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兴办学校、推广教化，是清代治理西南边疆及改土归流地区的重要举措。此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不少讨论，但主要聚焦于文字的普及、儒家思想的传播、士大夫阶层的培养及其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影响等方面。事实上，兴学设教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教、政治方面，在促进地方医药发展和

兴办学校、推广教化，是清代治理西南边疆及改土归流地区的重要举措。此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已有不少讨论，但主要聚焦于文字的普及、儒家思想的传播、士大夫阶层的培养及其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影响等方面。事实上，兴学设教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教、政治方面，在促进地方医药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也有着深刻体现。本文试以清代湘西为例，探讨兴学设教对当地医药发展带来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认识清代兴学设教对推动地方发展的历史意义。

介于湘鄂川黔四省之间的湘西地区因环境闭塞、声教难通，明代主要通过土司和卫所实现治理。清康熙、雍正年间，湘西各地先后改土归流，设永顺府（辖永顺、保靖、龙山三县）及乾州、凤凰、永绥三厅（先隶辰州府，后升直隶厅）治理。以此为基础，官方陆续在湘西设立学校、推行教化。首先，通过建学宫、设学官、定学额等措施在湘西创办府厅县学，开科取士。其次，地方官出资兴建书院、培育人才，湘西先后建立17所官办书院。此外，地方官还在湘西广设义学，普及基础教育。康熙至道光年间，湘西建有官办义学近两百所。通过以上举措，当地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在兴学设教的影响下，清代湘西地区的医药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兴学设教为湘西地区造就了一大批名医。清代湘西的官办书院重视医学，直接培养了众多医者。早在乾隆四年（1739年），乾州厅同知王玮即聘请精通医术的长沙籍贡生胡师谦担任镇溪书院山长，并在书院“设医学以济众”（光绪《乾州厅志》卷15）。此后，胡师谦举家定居乾州，执掌镇溪书院长达三十余载，通过讲授医学课程和带徒行医实践的方式为当地培养出不少名医。比如其学生邓仕俨医术高明，每天都有大批求医者。其孙胡大复秉承家学，也是当地有名的医者。此外，凤凰厅贡生滕家正亦精通岐黄之术，不仅在医理上有深入研究，而且在诊疗实践上也得心应手。他曾先后出任乾州厅立诚、凤凰厅敬修等书院山长，积极传播医术，为当地培养了大量医者，“迥环百数十里，植士綦多”（光绪《凤凰厅续志》卷11）。除书院外，湘西个别县还设有医学学官来教授生徒。例如，永顺县在乾隆元年（1736年）即设医学训科，由本县名医詹御天出任医学学官，负责在县学教授生员医术。

与此同时，兴学设教为湘西培养了大批具有专研能力的读书人，为其自学医术奠定了基础，从而间接造就了许多医者。如凤凰厅儒生胡继周即自学医术成为医生；龙山县庠生向振玉喜读方书，自学医术；保靖县黄国瑞幼习举业，后通过自学《内经》《素问》等书而习医；永绥厅监生杨开化因幼时身患顽疾而自学医术，终成名医；永顺县贡生黄晋洺晚年不坠青云之志，自攻岐黄。上述各人习医的原因不同，但与永绥厅监生黄再纯“幼业儒，故于医能通其意”（宣统《永绥厅志》卷23）一样，皆因受过学校的文化教育，具备了专研医书、自学医术的能力，故能走上行医之路。

受“重巫轻医”思想影响，湘西地区曾经长期缺乏良医。“尤信巫尚鬼，不重医药，故本地亦无精于医者”（乾隆《凤凰厅志》卷14）。在兴学设教的直接和间接推动下，清代湘西地区逐渐出现了众多医术精湛的儒医，从而改变了长期缺乏良医的落后局面。

