昏闲暇时，我也可以到东大街及东关去走走。

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传来时，许多人认为蒋虽然口头上同意抗日，但出尔反尔的事情太多了，这么快放走也太便宜了他。也有人认识到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应该放蒋；但张陪他去总是不智不当的。不过这种认识在当时还不占多数；多数人以为张还可能回到西安来。东北军“总部”有人很快地用旧曲填了一首新词，为张学良回来做舆论准备。词的大意是：“欢迎张将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欢迎我们的领袖，光荣地归来。”但是，人们对蒋介石的估计太不足了，这使得西安事变的成果受到相当大的损害。

去王曲当教官。

1937年元旦刚过，第三宣传大队宣布取消到甘肃于学忠部队去的计划，成员陆续被分配到别的岗位上去。元月2日，我应邀到西安著名的剧场易俗社去看解放剧社演出的《死亡线上》、《一片爱国心》和一二一二剧团演出的《火山口上》（作者是学兵队的王林同志)等三个话剧。我用“黑明”这个笔名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剧评，刊登在1月7日西安《解放日报》的三版头条副刊《烽火台》上。

在我和另一位同志到“总部”辎重大队去工作后不几天（时间很短，情况都记不起来了），宋黎同志就找到李烈、陆干（从西北农学院到三连的，可能也是编到第三宣传大队的）和我，并让我负责到王曲（在西安市西南）东北军军官差遣队去上课。他给找了一件呢子大衣，让我罩在从南方带来的薄绒大褂外面；并让我报二十三、四岁，北大经济系毕业生，到那里去讲几课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把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的剥削与积累讲清楚。李、陆两位则着重讲抗日救亡的基本理论和西安事变后的政治形势。此外，大家共同或轮流教唱新歌，五天至一周编一期墙报，还编写或翻印一些油印传单、小册子。这些，除供该队作学习资料外，并作为对当地（蓝田县）学校师生与群众开展宣传工作之用。三个人的事情并不少，我们有时一边讨论一边写作，一面抄写一面核对，甚至来不及起草，便在腊纸上直接写起文章来。

这个军官差遣队的具体负责人是一位上校军官，大概40岁左右，似乎是农民出身。他对我们很客气，各方面照顾得也很周到。每次上课、集合都要先起立，向教官敬礼，才开始进行课目。他对我们年纪轻轻就有点文化理论水平和政治活动能力，是很羡慕的；闲谈中常以自己是个“纯军人”，跟不上当前形势为憾。我记得有一次谈到军事和政治孰轻孰重时，他就认为何应钦的地位是比不上汪精卫的。学员们从连到团的军官都有，他们由于对张、杨的“八项主张”和对共产党、红军已有初步认识，一般都能够接受我们的论点，还没有碰到公开反对或顶牛的现象。埃德加·斯诺当时曾到这个队访问过，在他的著作里已有记述。他是从西安由别人陪同来的，我们没有出面接待的任务。

到营里当指导员。

在王曲差遣队还未满一个月，我们三个人便奉命回到西安。这时，东北军除了原有的军、师部队建制外，又成立了一支新军叫作学生抗日先锋队，在它的总队部下设一、二、三支队（相当团，总队是一个师的架子），孙铭九又由少将特务团长兼任这个总队长。总队有政治组，支队设政治处，大队、中队都不叫宣传员而统称指导员了。我被分配到二支队二大队，李烈似乎分配在三大队，支队政治处主任是王振乾同志（后来在五十七军）。我带着三个花的蓝边胸章，领过两个月每月40元（据说原薪是60元）的“国难饷”，算是个正式军官。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先锋队从总部机关到连队，政治干部大部分是学兵队出来的。这里，每天都有政治课与文化课，连队还设救亡室，经常唱新歌、出墙报，有时还排练简单的演出节目，做点群众宣传工作。除了党的组织活动是绝对保密的以外，其他大体上是仿效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我那个大队长是个青年军官，好学上进，我们很合得来，副大队长则是个中年军官，旧军人习气较重，有时候还向我们讲些赌经嫖经和所谓“为人处世”之道。我想尽力帮助改造他，但他一时似乎还看不起我这个小青年。

