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不断激发人们在数码研究内容及方法上的探寻，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民族志和访谈法等质性方法被广泛应用，但某些问题也凸显出来，一些声称采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其实主要运用的是访谈法。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志方法与访谈法关系紧密，但并不等同。要深化数

关键词: 访谈；民族志；数码情境；方位感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网络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深度嵌入使得个人、群体和社会组织等各类要素都被网络化了，如何在相互交织、重叠的新型文化中探讨网络技术与使用者及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对于着力进行阐释性理解的研究来说，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尤其能够揭示人与技术互动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结构性条件。因此，通过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方法对网络现象进行探索的研究成果涌现，这些尝试对于探究数字情境中多元和崭新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支撑，也体现出研究者对复杂性知识探索所做出的努力。当下，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网络空间的触手可及性并不意味着降低了调查和分析的难度，但是不少研究对一些质性方法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混淆，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些声称采用了网络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实则更多做的是访谈。

具体而言，数字情景中不少质性研究声称使用民族志方法或在民族志取向下进行，但常常表现出多元方法下对访谈的依赖。质性/民族志研究离不开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特别是在数码空间中，媒介实践的过程与情境需要研究者通过场景和观察的经验材料去勾勒与展现。然而从现有相关研究来看，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从方法层面交代多种资料搜集的方式(如参与式观察、网络民族志、民族志等),但是在具体的资料分析与文本表述中，访谈材料的呈现占据主导地位。当下互联网研究新方法频出，例如近年来常被提及的平台漫游法(1),其与民族志的研究取向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有的论文尽管声称使用了这一方法，在具体的研究推进中却看不到采用漫游法获取材料的过程与分析。诚然，在质性研究取向下，两者虽然有诸多相关性，譬如都强调对研究对象做情境式的理解，都试图找到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广阔背景。但是两者对研究问题涉入的程度与时间、具体操作方法和展开过程等都有所差异。访谈法是民族志研究中一种重要的资料搜集方式，然而民族志取向下访谈法的运用却有其对复杂性探索的期待以及一整套完整且相互关联的阐释方式。因此，并不能将二者等同，甚至以访谈替代民族志。如何处理这些方法的混用?数字情境中是否可以发展一种拓展的访谈法?这些问题值得辨析和讨论。

为此，我们以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领域具有代表性的8种学术期刊(2)的论文作为分析的前期基础性材料，时间选取区域为2000年至2023年(3)。通过本文两位研究者的阅读和分析，从8种学术期刊中筛选出与互联网研究相关，且在研究方法中明确提及质化/民族志取向，或文章按照质化/民族志思路展开研究的论文，共检阅出183篇与本文的研究问题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包括研究综述、译介以及专门探讨民族志方法的文章。

图1 代表性学术期刊质性研究论文年度发文量分布统计图

图2 代表性学术期刊质性研究论文研究方法词云图

表1 代表性学术期刊质性研究论文研究方法使用分布(4)

表2 代表性学术期刊质性研究论文研究议题

从图1可见，2012年国内有学者开始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对网络情境中的文化现象进行探讨。从发表数量上来看，质化/民族志方法取向下对网络相关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逐年增加，通过多元的质性研究方法，对愈加复杂的互联网文化进行探讨已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常见选择。对这些文献中具体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可视化呈现和初步统计(图2、表1)可以看到，数字时代背景下，访谈、参与式观察、田野调查和网络民族志仍旧是质性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主要方式。同时不少研究综合使用了文本分析法、扎根理论等方法。通过对文章的研究议题进行分析(表2),可以大致看出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的关联性：质性研究方法主要被用在多元个体与群体的媒介使用、数字技术对家庭、乡村等不同社会空间的介入、数码技术与新型文化等多个主题和内容中。尽管这些议题内容多样，但不难看出它们都有强烈的呈现多元文化样态的欲求，而对复杂性的探寻则能充分发挥质性研究的优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数字生活和数码文化的研究中质性方法被较多地使用。

结合具体研究内容，我们发现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在完成这些复杂性探寻的质性研究中，不少成果声称使用了民族志方法但实际上主要倚借访谈(本文所指的访谈包括深度访谈)完成。令我们好奇的是：访谈法与民族志尤其是网络民族志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两者分别承担何种任务且如何更好地结合?对于访谈和民族志方法优劣的辨析与秉持的原则、理念的分析也非全新的话题，在很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早有讨论。然而面对当下的数字情境，尤其是在新媒介技术与日常生活、文化实践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所面对的场景以及能够观察到的事件过程和过去发生了极大变化。同时因为访谈与民族志有着相近的研究取向，深入和高质量的访谈也会让人有某种身临其境之感，因此可能会产生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主要由访谈来支撑和完成的局面，这就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对方法与研究目标的契合度重新作出思考。本文并不只在于比较两种方法的操作性问题，也并非表达对民族志推崇而对访谈批评的立场，而是想要从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更深入的辨析和思考，从而为规范性研究做出一定努力和推动。