兴学设教推动了医药在湘西地区的传播。清代湘西兴学设教的目的之一，即传播儒家仁义思想。“仁”即仁慈仁爱，“义”即道义和责任感。仁义对于教化民众、促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因此是清代湘西各学校大力宣扬的重要思想。乾隆年间，永顺县知县王伯麟即指出：学校之设在于“化冥顽桀骜之气，而归于仁义中正之途”（乾隆《永顺县志》卷2）。乾隆十二年（1747年），凤凰厅创办敬修书院的宗旨之一，也是培养学子“仁义中正”之品格（乾隆《凤凰厅志》卷20）。此外，辰永靖道马金门亦指出，“内邑之学以造士，而乾之学即以柔远。彼苗之犷野，骤语之以仁义，未必不骇且遁也。苟日与民之敦伦纪而习礼让者熟处，始或异之，继则安之，久则乐而迁之矣”（乾隆《乾州志》卷3）。可见，为政者在湘西创办学校的初衷即通过教育使就学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儒家仁义思想。经过学校的积极宣教，仁义思想逐渐深入湘西学子内心世界，成为指导其行为实践的准则。这点在儒医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清代湘西有不少儒医将仁义思想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一方面努力行医救人，另一方面向贫困病患无偿赠药。其中典型的如凤凰厅胡氏，该族胡兴、胡继周、胡学文祖孙三代业儒，形成了乐善好施的优良家风。儒生胡继周不仅在本厅惠民局积极治病救人，而且坚持向贫困病患赠送药物长达五十年之久。其子贡生胡学文除长期买药周济穷困病患外，还将毕生所学医术著成医书传世。除胡氏外，清代湘西还有不少志在救人、重义轻利的儒医。譬如，保靖县贡生张凤翥，永绥厅儒生杨开化，乾州厅贡生向昕、邹元吉，永顺县贡生宋浚明、吕先芳等皆以治病救人为急务，不论病患贫富，随请随至，且从不收受病人及其家属谢礼。此外，保靖县举人黄国瑞、龙山县生员朱天申、庠生向振玉、儒生刘之余等皆通医术，或为贫困病患代偿药资，或“日制丸散济人，不受人值”（同治《保靖县志》卷9），甚至有些儒医还因为经常救济病患而导致家道中落，比如龙山县刘之余“初小康，以济人致生业渐减”（嘉庆《龙山县志》卷13）。即便如此，他也无怨无悔，坚持助人。不少儒医将仁、义理念付诸实践，积极救治病患、无偿赠送药物，推动了医药在清代湘西地区的传播，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长期缺医少药的难题。

兴学设教改变了湘西民众对医药的认知。受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湘西民间自古信鬼尚巫，不重医药。元人揭傒斯即言“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文安集》卷8）。至清代乾隆中叶，湘西民间依然如此。“病惟祭鬼，不用医药”（乾隆《楚南苗志》卷5）。延巫祭鬼禳病不仅无甚效果，“楚蜀之间妖巫尤甚，其治病祛灾毫无应验”（《五杂俎》卷6），且常常延误病情，造成严重后果，“既祭不愈，则委之于命”（乾隆《乾州志》卷4）。

巫觋祭鬼禳病等陋俗被地方官视为淫祀，“俗又信鬼多淫祀，每岁寨中宰牛延巫”（道光《凤凰厅志》卷12），是清代湘西兴学设教所极力反对和革除的对象。“楚俗尚鬼，淫祀颇多，而蛮民尤甚。有教化之责者，如西门之沉巫、狄公之毁祠，可继也”（乾隆《乾州志》卷2）。一方面，清代湘西官办学校以推行教化为己任，认为“弃有凭之医药，而信无形之鬼……鄙谬荒唐”（乾隆《楚南苗志》卷4），故通过大力宣扬和传播医药思想，从观念层面否定民间祭鬼禳病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以书院为代表的学校从实践层面出发，通过教授医术和积极诊治病患传播医药，逐步改变地方不重医药的陈旧风气。比如胡师谦执掌镇溪书院后即积极教授医术、治病救人，使乾隆后期乾州民间尚巫信鬼、不重医药的风气大为改变。“先生又通岐伯之书，晰内经之旨，间以授人，或亲购药物视症授方。及今尚巫信鬼之风颇息，而犹有得其肘后之传者”（光绪《乾州厅志》卷15）。此外，还有众多儒医在地方积极行医赠药，亦使重视医药之风在当地蔓延开来。概言之，随着兴学设教的逐步展开，重视医药这一观念在晚清时期得以日益深入湘西民间，对当地的疾病治疗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祭鬼禳病之风渐息。“祭鬼之风近亦改去，少有所闻”（宣统《永绥厅志》卷6）。另一方面，医药治疗渐成地方主流。“疾病，惟延医服药而已”（光绪《乾州厅志》卷5）。医药观念在清代湘西地区日益深入人心，医药治疗成为当地主流的疾病应对方式，大大增强了湘西民间应对疾病的能力。

古代湘西地区自然环境复杂、气候多变，蚊虫、毒蛇、瘴气极多，历来被统治者视为“蛮烟瘴雨”之地。清代兴学设教推动下的医药进步对于改善当地医疗和生存条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瘟疫流行期间，这种意义体现得更为明显。如前述永绥厅儒医黄再纯，“咸丰间瘟疫大作，立奇方救人甚众。至今人称之”（宣统《永绥厅志》卷23）。此外，兴学设教渐开湘西民间重视医药之风，有助于遏制巫师借祭鬼禳病之机蛊惑人心。这些均对清代湘西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