不久，“二二”事件爆发了。东北军内部一部分“少壮派”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枪杀了军中最有威信、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王以哲军长。

在我们还没有弄清“二二”事件是怎么一回事时，部队就奉命开拔，离开西安沿西兰公路折西宁公路向陕甘边境走。让出西安，这是我们当时向南京政府的一个让步。起初，我还是决心背着自己的全部行李一一一条毛毯和一个小包裹随大部队走的。但是，我这个“学兵”毕竟没有经过长途行军的锻炼，两三天后便支持不住，开始把东西放在大车上，最后也只得坐上大车随军前进了。到达长武县，部队不再走了；支队部设在城里，几个大队就在周围驻下来。

主编《士兵呼声》。

还在抗日先锋队未撤离西安之前，我刚调到二支队二大队工作不久，大概是1月中旬的某一天，就接受了主编西安《解放日报》副刊之一《士兵呼声》的任务。创刊号是2月4日（星期四）提前见报的，篇幅占了第三版的一半，落款是“学生抗日先锋队政治组编”。代发刊词是我用“黑明”这个笔名写的《抗日联军军歌》的词和曲，并附有几句说明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所谓“音乐作品”，今天回过头看，当然不像样子，但那时有人认为它表达了三军联合的内容和感情，很是不错。歌词开头用了鲁迅的两句话：“骨肉碰钝敌人的刀锋，鲜血浇灭敌人的凶焰”，中间用“坚决打回老家去，保持守城革命精神，努力奋斗推动历史车轮前进”来代表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政治主张，末句用“骨葬长白山，血注鸭绿江，争取人类幸福，创造世纪光明”结束，由此可见当时“宁为玉碎，不畏焦土”情绪的一斑。此外，有金锋的《学生抗日先锋队下乡宣传记》和陆中天的《士兵一天的日记》两篇文章，还有我一段简短的“编后话”。第二期的稿子编好寄发后，我就随队西开，结果当然随着《解放日报》的停刊而夭折了。

1983年4月，重访西安时，我曾从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那里，找到当年《解放日报》的合订本，看到除《士兵呼声》与《烽火台》外，该报还有几种副刊。每星期五刊出的是《妇女阵线》，我还在那里发表过一首十节四十八行的自由诗《你们将往哪儿走》，其中提到德、意、英、美、西班牙和苏联妇女们不同的命运，也对林黛玉、杨玉环、王昭君、花木兰等古代不同类型的妇女作了评价，用意在鼓舞妇女们参加统一战线，投身抗日救国。

四、从邠州到卢沟桥

集结又东开。

1937年2月以后，由于王以哲被杀，蒋介石对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断地增加压力，张学良回到东北军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早就存在于东北军内部的少壮与元老、主战与主和两派力量的矛盾便逐步激化起来，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扣押了团长万毅，软禁了刘澜波；一零五师师长刘多荃扣押了康鸿泰，枪杀了旅长高福源。宣传队派到各部队去的干部、宣传员，大部分都被“元老派”的旧军官们视为共产党员或“亲共”分子，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人”，尤其害怕他们动摇了自己对部队的统治地位。于是，背地的流言蜚语，公开的限制活动，干预工作，以至个别监视、隔离、驱逐、捆绑、殴打学兵队员的事情也发生了。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当时主客观力量对比的形势出发，为了保存这一部分革命力量，决定把分散了的学兵