尽管诸多质性研究在方法层面有所交代，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当民族志被简化为倚重访谈去获取研究资料时，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易呈现出过度依赖被访者主体性阐释的现象。较为常见的方式是，一些文本为了凸显访谈对象的主体地位，集中采用受访者的直接引语进行论证，或是论述一个观点之后，运用访谈者的原话进行补充、例证。这样的“举例说明”体现出研究者试图在这些叙述中寻找一致性的努力，但这恰恰可能构成访谈的缺陷，使访谈者“在没有秩序的地方强加秩序”(5)。通过访谈，我们可以从被访者的观点中了解研究对象及其观点和态度，展现其对经验事实的看法。因此可以理解针对网络情境中的议题，为何出现较多借助访谈形式展开的研究。例如学者们对互联网在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意义(6)、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智能手机的使用(7)、青少年与家长的网络游戏共玩行为(8)等现象的分析，这些研究都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叙述，把握其对事件或意义的看法。采用访谈的研究方法，的确可以从话语中追索对个人来说重要的事件和特定信息，甚至重构那些研究者不在场的时刻。例如有研究在探讨边缘媒体人的职业变迁与社会认同时，由于研究者无法参与过去的事件，因此通过调阅文字或影像资料以及深度访谈来了解当年的情形(9)。这时，访谈法的运用可以使研究者跨越时间、职业、阶级、种族、性别和地理疆界，扩展知识和情感范围(10)。不难看到，访谈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搜集丰富的材料，这有助于探索人们的各种行为，尤其是行动者的主体性理解。然而，不同社会角色的个体对于媒介的使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我认知与理解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日常生活体系和深刻的结构性背景，研究不仅需要呈现我们能看到的表层现象，还需要将现象背后的复杂性展现出来。

民族志的引入，研究者可以关注到“不同的人怎样创造和使用不同的媒体，这些媒体又如何根植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11)。通过对当前研究的梳理，我们发现在资料搜集、研究过程、知识建构等知识生产过程中，因为依赖访谈获取材料，从而导致问题分析过程中对研究对象主体性阐释的过度倚重。这种将访谈误用为民族志的做法，会造成具体方法操作的简化，也体现出研究者切入研究问题并获取研究材料的不同态度。

对于民族志研究来说，在场/场景是一个基础性的原点，象征着田野作业的开始，是参与观察、访谈的前提(12)。那些和民族志方法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访谈常常会重视这些具体的场景及其价值。然而，传统田野建立的是研究者更易觉察和把握的有边界的实体空间，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逐渐成为研究者所面临的基本情境后，田野从固定转向虚拟与流动，实体的空间变得难以把握和被观察，访谈某种程度也成为弥补田野空间不足的一种常规方式，我们由此能理解诸多研究为何较依赖访谈的做法。但这种做法的常规化却并不意味着研究就应该以此为标杆。简单讲，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访谈对田野“隐匿性”的加剧。例如，媒介实践与网红城市/网红地的关系产生了诸多成果，研究者在这类议题中发展出数字地方感、媒介地方感等分析框架。不过，民族志取向下的研究还可以追问的是，媒介使用者打卡的网红城市或地域本身的地方性特质如何对个体的媒介实践产生影响?这些地方特质是否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地方感?依赖媒介实践者自身的讲述去描绘这种地方参与式的媒介书写实践，会不会遮蔽了地方性特质或“真正的地方”?如果说，具有边界的、物理的田野影响了地方感的形成，那么研究对象通过怎样的平台或社交媒体进行打卡实践也同样重要。同样在此类研究中，有学者关注到了短视频实践者在“哪里”打卡，以及这一地方的标志性建筑如何催生个体形成媒介地方感(13),如果增加研究对象与媒介平台的关系性分析，将平台自身的特性纳入打卡实践，就有可能推动我们把视线转向新的线上田野。

社交媒体的兴起创造出形态各异的虚拟空间，催生了复杂的文化形态。如果我们将这些不同的社交软件看作是虚拟田野，那么对其特征、场景与设计的描述是不可或缺的。尽管不少研究依照着民族志的惯常程序，对线下田野点或线上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介绍，但这些介绍似乎只是文章的点缀，无法看到来自“那里”的知识怎样对个体的媒介使用产生影响。如果这些基本信息也构成网络田野的话，那么，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呈现这种田野的独特性及其与人互动的逻辑关系。同时，对于网络情境的关注也容易让研究者觉得线下的田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研究离开了现实的关联，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也无法被充分挖掘出来。

民族志并非没有访谈，但是民族志强调资料的获得与知识生产是具有特定位置和情境的，而访谈未必就没有考察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的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可能是隐藏着的。访谈是在特定的人、特定的人生经历和特定的叙述中产生特定材料的研究过程，因此，在文本表述中尽管不一定会对田野做出特别交代，但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数字情境中的田野却时刻发挥着影响。从这一层面来看，数字时代的质性研究其实对田野的呈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于依赖访谈的质性研究往往忽视了田野的作用，因而，尽管从文本表达上并未有明显的差异，但若仔细推及研究者对问题切近与阐释的方式，其研究起点可能大相径庭。

在可见的一些文本表述中，对于访谈方法的介绍往往是：本研究的访谈从××年×月到×月，访谈采用线上或面对面的形式，每次访谈持续××分钟，共访谈×位研究对象。然而，这样的“次数性”“片段式”的访谈能否展现技术影响下文化群体的整体性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仅依靠访谈材料如何展现研究者对情境性的追寻?例如，在一项关注网络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与再生产的研究中，研究者试图通过参与式观察与访谈勾勒被访者的日常生活图景，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网络语言的嵌入，然而这种勾勒与嵌入却基本依靠访谈材料的展现来完成(14)。数码空间中，游戏以及由此延伸出的新的文化形态近年来备受关注，在这些讨论中，通过以玩家身份体验(15)的方式推动研究，研究者都肯定了参与式观察的重要性。例如在一篇对中国网络游戏代练者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分析的研究中(16),研究者试图通过“多天的接触观察”来还原游戏代练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作者的论证材料主要从“访谈过程中的发现”获得，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作为新型数字劳工，游戏代练者如何劳动?其劳动环境如何影响劳动过程?一些来自场景和观察的经验材料若放到分析中是否可以增色?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从已发表的成果来看，研究者虽然提到采用民族志研究或多种研究方法，但是在具体的资料分析与文本表述中，访谈材料的呈现占据主导地位，仅倚靠访谈材料可能难以实现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日常生活情境的追索。

