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前沿工程，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的重要性虽为学人公认，长期以来却处于“仪式性关怀”状态。缺失厚实理论化概念支持的“操作主义”，对既有概念与量表的简单“拿来主义”，均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常见缺失，已成为推进中国政治科学话语权和自主知识体系建

摘要：作为政治科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前沿工程，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的重要性虽为学人公认，长期以来却处于“仪式性关怀”状态。缺失厚实理论化概念支持的“操作主义”，对既有概念与量表的简单“拿来主义”，均是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常见缺失，已成为推进中国政治科学话语权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严重障碍。因此，应当基于中国情境并吸纳国际学术界经验，努力回应和解决概念化与概念的操作化中的核心难题，建构政治科学概念、开发能对接国际学术界的测量工具。这一操作原则和程序的制作和完善，既需要研究方法的技术加持，更需要方法论和哲学理论的强力支撑。

关键词：政治科学 概念建构 量表开发

作者肖唐镖，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2100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4期P137—P146

责任编辑：刘倩

“概念化和测量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主题”，也是政治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话语权竞争的基础工程。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厦的正面镌刻着著名物理学家开耳芬勋爵的名言：“如果你不会测量，你的知识就是贫乏不足的。”而只有在关键概念的测量能跨研究、跨地域地被标准化时，知识的积累才更有可能。可喜的是，近十年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已经加深了我们对概念及其测量方面的认识。不过，概念建构仍存在较大分歧，且缺乏标准化的测量方法。国际学术界针对研究问题、概念和测量仍缺少一些具共识性的指导规则。对此，笔者曾提出应注意政治科学概念的不同属性及其测量规则。本文拟进一步梳理学术界有关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实践，分析其中的纷争，总结其成功与不足，同时提出一套针对中国情境并吸纳国际学术界经验的政治科学概念建构及其测量工具研发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一

对概念及其测量的“仪式性关怀”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概念的定义、变量设定及其测量、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构成了关键性的环节。其中，定义与测量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概念又称构念，“是指那些表征了某一现象的想法”。“定义”概念，即是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与外延的合理界定，这一过程又称概念化或概念建构。概念作为表达的词语，是构成理论（命题）的“砖块”与“桥梁”。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概念”的功能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确定研究的方向与焦点。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一些具有足够穿透力与解释力的概念，如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概念，能成为理解和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的重要工具。二是可界定研究对象的属性及其外延，以实现对概念与量表的标准化操作，进而采集优质数据。三是有助于学术对话与积累，推动学术进步。科学研究的对话性、重复性与累积性特点要求有相对明晰且具共识度的概念。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概念操作化即要求明晰概念的操作化定义，再将其属性特征转化为变量，建构系统测量的整套操作方案。“测量”作为概念操作化的核心环节，是以明确而可刻画的方式或尺度刻画和呈现变量的相关特征。对于复合型概念转化而来的变量或潜变量的测量，其工具往往是包含多向度指标的复杂量表。因此，概念的操作化也是量表开发的过程，其最终产品是显示概念属性的量表。按库恩的说法：测量和定量技术在科学发现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会告诉科学家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去寻找新的性质的现象。换言之，无论理论表述如何精深、设计如何复杂、分析技术如何精致，都不能弥补测量的粗劣。

概念与测量高度相关，它们共同构成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基础。准确、清晰且可操作化的概念框架是测量的必要基础，是其方向和准绳；概念若模糊乃至摇摆，就无从保证测量工具的科学设计。只有以科学合理的概念及其测量为基础，才有可能采集可靠的系统性数据，并借助科学分析方法来论证、验证或创新扎实有力的理论。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应是政治科学研究的“标准研制”工程，对于政治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奠基性与引领性的价值和功能。

近年来，在科学主义等潮流的影响下，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得到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业已取得值得重视和借鉴的研究成果。科学化取向的社会研究尽管不乏质疑、批判乃至否定的声音，但其成就已为日益增多的研究者所认同。罗宾逊、沙弗和莱特斯曼主编的“态度测量”系列著作在国际学术界收获了大批读者。