队员重新集结起来。

由于总队长孙铭九犯了严重的错误，也为了减少一点有关方面的压力或注意力，这时学兵队只好以退为进，在陕西邠州城郊的泰山庙里，挂起了一块“抗日青年训练班”的牌子。3月初，我接到命令后就告别了部队官兵，由长武到邠州集中。在睡了两个月左右的“热炕头”之后，又重新过“地下铺”的生活。十多天来，每日都有学兵队员从四面八方赶来报到。人们从东城门楼或平民新房分手后，虽然时间不长，但每个人都有过一番复杂曲折的经历甚至是惊险离奇的遭遇，相互见面时都三五成群地说个不休。后来，听说王林同志有一部章回小说的初稿（可能就是长篇小说《叱咤风云》的初稿），其中有一个回目便是《丁光光丁过渭水、马辉挥马到邠州》。

当时，红军的前敌总指挥就在西安以北的云阳镇，许多队员在路过时都想留下当红军，经过彭德怀、萧克等同志亲切接见，杨尚昆同志出面做动员工作，大家才继续北走淳化、旬邑到达邠州集中。当人数达到二百多时，就着手编成几个队，队下直辖若干个班。党员也比东城门楼时增加了许多，总支以下就成立了四五个支部。这时党的东北军工委为了纯洁组织，提高觉悟，严保机密，曾进行过一段整党工作，在教育审查的基础上，开除了个别表现太差的党员，也发展了一些新同志。

为了适应青年训练班的特点，当时除了行政组织外，又建立了专门搞公开工作的俱乐部。我记得，最初考虑过“学生会”的名称，但感到不妥当，也考虑过称“救亡室”，又觉得含义不够广，最后取名为“俱乐部”。俱乐部选举了委员会，分总务、组织、宣传、学习、游艺等部门，任务是根据党总支的意图，研究每周的学习计划和活动日程，同行政协商后公布 实施。当时的代班主任郭维城同志，一般都采纳我们的建议，支持我们的工作，我被选在俱乐部里，并参加了公开工作的党团，由总支谢克东、任志远等同志领导。开始主要搞“游艺部”，后来，政治学习，问题研究，出墙报，编宣传提纲等都搞过一些，这一切，为后来驻怀远时的工作打下一定基础。

孙铭九

过咸阳东开怀远。

“二二”事件以后，由于张学良的处境越来越坏，又由于蒋介石施展高官厚禄的拉拢手段，东北军的高级将领经不起威胁利诱，不少军官们也向往东南地区的富裕环境和生活，终于否定了集结西北的方案而执行了东北军各部东开分散配备的方案。学生抗日先锋队改编为一百一十师（即一一 师，又称百十师），青年训练班也随着名存实亡的东北军“总部”逐步东移。

大概是3月中下旬之交，“总部”用载重汽车把我们从邠州运到咸阳，在停了产的一个酒精厂里住了五六天。咸阳当然比邠州大而且热闹得多，但班部规定不许随便外出，我们大概也只上街去观光过一两次。其中一次集体游周陵，参观周陵小学，忘记了是谁在周文王陵的碑前给三十多个同志照了一张像，我还保存到现在。站的、坐的、蹲的分为三四排，虽然是一二 手机照的，但迄今还面目清晰可辨，放大复印了寄给征集资料同志，竟然成为珍品。几天之后，郭维城同志向我们宣布了青年训练班改为东北军军官差遣第二队并准备继续东开的消息。顾名思义，“差遣”就是失业待业的意思；目标比“学兵队”之类当然要小一些。但国民党的特务是深知个中奥秘的，从西北盯着我们来的也不乏其人。原在王曲的东北军军官差遣队已经改名为“差遣第一队”，后来我碰到过几个认识的队员，据说那里人已剩下不多了。思想上，我们早有准备，不管换个什么名义，都是为了减少阻力，争取合法存在，应付南京和东北军内部的反共顽固势力。可惜，我几经酝酿写就的一首《青年训练班班歌》（记得歌词有：我们是暴风雨中的一声巨雷，我们是漫漫长夜的一支火炬……来吧，同志们，让我们武装起头脑，让我们练习好射击；有一天，抗敌的枪声响，我们就去，去拼死在疆场!……），还没有来得及流传开来就夭折了。

