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郑孝胥和沈曾植的交往始于1886年（目前无见更早的交往记载），虽不一定是张謇介绍，但之后的几次见面均有张謇在场。二氏一开始交往，郑孝胥便在日记中记下“谈甚洽”“谈久之”等语句，往后的交往也多是如此，可见二氏一见如故、相互倾心。

来源 l《中国书画》2013年第10期

作者 l 李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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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和沈曾植的交往始于1886年（目前无见更早的交往记载），虽不一定是张謇介绍，但之后的几次见面均有张謇在场。二氏一开始交往，郑孝胥便在日记中记下“谈甚洽”“谈久之”等语句，往后的交往也多是如此，可见二氏一见如故、相互倾心。

二氏一生的交往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氏同时居住并任职北京时。尤其是在1890年，也就是郑孝胥随李经方出使日本的前一年，二氏的交往更是频繁。是年郑孝胥充镶红旗官学堂教习，沈曾植兼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至郑孝胥九月出京，还抵福州（该年九月十一日后郑日记缺失），二氏共频繁来往约48次（一日计为一次，下文同），几乎每月都要相见几次而且多数还是连续隔天互访，已是惺惺相惜。第二阶段是郑孝胥出使日本下旗归国后到光绪末年，1895年11月2日郑孝胥归国后，二氏初次见面便“相见悲喜”，真是情深意切。该年最后两三个月二氏相见约18次，后来二氏又同就张之洞幕，之后几年互访依然频繁。1898年约20次，1899年约20次，1900年约38次。第三阶段是二氏同时寓居上海期间，自1911年清朝灭亡，民国继起之后（除1915年郑日记无二氏交往记录外）直至1922年沈曾植逝世二氏交往最是连续和频繁，此一时期也是二氏“不与世事”、寄情诗书的时期，更是二氏书学交流的重要时期。

1911，法源寺诗社雅集，陈宝琛、郑孝胥等在列。

法源寺诗社雅集，1911年4月23日，拍照的缘由是因为胡思敬要离京归乡，诗社同仁在谢公祠为他饯行。聚餐后，十三位诗人一起走到附近的法源寺，在丁香树前合影留念。

左起：温毅夫、曾刚甫、冒鹤亭、罗瘿公、郑孝胥、陈宝琛、胡思敬、陈石遗、赵尧生、林琴南、林思进、梁众异、潘若海。

郑孝胥和沈曾植作为文人士大夫，书法对于他们而言仅是余事，但是他们却同样一直精研书法，且多有创见，寓居上海后更是书名日盛，允推大家。郑孝胥其人“多负气”，于诗如此，于事如此，于书法亦是如此。检郑孝胥56年的日记，基本上是以他的书学观点示人，对于同时人让其服膺的也就两人，一个是郑孝胥的叔祖郑世恭，其日记记载：1882年5月3日：“是日请叔祖书一联纸，余自集《礼器碑》‘独见天意，永享牟寿’八字。叔祖八分书，极有汉人意味。”1885年3月17日：“晨，作楷，觉颇合，袖呈叔祖，谓‘甚得古人意；但用笔近剽，乃似唐写经手。’余请从登善入晋人，叔祖以为然。”另一个在书学上让郑孝胥服膺的就是沈曾植了。除了其叔祖郑世恭之外，沈曾植是郑孝胥当面请益书法的第二人。1919年2月19日：“作字。元王聘三、刘洙源来，遂同赴子培之约，携大七、小七、小虎所临碑字示子培。子培谓，大七所书太整齐，宜取《石门铭》试写之；谓小七、小虎所临且未可换。”

从其将自己的作品和子弟的习作让沈来评点和指导，可以看出郑孝胥对沈曾植在书法造诣上的推崇，同时也说明了郑孝胥本身对于沈曾植在书艺上的关注和了解。当然沈对郑的书法也是颇为满意的，并曾嘱其代书寿联。