然而，这一领域的工作状况仍遭到各式各样的批评，甚至被指责为“仪式性关怀”。萨托利认为，尽管经验研究者一直强调概念制作的重要性，但从未发展出一套众所周知的分析程序。太多学者对定义漫不经心，在未能恰当定义概念的情况下粗制测量方法，其指标与现象间的关系有高度的缺陷。即便是为学术界广为推崇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也因未对概念建构和测量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讨论而招致诟病。

“测量”受到的批评同样尖锐。在多种研究方法书籍中总有探讨测量的章节，但对其重要性的广泛承认并未导致系统性的研究，相反，抽象的、几乎是“仪式性的关怀”代替了完整的核心研究。在美国高校，许多研究生培养项目仍没有专门教授如何构建量表的规则与技术。测量虽被视为“社会行为研究的阿克琉斯脚踵，但很多研究几乎不关注测量的属性”。有学者更为尖锐地批评研究者在测量上面尽量省事，其研究不仅可能没有利用理论，也可能错误地解释了量表的所测而得到错误的结论。总之，同概念建构的科学化讨论与进步不足一样，量表科学开发的不足也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质性进步。

二

中国政治学界对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的补课及其不足

传统中国虽有政治但并无学术和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也无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其中极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传统中国人缺失对概念和理论思维的自觉性意识。百余年前，社会科学舶入中国后，基本概念与测量工具逐渐为国人学习和熟悉。但由于“跨文化情境”等差异，一致的概念及其量表在不同国家之间或有南辕北辙的效应。因此，非西方社会在迈过必要的学习阶段后，就应当有实现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意识，冲破西方概念、方法及理论枷锁的桎梏。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科学界形成了以“本土化”为号召追求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浪潮，一批政治学者在台湾地区致力于推动政治科学的中国化。近30年来，一批在境外接受教育并执教的华裔政治学者也极度重视概念的建构与测量，如史天健对“政治参与”、陈捷对“政治支持”、李连江对“政治信任”、唐文方对“政治文化”的概念分析与测量。

在国内社会科学界，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与传播学等学术界同仁已高度重视概念建构与测量工作，出版了多部相关论著、译著。政治学界虽已迈过“学习”阶段，正“从西方话语的搬运工转向理论建构的探索者”，但对这一基础性工程依然重视不足。至今，较为系统译介国际政治学界相关成果的作品只有4部，即加里·戈茨（戈尔兹）的《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高奇琦与景跃进主持编译的2书以及《牛津政治学研究方法手册》的相关章节。虽有个别作品曾推介境外学术界的概念建构与测量工作，也有少数研究者围绕“民主质量”“政治腐败”“民粹观念”“民主观”“政治认同”等概念进行实证研究，不过更多的尝试仅注重概念分析和建构，忽视量表开发工作，未能提供可资借鉴和应用的量表工具。

与境外学术界的“操作主义”弊病不同，国内政治科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通常表现为另两种方式。一是以“拿来主义”方式直接沿用国际学术界的概念操作方案，或仅做微调式应用，进行“移植式”研究；二是盲目拒斥既有成果，不遵循概念建构与测量的基本规则，闭门造车，随意界定概念，拼凑缺失信度效度的测量工具。依这两种方式开展研究相对轻松而低成本，但看似严谨的文章可能是错误的或“精致的平庸”。缺失科学而可靠的概念框架与测量工具，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政治科学发展和进步的“命门”。

造成上述情形，除了环境、导向等客观因素外，也与研究者自身的基础性训练不足有关。科学而合理地建构概念并开发测量工具，要求研究者团队具备如下条件：一是系统掌握拟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学术变迁，并立于其前沿；二是熟练掌握并运用扎实的方法论基础与操作方法；三是具备或能调度可采集较大样本和数据的必要资源，包括调查与研究团队、财力支持与田野准入条件；四是学术共同体能认同和接纳这一基础性工作及其成果，并予以正常发表和引介。理论、方法与资源的积累缺一不可，同行认同与成果发表则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激励。