我记得，我们是在咸阳站上的火车，也许还是“非常时期”吧，总是走走停停，但食宿都在火车上。走了几天几夜是忘记了，但是在洛阳停车的时间较长，几个广东人上饭馆吃了一条大鱼（多长时间没有吃过鱼了!)我是记得的。还有，在郑州或徐州换车时似乎停了一夜，我在那里写过一篇描述当时东北军部队生活与心情的散文《东进》；怎么发出去，在什么刊物上登载的?后来我只看过一次，没有保存草稿，现在当然通通忘记了。在蚌埠下了火车，就分批上船沿淮河及其支流涡河，到了怀远县的柴河镇。

涡河畔两个月。

驻地在涡河北岸，隔河斜对怀远县城，乘火轮约半小时可到，但我们只是星期天偶尔进城去走走。镇子不大，二百户人家左右，我们三百多人就以班为单位“打地铺”睡下。春暖花开了，一些讨论会等小型活动就各自找河边、树下、山坡上去进行。有一次我在树下睡着了，被太阳晒了一阵就发起高烧来，还是队里的兼职医生杜伯华同志（后来任过平西专员、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已病故）给我治好的。这一段，俱乐部工作空前活跃，歌咏队、口琴队、戏剧组、墙报编辑部和几个学术研究会如雨后春笋，《五月的鲜花》、《上起刺刀来》、《保卫马德里》、《大众的歌手》等歌声，此起彼落，简直忙得不亦乐乎。还举行过两次讲演比赛，尚效飞同志得过一次第一名，我参加演出过用口琴伴奏的《伏尔加船夫曲》，找了几件破旧衣服，抹了半身泥巴拉着纤走，据说效果还不错。当时怀远县城买不到什么书刊。我还写过信给在上海的郑伯奇同志，蒙他几次寄来了文艺杂志。

5月初，每当晚饭后，会游泳的同志就陆续有人下涡河“载沉载浮”。也有人向居民借到小船，“一叶扁舟”地流连忘返。忽然，一天中午传来噩耗：“邢英同志自杀了!”他是原三连的，东北中学来的学生，恐怕也不到20岁，我们在平民新房时认识。他平时沉默寡言，死后从他枕下找到了一封《报国无门忧愤辞世》的遗书。党总支、俱乐部经过研究，决定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宣传群众，教育自己，还写了新闻报道，平、津、沪等地的进步报纸都在显著地位刊出。现在我手头还保存着几张追悼大会时的照片，许多同志失声痛哭的音容还如在眼前。此后，我们更注意加强了对驻地群众的宣传工作，我曾为此用俱乐部名义写印过一个宣传提纲。

5月末，大家久有议论和关心的事情终于来到了，队部宣布奉蒋介石“手谕”解散东北军军官差遣第二队。这时，郭维城同志已调走，新来的队长叫李述庚，似乎是有关方面派来监管我们的。经过党组织一番研究部署，我们在5月28日开了一个气氛热烈而心情沉重的话别大会，许多人自发地站出来讲了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是被迫地解散了，但抗日救国的革命烈火是谁也熄灭不了的，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武装自己，随时准备投身到抗日战场上去。根据我们几个人事先的商量，吕志先同志以《救亡的炸弹》为题，激昂地讲了几分钟，博得热烈的掌声。广东籍的同志，除了三人早去延安，任士舜提前分配去百十师外，余下的五个人，去怀远城下了一顿饭馆，谈了一番心曲，就准备各散西东。我原来是被通知“回北平”的，上了车后又给叫下来，和吴振刚同志一道，二话没说，准备到东北军部队当兵去。