尽管质性研究对来自第一手的经验性材料极为依赖，但内容来源并非只是对研究对象所提供的访谈和相关资料的单纯呈现，“对田野场景的描绘和一定程度上的还原，是研究重要的叙事策略”(17)。例如，有学者分析媒介如何进入家庭空间，选择一个从事服装生意的用户开启直播的故事，指出媒介整合了家庭物理空间、直播线上空间及家庭成员工作空间(18)。作者在研究中对处于时代沉浮中的个体如何在家庭空间利用媒介开展工作的分析具有启发性，不过，如果有更多媒介介入日常，组织架构起家庭生活的细节、场景性的描写与叙事，或许更能使读者体会媒介与家庭的实践与互动过程。又如，(19),研究者通过“有受访者总结自己的生活经验后的话语表述”论证权威在网络空间中的消失与延续。在这里，真实的家庭互动场景以及父母与子女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关系的变化和博弈，都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展现这种关系在媒介介入后的变化，而这部分的分析材料是仅靠访谈无法获取的。

访谈依赖于研究对象自述而获得分析性的资料，但缘何人却“消失”?这里所指的“人”,是在民族志文本中能建构的坐落于整体社会结构之中又携带个体差异性文化的人。这背后要强调的其实是，如果过度依赖访谈试图去还原个体故事，可能会出现研究对象被简化为数字、代称，甚至消失在研究之中的状况。例如，在一项探索女性美颜动机与意义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来自全国各地的19名青年女性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20)。然而，这些携带各色文化框架且对美有着不同理解与追求的女性青年被罗列于一张“受访者情况一览表”中。在文章分析过程中，不同的个体也是以代称和访谈原文的形式出现，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呈现研究对象和建立研究合理性的通常表现形式。对于读者来说，被代称、数字或某种人口属性归类起来的研究对象如何与他们的自述建立关联?代称背后的他们是“谁”?那些拥有不同生活境况与文化脉络的个体所展现出来的差异性的美颜需求是什么?这种需求造就何种独特的呈现方式?有研究者通过对豆瓣“学习法律小组”进行观察和对其成员的访谈，探讨公众如何在网络情境中通过媒介实践展开对话(21),这些小组成员缘何聚集于此?如果是源于对法律问题的探讨，那么在其中又形成了与其他网络趣缘小组哪些不同的对话与氛围?如果关注这一层面，是否可以更好地凸显出群体的文化性?这种凸显仅靠对小组成员的访谈似乎是有些乏力的。网络情境中，对于文化差异性的展现，取决于具体的人及其形成的群体如何理解与使用这一技术，如果研究过于依赖直接性的访谈材料，那些鲜活个体背后的广阔背景一定程度上可能被忽视。

质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的特质也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因此，这类研究中的“人”并非只包括研究对象，也包括了研究者本人。但是，研究者如何介入到研究过程?与研究对象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身份及变化，会影响到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的呈现及挖掘力度。例如，有学者试图从粉丝个体的微观感受出发探讨其在结构性日常和追星的反结构中的行为表现，其中提到微信群是一个封闭式的强连接群体(22)。若从研究方法的层面反思，那么研究者对进入微信群进行观察时的身份做必要交代或许可以推动我们对粉丝个体感受的理解。在对偶像与粉丝的网络民族志的研究中，偶像是谁?(23)粉丝是谁?(24)研究者又处于何种位置?这决定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互动的方式以及资料的获取。研究者不是疏离者和远观者，他们需要参与到网络文化中去真切体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和彼此的关联(25)。如果过多依赖于被访者的访谈叙述和资料，却不对研究者本人在研究中的介入方式、过程及其变化做出叙述，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对居于特定位置的人本身的理解。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移动设备的普及让访谈资料的获取更为便利，然而这种便利也造成了对田野、细节、场景以及研究对象的遮蔽。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中，学者需要进入到特定的社区与田野中的人面对面地接触，开展长期的交往与互动，从而完成与当地人“亲密的交谈”。费拉尔骑着摩托车，与一群骑摩托车的女子穿越美国；近藤进入日本的制造车间，与众多工人一起工作(26)。在有边界的物理世界中，研究者需要亲身与研究对象接触，因而“访谈往往与民族志交织在一起，两者很难分开”(27)。研究者在与对象的互动过程中，借助声音、表情、肢体以及各种非语言符号，往往可以获得来自访谈之外的信息。而在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研究者不必亲身前往田野与群体中的每一个人接触，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我们可以快速且较为轻松地获得研究资料，并且这样的访谈可以超越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展开，可以说，网络技术为研究者提供了不间断研究的可能性。然而，主要在中介性设备里完成的访谈沟通缺乏手势、面部表情等非语言信息，被研究者讲述的情境、动作神态以及情感表达被剔除，田野的场景、细节在这一过程中被忽略。