1905年8月7日，沈曾植与梁鼎芬等合影

对于沈曾植晚年书法变法的根基和得力处历来众说纷纭。在题沈曾植易箦联上，郑孝胥有题诗曰：蹀躞意未敛，沈吟神更遒。九原如可作，下从忠端游。忠端即是黄道周。郑孝胥此联从沈曾植的艺术特征和取法进行了高度简洁而贴切的概括。“蹀躞”有“事情、文字等方面费斟酌”意思；“沈吟”亦作“沉吟”有“深思”意思。而此二词又对应了“未敛”和“更遒”，可谓在矛盾对立中统一了“意”和“神”的艺术审美概括。后二句又道出了沈曾植取法和得力的对象—黄道周。从郑孝胥的识力和与沈曾植的交往的长期和密切来看，自有其准确性和可靠性。沈氏弟子王蘧常认为：“先生晚年自行变法，冶碑帖于一炉，又取明人黄道周、倪鸿宝两家笔法，参分隶而加以变化。于是益见古健奇崛。‘宁拙毋媚’，自具风貌。”

黄道周为人气节忠义坚贞，素来为遗老书家们所仰慕，加上黄道周与遗老们似乎有着同样的政治境遇和抱负，使得跌宕起伏、古拙奇崛的黄道周书迹为当时海上遗老书家们争相收藏、临习并传阅。郑日记中多处提到友人（王仁堪、王仁东、钱冲甫等）携黄道周书迹画作相示。郑孝胥日记中也有携黄道周书迹示沈曾植的记载：1914年12月15日：“又过沈子培，以《黄石斋尺牍》册示之。”1914年12月29日：“过子培，适移居四十四号，中岛，波多亦在座，携《石斋尺牍》归。”沈曾植当时应该很关注黄道周书迹，并留心研习，所以郑孝胥才会携示并留其寓中半月之久。从以上考察，我们应该可以窥视到沈曾植取法的得力处正是黄道周。沈曾植晚年书风翻覆盘转，笔势洞达，委曲得宜，跌宕遒劲，奇趣横生，与黄道周在形态取势、风神面貌上极有渊源。

当然黄道周“持论主遒媚”，可“媚”却是二氏共同反对的。罗振玉1916年6月5日致王国维信提及沈曾植“服膺安吴，故诋毁赵”：而乙老则以撝叔而誉萧山之二任（以书法言，赵与包安吴不同趣，乙老服膺安吴，故诋赵。此二氏但可描写图样付手民雕刻耳，摹老莲形似，全无一毫心得），弟乃不复言矣。甚矣！郑孝胥1919年2月2 6日日记也有这样的记载：从朱古微借来张纶英婉钏大楷临《郑文公碑》，有印章曰：‘七十后作’。婉钏乃翰风之女，乙盦云，赵撝叔于书家无不轻诋，而独称张婉钏之能。余观所作殊不善，尚未及张廉卿、李药农阅历之深也。赵撝叔油滑入俗，不可为训，足见前辈于魏、齐碑所得尚浅耳。赵之谦的流媚华妍风格是对邓石如、伊秉绶等人古朴雄强的北碑风格的反叛，也是其应时代而生的新的审美范式，这是他的成功，也是他的局限。沈、郑二氏非常清楚赵之谦的成功，但作为有远见卓识的书法家，他们又深知开拓和反叛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必须重新站在时代的高度，努力寻求突破前人窠臼的发展模式，而赵之谦便是他们最佳的突破口。

究竟该如何矫正“流媚”之习呢？沈曾植认为：“盖南北会通，隶楷裁制，古今嬗变，胥在于此。”郑孝胥也认为“六朝人书无不楷隶相参者”，1915年9月16日又认为：楷势作书，遇生纸则墨不入，所谓笔不能杀纸也；若用隶书下笔取势；则笔倒墨注，挥霍自如，此间未达一间，久持当可造自然，临造像中活泼变化诸刻，用草隶法似颇得手，以作《瘗鹤铭》亦有合。楷隶相参不但能取势新奇且能“笔倒墨注，挥霍自如”矣。为此，对于赵之谦的“流媚”，二氏异口同声地批判，势必在黄道周“媚”上也是尽量避而不取的。楷隶相参实则以隶法作楷，这本身也符合书体演变的作书方式，这点沈、郑二氏是了然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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