在淮阴当一等兵。

当时组织上对我们的分配原则是：凡是可以留部队工作的，尽可能不离开东北军，而比较暴露或有其他原因的，撤到华北。

我同吴振刚带着组织上交给的信，去蚌埠找到当时也正待“善后”的东北军“总部”的王再天同志。我们到照像馆里照了一张像片。握别后他到河南太康去了；我就以初中学生、失业录事（部队中的小官名）的身份，到市郊王家围子去找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他当时标榜的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的炮兵营，被引到九连连部去作上士（文书）的“帮写”。大概由于上士的工作本来就不多，而我的毛笔小楷又不够标准，所以连长就经常让我给战士们念念报、教教歌。用指导员或者“教官”的身份去做部队工作，我是有点经验的，改用一等兵帮写的身份应该怎么做，就手足无措了。在久候而没有人来接组织关系时，我只能做些个别口头宣传工作。因为我和上士、通讯兵、勤务兵一起吃“大锅饭”，晚上也和他们滚一条炕，有时到班上转转，请教一点擦炮、操炮的知识，和大家倒还合得来。除了个别排长对我不大看得惯外，几个军官，特别是连长王文炳比较易于接近。还有些人认为我这个小知识分子是“怀才不遇”，颇寄同情。营部的某副官也曾几次动员我去军士训练队，说结业后可以当下士或中士正副班长，但在未请示组织前，我不敢轻举妄动。

不多几天，部队就从蚌埠乘船沿淮河开到韩信的故乡淮阴（当时惯称清江浦）。通过洪泽湖时，我还在傍晚随船游过泳，此后便再没有机会到这个天水茫茫的巨湖了。6月底，因为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我就给先期回北平的何天朋同志去信，不久接回信让我即回北平。也许由于我这个“特殊兵”已经被人“猜破”的缘故，请“长假”没有受到什么拦阻或追问。临走时连长还给了我十多块钱，并说明其中十元是送我作路费的，零头是我一个月饷银扣除伙食费用等以后的余额。芦沟桥事变前一天，7月6日，我就带着军人护照，背上我的包袱和毛毯，从淮阴坐船沿运河到徐州，坐上了津浦路北上的火车。等到我从天津换车走到黄村时，已经是战火连天的7月10日了，但我在旅途中还毫无所知。火车在黄村停下来，宣布不再北走了，因为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丰台。幸而，我独身轻装，打听了一下，就雇了个毛驴骑到南苑门，坐上小火车，当天傍晚就进了北平城，在宣武门外上斜街的广东东莞县（我的原籍）会馆找到了何天朋同志。

告别东北军。

第二次到北平，我身上只有几块钱，又不晓得还要靠它维持多久，不仅不敢用酒肉团聚，而且连报纸也不肯天天买。每天两顿饭，是到街口一间小店里要两三块烙饼，几大枚盐豆加一碗羹汤，每顿不能超过五分钱。因为暂时没有什么任务，组织上交待要少出去走动，我便只好在昏暗的小屋里慢慢啃起来随身带的一本河上肇著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这时北平已满城风雨，我只能在晚上从何天朋那里了解到一点情况。

7月所剩的时间越过越少，虽然还有“丰台收复”、“廊房大捷”之类的消息可以振奋一下人心，然而头上的飞机和耳边的炮响终究证明着北平陷落之不可避免，组织上也决定迅速疏散城里的大部分党员。我通过李梦龄同志（原学兵队政治教官）的关系到了顾颉刚那里，以编辑名义随着他们的通俗读物编刊分社在宋哲元军队撤出北平的前一天，乘车去归绥（今呼和浩特）。8月底，在大同城的风雨飘摇中，我又同该分社的爱国文人们一起东进转南行，到了岱岳，火车就不通了。我辞别了他们，只身徒步经雁门关、代县、阳明堡、崞县到达原平车站后，再乘火车到达太原。在太原，我还是依靠原东北军地下党的同志迅速地接上了党的关系，到了八路军办事处。随即于9月22日和赵翼炼、冯良骥等同志，随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开赴晋西北前线。

1984年12月

来源：五色四藩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