数码空间为我们提供了触碰那些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近的对象的可能，网络的匿名性让对象更容易敞开心扉与研究者交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者对访谈材料的依赖。以往在面对性工作者、性少数群体以及吸毒犯罪等问题时，研究者往往难以接触并获得该群体的信任，移动网络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的可能性。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不愿意在线下访谈中讨论自己的网络性爱经历，而在线上访谈时，则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其非常私密的细节(28)。此外，通过在互联网中招募与征集研究对象，研究者也能相对便捷且容易获取大量的访谈材料。那些分手者可以与研究者回忆与前任在社交媒体上亲密的互动，甚至揭开伤疤，宣泄情绪，叙述那些令人心碎的时刻：“当时就感觉被刀砍了一下似的，过了一会儿，就开始痛，好疼好疼，就这种感觉”,“拉黑对我来说就意味着结仇”(29)。网络的匿名性让研究对象更容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仅可以对特殊群体进行访谈，对于一些在线下面对面时难以启齿的话题，研究者也能通过访谈获取到大量的材料。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稳固确定的社会转向流动、飘忽不定的液态性社会，追求速度与效率成为一种持续的、弥散的社会心态，学术研究和研究者也被卷入其中。流动性极强、转瞬即逝的网络空间带来了持续性观察与追踪的困难，尤其当我们需要在网络空间中记录那些具体的事件、过程甚至完整的细节时，网络中的随风摇摆和难以追溯时常让研究者望洋兴叹。而流动性背景带来的改变还不仅仅是获取资料方式的变化和难度的加剧，更重要的一个表现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建立变得更加困难。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从过去居于具体空间相对稳定、同质性较强的人群向生活空间不断流动、关系复杂和文化更为异质的群体转变。人们的互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而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这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建立持久的关系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时间向度来看，传统民族志需要进入到异文化空间并对调研时间有明确的要求，研究者甚至需要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其入场、在场和离场都有明确的时间点。在有边界的社区之中，双方关系的建立更为稳固与持久，而在流动性加剧和网络时代中，传统民族志研究所要求的长时间沉浸于田野之中(实体)几乎成为一种奢望，我们难以长期持续地扎根于某一实体社区之中，不仅研究对象生活的实体空间不断流动，研究者还必须面对线上线下的双重空间。

面对以上巨变，过去本就不易完成的民族志研究愈发让研究者望而却步，但是，探究文化的复杂性和不同的生命故事却是人的天性，这种方法带来的理解新世界的满足感也常常吸引研究者迎难而上，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我调适并产生新的方法。例如有学者指出在流动性背景下的网络空间里，田野作业应建立“常时间”的操作框架，即跟随数字技术嵌入研究对象日常(daily)生活的节奏、经常(always)在线定位关键节点以及与研究对象保持网络共存的常态(normal)(30)。这种在网络空间中不断跟随研究对象的做法，在网络游戏研究中也能看到，博尔斯托夫(Boellstorff)为了研究网络游戏“第二人生”,为自己创建了一个虚拟角色，从而能够“随时”在田野四处游走(31)。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些方法的变化本身也就说明了数字情景中民族志的难度的增加。在数字情景中，研究者需要“常住”于网络空间并接受民族志与田野调查永恒的不确定感(32)。访谈旨在获取研究对象的自我表述，研究者要拿到第一手和更深入的访谈资料，同样要获得研究对象的接纳甚至需要较长时间的接触。但是，因为访谈及讲述以一种“记录在案”的话语和文本呈现出来，并且访谈具有相对明确的结构性和目的性，个体表述会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因此，访谈效率较高且不同的言说易做比较性的分析。这些优势让被访者成为“能说”且“好想说”的对象，在网络中搜集资料时，这种方法能够快速帮助研究者达成研究目的，因而具有了易说的特点。某种程度上讲，民族志的慢食与当下快餐式研究节奏之间的矛盾，也让访谈成为研究者在两者之间的效率性选择就不难理解了。

当我们说访谈不等于民族志时，我们在强调什么?为何说民族志是一种方法，但又不止于方法本身?从操作层面来看，访谈是民族志和质性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资料搜集方式。然而，技术以及公认的程序并不能界定民族志，真正界定民族志的是“它所隶属的理性努力的种类”,即民族志(人类学分析)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到底是什么(33)。这意在提醒研究者，就方法本身而言，特别是对质性研究来说，当下我们面临的陷阱不仅是技术化、操作层面的资料搜集，更是对方法背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理解不足，而当前研究中呈现出的访谈与民族志的混用正是这一理解不足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对访谈和民族志的理解与应用，反映的是不同的知识建构和生产方式的差异。斯丹纳·苛费尔(Steinar Krale)把访谈员比作矿工或旅行者，从而诠释对访谈不同的认识论(34)。矿工的比喻意味着知识被理解为地下埋藏的金属，访谈员就是矿工，负责挖掘出有价值的金属，在这一取向下，强调尽可能从被访者话语中找到那些“不受污染”的知识。因此，这些访谈资料“像岩石一样，被拣拾起来，装进容器，运载回家，然后在实验室里进行分析”(35)。而对于游历者来说，访谈资料的获取是与当地人一同漫步、体验的过程，需要被访者投入理解和共情，从而进行理解性的阐释。这同民族志建构知识的方法取向一致，即“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情境下，在与人交往的关系中形成新的知识”(36)。

不仅是资料搜集，研究者对资料的理解和阐释更关乎知识的建构与文本的书写。因此，当我们直接引用访谈对象的原始话语时，访谈对象被“设想成为有理性的、有认知能力的自反性主体”(37)。问题就在于，“主体的叙述方式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以及主体的建构也是有限的”(38)。在这一层面上，访谈资料的运用是对现实的复制，而不是动态的知识形成过程。由于深度访谈从资料获取到知识的建构都存在局限性，因而有学者指出，不应该过度地倚重访谈，而应使访谈本身还原到真正地参与观察体系中(39)。

相比之下，民族志的知识建构不是简单地通过访谈资料的获取就抵达研究目标，而需要把访谈对象的叙述放置回具体情境与作为整体的日常生活之中。诠释主义强调情境的重要性，这种情境“不仅是关注当下，而且具有时间维度”(40)。因此，学者应获得访谈材料进而“对于访谈内容意义的理解也依赖于其产生的情境”(41)。在此基础上，依赖于整体情境的深描是我们建构与呈现知识的重要方式。此外，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志对于知识的建构还强调进入被访者日常生活的整体中去，正如格尔茨(Geertz)所说，“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42),然后对这个意义给出解释。从上述两个方面来看，这种对情境的强调以及对整体性的关注正是民族志的方法论与研究取向。不仅如此，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深度互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料的搜集、知识的建构与文本的呈现产生影响。

因而，从知识建构的角度来看，访谈资料是被访者赋予意义的话语，民族志的文本书写则关系到研究者的理解和解释。这些阐释携带着研究者的文化图式，被放置进受访者的日常生活与情境之中，在这一基础上达成对整体性文化的理解。这种文本呈现、知识建构背后的认识论与价值论，决定了民族志不等于访谈。

当使用访谈法面对研究对象时，我们想获得什么?访谈通过与研究对象进行“有结构、有目的性的交谈”(43)将研究者从对信息与符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通过访谈，我们可以追溯个体的生命历程和重要事件，也可以获得研究对象对媒介内容的解读和媒介使用的感受，以及研究对象的感悟与体验。

但是，过于倚重访谈所完成的田野研究常常获得的是个人世界的表述和主观事件，是“主体对经历过的事件之反思，并不是被访者真正做过的行动，尤其不是其所处的特定社会情境中的行动”(44)。要理解被访者言说的意义，则需要将这种讲述放置回整体和情境主义的逻辑之中。因而，在访谈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沉浸于他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去领会这一经历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格尔茨认为，民族志工作者就是要将人放到他所在的文化模式或者整体习俗中(45)。2019年，当笔者再次前往大羊村(46),访谈成为我们此次田野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当然，这种深度访谈得以顺利展开，得益于我们之前已经有几次对该村较长时间的田野考察，这使得我们的研究目的性和指向性都较为清晰。因而，这样的访谈既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同时又是“深入事实内部”(47)的交流。这种深入事实内部应该是建立在诸多的细节和故事呈现基础上展现出来的“深入”,作为研究者的我们需要从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中最细微、最普通的方面入手”(48)来展开访谈。

因此，如果说访谈获得的是主体性的讲述，那么民族志则是将这种主体性的讲述放置回整体情境的过程。我们将访谈嵌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和具体场景之中，被访者的衣着、语气、神态、环境等细微之处都会影响其感受和想法，推进交谈的展开，从而激发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访谈本身面对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个体的叙述受地方性互动情境的限制。有学者研究残障人士的媒介生活，记录了访谈情境的变化对访谈过程造成的影响：在医院时，残障人会在言谈举止间流露较多负面情绪；有政府人员陪同时，受访者的表达更为客套谨慎；在咖啡馆包间里，由于是朋友介绍，研究对象坦诚地叙述了他的“非法”经历(49)。社会情境和访谈者身份都会影响受访者的叙事，研究者对此应保持敏感并将其对象化地呈现在研究结果中。换言之，民族志取向下的访谈包含了访谈发生的场景(静态)和使访谈得以发生的主体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动态)(50),其构成的整体情境都需要研究者进入并对其进行探究。因而，访谈也是“多渠道发生的事件”(51),而参与式观察常常帮助研究者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了解其隐含的意义。“如果单一使用访谈法，会误导研究者将表征视为事实，将文化等同于规范、教条、法则，而不是具体的实践。”(52)在整体主义和情境主义下，访谈是共情的访谈、观察式的访谈，更是过程性的访谈(53)。

研究路径的选择关乎研究者切近研究对象与体察社会的方式。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世界?“对所看到的东西进行解释，并决定被研究者看到的东西中哪些是真实的、有效的和重要到值得记录的。”(54)从另一层面来说，对操作背后的知识论及方法论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的角度，关系到对问题的介入方式、资料获取和分析深度(55)。研究者为何要选取此种方法?可以搜集怎样的材料，解决何种研究问题?如何分析以及可以建构怎样的知识?进而，在此方法论和价值论的指引下，研究者如何配合形成整体性的研究?将个体的叙述放置回整体的情境之中，背后指向的正是民族志对整体和情境的关注。

网络情境中访谈和民族志方法的辨析，对人们在数字技术下做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民族志与访谈法的区分并非我们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这一问题(依靠访谈完成民族志研究)的出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数字情景中民族志方法和策略的调整。通过数码空间的描绘，定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位置，呈现人的故事等方式，达成具有“方位感”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将民族志简单等同于访谈的做法，从而在当下的数字情景中实现两种方法恰当的结合。

在传统的民族志工作中，来自田野经历的知识因其与社区面对面的直接关系而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56)。网络的出现让传统的田野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学者将网络空间的田野看作是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而非物理空间(57),还有观点认为，网络中的田野是随时流动的，应该根据受访者及研究者的身体流动而流动(58)。这里并非要再去对网络田野作出界定，而是提醒我们，当前研究者展开田野作业的场域从具有明确物理边界和实体的空间转向网络空间，非实体化的网络成为人们生活实践的重要情境。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进入到这一非历史性、超文本的情境之中探寻文化的本质，需要对平台的基本逻辑进行把握。例如，对直播间中主播与粉丝互动进行研究时，直播间由哪些元素构成?独特的空间设置营造了何种交流形式?它们不仅决定了主播、观众在直播间的活动，也决定了两者之间互动的方式。由此，这个数码空间成为可“触碰”与可描绘的真实存在。直播间里主播的名字、等级以及自我标签的设置，粉丝送出礼物后对其头像、名称以及礼物的展示，包括点赞数的变化、心愿的展示及其变化，共同发挥作用将主播打造成为一个可供互动的人。

与此同时，我们对数码空间的理解还需要意识到虚拟田野是没有边界的，它“不是一个具有不言自明的边界的研究地点”(59)。因此，数字时代下对田野的把握不仅要关照网络情境，同时也要兼顾现实中的田野。那么，如何对这一流动的田野进行描绘?以笔者团队开展过的直播研究为例，由直播场景延伸出来的实体空间也同样值得重视。秀场主播所在的物理空间多在室内，背景一般以墙面或窗帘为主，壁画、鲜花、布娃娃点缀其中，主播除了常规坐在椅子上之外，有些主播还会坐在床上、沙发上直播。物理空间的灯光除了常见的白光之外，还有粉色、紫色、红色等各色灯光，营造出一种暧昧的氛围。若要分析主播和观看者之间亲密关系的构建，则需对“两个田野”进行充分细致地观察，才能更好地去理解那些氛围营造和私密性空间的形成、色彩与情感激发之间的关联。

如果说，民族志本身就要求对线上线下田野进行全方位呈现与浸入，那么研究者在运用访谈法展开研究时，若也能意识到和研究有关的田野空间的存在，就可能会对这些空间和访谈者叙述之间存在的意味及价值加以重视。

格尔茨的“解释他者之解释”暗含着民族志学者与研究对象的相互卷入。在田野中有两个自我，“一个是个人先定的带入田野中的自我，一个是进入田野以后必须建立的作为研究者的自我”(60),两者的界限通常是模糊且难以划分的。田野工作者在田野中的经验、情感与遭遇，研究者的身份、对田野的卷入程度、他们与研究对象建立的关系等，左右着资料搜集的方式和呈现的结果，进而影响了民族志知识生产的过程。

传统的民族志研究者都会经历从入场、在场到离场的过程，在网络情境中，由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双方对网络世界的介入方式、互动方式发生的巨大改变，研究者甚至可能成为“深度参与者”(61),这种对身份的反思与交代就尤为重要，研究者不可能“完全旁观或隐身”(62)。即使是主客位相对明晰的访谈，也赋予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定的自由度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63),因此，知识不仅是被询问、发现与捡拾，也是基于研究者深度参与的创造。

如果说，研究者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选择适当的立场进行介入并充分权衡介入的后果(64)。有研究者对自己母亲的社交媒介使用进行了调研，作为研究对象的母亲对这项计划报以热切的期待，渴望把这个群体的故事、她的祝福和希望传递给歌友。同时，研究者又以儿子的角色观察和体会母亲近年来媒介生活的变化(65)。民族志在场可以深层地传达民族志学者在田野中的经验(66),这些经验通过研究者对自我身份的交代能够发挥出更好的作用。一项对社交平台知识生产的研究，研究者身为大学教师同时又是UP主，这意味着他既要在大学中讲授知识和撰写论文，同时又要面对B站视频“上热门”的喜悦和“流量差”的失落(67)。正是研究者对新型知识生产的试水，让这项研究多了说服力和反思性。

研究者对自我身份的交代构成了数字时代民族志“方位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其具有的价值对其他类型的质性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访谈伊始，研究者如何介入到网络空间，以一种怎样的立场与姿态展开资料的获取与分析?通过对研究者本人的身份、位置、介入的方式进行交代，研究者可以明晰自我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从而在双方的互动中去理解搜集而来的访谈材料，进而完成特定情境下的知识建构。

数字时代民族志的“方位感”离不开对研究对象文化位置的定位。这一定位有助于我们理解研究对象如何用媒介组织起日常生活，从而阐释其媒介实践活动。如何还原研究对象作为整体的文化位置?事实上，没有人全然生活于网络之中，在关注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独特实践的同时，研究者也需要向网络之外看，拓展到线下的观察研究(68),通过与研究对象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互动去理解其在网络空间中的文化实践。因此，“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也必须在他们所在的线上社区和文化背景中努力了解这些互动所象征的意义，而不是将成员或他们的实践从背景和文化中抽离出来”(69)。面对愈加复杂的技术环境与媒介文化，需要定位研究对象的文化位置，从而理解其技术实践。

以笔者对一个普米族村落三代同堂的家庭成员如何拍摄和运用抖音的研究为例。通过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了抖音视频与现实生活的连接，研究对象家中简易鞋架上，摆放着一双和所有鞋子极不协调的红色高跟鞋，在乡村劳作环境和日常生活中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却以另一种物的形态反复出现在了儿媳妇的抖音视频中。如果说鞋架上的各式鞋子凝聚了这个大家庭成员的故事，那么年轻媳妇结婚时穿着的红色高跟鞋寄托的是她独有的记忆和情感(70)。正是基于对研究对象生活世界和文化位置的定位，我们得以理解他们如何把对家人的情感投注在抖音之中，这种定位，基于研究者长时间对大羊村村民媒介使用的观察与理解之上。数码人类学研究者王心远在调查老年人智能手机的日常生活实践时，并非只关注智能手机，而是围绕老年人的家庭生活、交往世界展开探究。尽管一些故事看起来似乎与老年人数字化实践无紧密关系，但正是这些故事，让读者体会到只有在年老时才过着“未曾经历过的”青春的意涵，这是由智能手机的数字可能性直接促进的(71)。

对研究对象文化位置的还原和重视并非只是民族志方法的专属，作为同样以理解为目标的访谈法，那些被访者自己提供的阐释，只有还原到他们生活的语境中才能被更精准地把握。网络空间中的访谈，同样需要从线上走向线下，从虚拟走向现实，通过尽可能多的维度去理解研究对象。当然，这些做法的确会让研究“慢”下来，但质性研究恰恰离不开时间的累积。从长远来看，在数码情境中展开有深度和厚度的研究，需要更多的细致描述和耐心观察及记录，我们才能对作为个体或群体的具体的“人”有更为充分的呈现，避免只依靠访谈资料的获取与堆砌而造成人的消失。

不仅访谈法高度依赖访谈资料完成研究性文本的表述，民族志文本也常常会大量采用访谈资料。但是，在民族志的研究中，“访谈材料并非仅仅是可供收藏或进行学术分析的资料文本，而是可以借此理解叙述者生命历程以及当前社会生活的方法”(72)。由此，民族志的叙事并不是静态的、作为结果呈现的语言或话语，“‘必须被视为在社会情境中被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由具身化地经历着日常生活的人们所生产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学文本”(73)。也就是说，对于访谈材料的编织，需要将其放入被访谈者生命情境与日常生活中，由此建立起个性鲜明和立体的形象，从而达成“从文化差异性的角度去理解新技术带来的影响”(74)。

要达成这一理解，可以运用口述或者生命历程的方法将人的故事在叙事和文本编织中呈现出来。生命史的叙述有助于我们对被访者行动展开理解，从而真正实现深度访谈之“深度”(75)。被访者在讲故事的时候，并非只是在描述过去的经验，因为故事是叙述者建构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76)。许多选择和个体的生命历程相关(77),媒体的使用也是一项生活决策，因此“互联网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78)。

对于人的关注与叙事，很大程度上呼应了当下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对口述和生命历程方法的重视，也促使新闻传播领域的学者对自我进行反思与审视。互联网语境下对人的凸显，需要从大量相互纠缠、重叠，奇怪而又不规则的结构中寻找出一条合适的道路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79)。一项对少数民族农民工微信使用的研究，研究者以青年小李的母亲和妻子对赔付款的争夺为例，描绘了对该事件的讨论如何从线下蔓延至线上(微信群),对这一事件过程性的描绘展现了族群的共同体关系在网络中的形成与流动(80)。对于场景性、故事性、过程性材料的编织与呈现源于对研究对象和社会深入的体察，与个体对媒介使用的特殊性与文化差异一样，当下民族志的文本呈现应有规范但不能陷入僵化刻板的程序之中形成精致的平庸，比起方法的呆板介绍，理解它们背后的方法论更为关键。

回到对访谈材料的编织，如果不仅对研究对象语言进行还原，还可以对田野场景、细节加以描摹，就有可能在层层叠叠的叙事中呈现出“可追溯的人”。在方法层面，从资料搜集到文本呈现，民族志也需要借助访谈、观察、叙事等环节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研究，这也充分表明民族志并非排斥访谈，两者的结合与相互借用，才能抵达更佳的研究状态。

本研究缘起于网络和数字情景中将访谈等同于民族志的误用问题。以当前新闻传播学的部分成果作为研究案例，针对这一误用，发现脱离了具体情境的访谈并不能呈现活生生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及其互动关系的状况。这些现象并非个例，而是众多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上述方法的运用与研究过程做出分析和反思，尤其要厘清访谈与民族志混用的做法，这不仅关系到具体操作性和方法运用的问题，更关乎知识获取和建构的理论取向与方法论问题。无论声称研究方法多么规范的论文，方法的介绍和运用都不是研究中最根本的，即不能为了方法而方法。

当然，本文对方法的辨析也并非泛泛而谈，而主要放在数字时代对质性研究者工作方式带来剧变的当下展开，我们也想借此讨论进一步开拓数字背景下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的路径与方向。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并非排斥访谈法的运用，访谈法的独特优势是其他方法不能取代的，而本文也并不认为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和问题。当下出现诸多将访谈等同于民族志的做法，恰恰反映出数字技术带给研究更大的挑战甚至困境。在人、物、信息、技术快速流动的当下，我们也不得不卷入快节奏的研究中，民族志的慢食特点让依借这种方法完成的知识生产变得困难重重，访谈的高效和相对较易获得研究对象综合性一致性理解的特点使其成为网络质性研究中较常被运用的方式。面对此种情形，研究者想要讨论的不仅是方法间的混用与误用，更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引起质性研究者的反思与重视；同时，数字语境中民族志的“不好做”也不单是研究者面临着快与慢、深与浅的挑战，更在于长期以来坚持对“意义之解释”进行探求的民族志学者们在当前弥散、流动的文化中捍卫复杂性与整体性知识的“难”。对“好想说”的访谈与“不好做”的民族志的区别和辨析，是希望研究者看到两种方法各自具有的优势和局限性，提醒我们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方法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契合度。在研究中采用民族志的方法，源于这样的信念：民族志应该是提供方位感的研究，即“知识不可避免地具有‘有关某处’和‘来自某处’的特性”(81),要在研究中注意到知识来源的方位(location)和条件，这一方位对知识如何以及在何种层面被建构是重要的。这一特性对访谈法在数码空间中的使用也具有价值，我们倡导一种具有方位感的访谈，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拓展式的访谈法。研究者需要努力建立起与研究对象能够共同体验和感受的“地方性文化”(82)和情境，才能达成对他们行动的理解(83)。我们特别关心的是，面对快速涌来的新技术的浪潮，带给研究者的“挑战在于，如何找到新的研究途径，更好地理解人们的媒介实践与个人、社区及群体生活之间的关系”(84)。

(1)Light,B.,Burgess,J.,& Duguay,S.,“The Walkthrough Method: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New Media & Society,vol.20,no.7,2016,pp.1-20. (2)《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新闻界》。 (3)以2000年为文献选取的起点源于2002年开始有学者通过访谈录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介绍了民族志在传播学的应用,同时2000年前后也是国内互联网研究开始急剧增加的大致时间。 (4)由于研究中对方法的表述并非完全一致,我们对其进行了同类方法的合并:访谈法(结构式访谈、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观察法(线上、线下参与式观察、非参与式观察);田野调查(田野作业、田野考察、田野观察);网络民族志(虚拟民族志、线上民族志、数字民族志、数码民族志)。此外,样本中有5篇(2.7%)质性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辅助研究,因数量较少且为避免歧义,正文的表格部分只列出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分布。 (5)Lamont,Michèle,& Swidler,Ann,“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and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Interviewing,”Qualitative Sociology,vol.37,no.2,2014,pp.15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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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东林、孙信茹:《社交媒体时代的田野时间反思——基于媒介人类学的视角》,《现代传播》2024年第1期。 (3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6页。 (34)[丹麦]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范丽恒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52-53页。 (35)[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3页。 (36)陈向明:《在悖论中前行——质性研究者应有的担当》,[丹麦]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范丽恒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6页。 (37)王晴锋:《反思社会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深度访谈》,《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8)王晴锋:《反思社会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深度访谈》,《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9)王晴锋:《反思社会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深度访谈》,《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40)[丹麦]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范丽恒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59页。 (41)[丹麦]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范丽恒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59页。 (4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页。 (43)[丹麦]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范丽恒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3页。 (44)王晴锋:《反思社会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深度访谈》,《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4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46)大羊村是云南省怒江州的一个普米族村落,为笔者长期固定的田野调查点。 (47)杨善华主编:《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页。 (48)杨善华主编:《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页。 (49)章玉萍:《“随浪逐流”:残障人的媒介生活与数字化生计》,《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7期。 (50)杨善华:《“主体间性”主导下的田野访谈场景及其蕴含的社会意义——一个现象学社会学的视角》,《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51)[美]罗伯特·埃默森、雷切尔·弗雷兹、琳达·肖:《如何做田野笔记》,符裕、何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3页。 (52)[英]丹尼尔·米勒、[澳]希瑟·霍斯特:《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9-70页。 (53)孙信茹:《作为“文化方法”的媒介人类学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54)[美]赫伯特·J.鲁宾、艾琳·S.鲁宾:《质性访谈方法:聆听与提问的艺术》,卢晖临、连佳佳、李丁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55)孙信茹:《作为“文化方法”的媒介人类学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56)[美]古塔、弗格森编著:《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57)卜玉梅:《虚拟民族志:田野、方法与伦理》,《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58)任珏:《身体的在场:网络民族志的性别反身性》,《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59)Leander,Kevin M.,& K.K.Mckim,“Tracing the Everyday ‘Sitings’ of Adolescents on the Internet:A Strategic Adaptation of Ethnography Across Online and Offline Spaces,”Education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vol.3,no.2,2003,pp.211-240. (60)[澳]林恩·休谟、简·穆拉克:《引言:尴尬的空间,创造性的场所》,《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菲、徐大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61)孙信茹、王东林:《作为“文化实践”的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62)秦朝森:《网络民族志的研究——以山东乡村的基督教传播实践为例》,《新闻大学》2017年第4期。 (63)Herbert,J.Rubin,& Irene S.Rubin,Qualitative Interviewing:The Art of Hearing Data,New York:Sage Publications,1995. (64)王晴锋:《反思社会研究中作为方法的深度访谈》,《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65)王东林、孙信茹:《母亲的歌唱:在线K歌与“拟熟人”社群建构的民族志考察》,《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12期。 (66)[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9-100页。 (67)董晨宇、陈芊卉、许莹琪:《做UP主:大学教师在社交媒体中的知识传播与边界调适》,《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10期。 (68)孙信茹:《线上和线下: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实践及叙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11期。 (69)[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70)孙信茹、王东林:《“抖音之家”:新技术与家庭互动的文化阐释》,《新闻大学》2021年第10期。 (71)Xinyuan Wang,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Urban China:From the Cultural to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n Shanghai,London: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2023. (72)李向振:《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 (73)黄盈盈:《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从性故事的讲述看“叙述”的陷阱与可能》,《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74)孙信茹:《人的叙事:互联网人类学的书写与方法阐释》,《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 (75)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76)Molly Andrews,Shelley Day Sclater,Corinne Squire,& Amal Treacher,Lines of Narrative: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0,p.78. (77)Browning,M.,& Crossley,T.F.,“The life Cycle Model of Consumption and Saving,”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5,no.3,2001,pp.3-22. (78)杨国斌:《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年第1期。 (79)陈庆德:《互联网人类学的时代之问》,《传媒观察》2024年第2期。 (80)高莉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的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2期。 (81)[美]古塔、弗格森编著:《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袁同凯、郭立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3页。 (82)杨善华主编:《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83)孙信茹:《迈向田野:理解中国的实践与书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6页。 (84)[英]丹尼尔·米勒、[澳]希瑟·霍斯特:《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文章来源：本文刊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25年第2期。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