然而，经验丰富的政治学者尽管具备较强的理论修养，并掌握较为充足的调查资源，但未必会重视这一工作，也难以完成其中的高难技术性工作。对中青年学者来说，数据采集和分析所需要的充足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调查资源，以及田野准入的社会资源，往往是难以克服的难题。由于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的成果产出周期长，加之该类成果至今尚难得到业内人士和专业期刊的认同、接受和发表，这对面临“科研GDP”考核的学者无疑是极为艰难的选择。正如唐世平所言：尽管概念的分析、操作化及测量是所有数据分析的基石，但绝大部分学生和学者对于这些研究方法几乎没有训练，无论是编辑还是审阅者可能都对此没有重视。这些因素正是导致研究者们往往“知难而退”甚至“望而生畏”的主要原因。因此，国内政治学界自主性建构概念与开发量表的严重短缺，与其说是由于其最容易被忽略，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工作对研究者有更高、更全面的挑战所致。

三

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中的共识与难题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概念建构虽可作为相对独立的工作，但它并不是研究的终点，建构的概念还需得到系统化的检验，因而往往与量表开发是连续的甚至是一体性的工作。虽有学者认为其操作化并没有一个系统化的程序可以遵循，但仍有更多学者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操作方案。在此，我们以四套较为系统的操作化为例，比较其共识性难题。

袁方教授团队曾结合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经验，将“概念具体化”分为概念的形成、界定、选择测量指标和编制综合指标的过程，即从概念的抽象层次下降到经验层次，再具体化为可观测的事物。这抓住了关键环节，尤其是强调了概念的形成与界定环节。不过，限于当时的统计检验技术，他们止步于编制指标体系环节，未能延伸至对指标体系的系统性检验。我国台湾学者涂金堂也将概念建构融入量表的构建之中，并对其关键环节和技术做了较为系统的说明。

美国学者鲁德斯坦与牛顿曾提出“研发量具的六个步骤”，其建议与罗伯特·F.德威利斯的方案较为接近。他们增加了量表复测的要求，以提升量表的科学性程度。与此不同，美国学者保罗·E.斯佩克特特别强调概念建构的重要性，将概念建构融入量表构建。在他看来，量表设计最为关键的步骤之一就是定义概念，这也是最为困难的一步，因为许多概念只是理论的抽象，没有可知的实体现实，处于不可观察的认知状态。为此，应将概念置于更宽广的理论网络，在此理论网络中定位和描述诸概念间的关系；参考已有的概念和量表设计工作，应特别注意描述那些概念的细节，决定概念在理论和经验效用的基础上应否并如何细分，以强化理论的解释力。应当说，斯佩克特的概念化建议极具操作性和实用性。

上述操作方案之间尽管有内容细节的差异，但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一是均认为量表开发应完成从概念界定到变量测量与信度效度的检验，即清晰的概念化与概念操作化的工作。几种方案在操作程序上虽有步骤之分，但无实质性差异。二是对量表品质检验的方法与技术有高度共识，如应对足够样本量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三是对量表开发的四个疑难环节也有高度的共识，即概念化难题、概念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对应难题、概念和测量在跨文化间的等价性难题、对研究对象真实状况的测量难题。

应当说，前两个共识反映了学术界在概念化和量表开发领域的显著进步，而最后一个共识则显示此领域仍面临若干重大难题，尚需努力解决。实际上，这些难题正是科学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饱受争议之重要缘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好的研究技术总是要对应着人性的设定、外部的条件、特定的文化基因以及社会发展历史等因素，没有对这些问题的审慎考量，唯技术论、唯方法主义就如盲人摸象，就是东施效颦。换言之，将西方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或策略应用于中国研究，都必须考虑其与中国社会的契合性，充分地将中国本土情境融入其中。

因此，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应强化理论与经验的基础，其操作应注意四重递进性规则和步骤。一是概念化，为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基础。应系统性检视和分析理论文献，提炼其共识性属性，定义概念并建构概念的基本维度。对于主观属性强的概念，还应系统检视包括中国情境在内的历史文献，纳入不同国家尤其是中国情境中的可能性意涵，增加“概念框架”的包容性维度；同时开展无理论预设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并借助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挖掘民众心目中的“概念”，建构融理论基础与本土情境、兼具共识性与包容性维度的概念及其框架。二是依据概念框架而建构测量维度，将拟研究的概念特征操作化为变量；同时，系统整理和分析学术界的量表开发和应用工作，参照和设计能够被测量的系统性指标体系，制作初步量表与测试题。三是针对具足够差异性的样本，系统采集第一手数据。四是借助科学方法分析数据，检验概念与优化量表。下文将围绕概念建构与概念化、概念操作化与量表开发的操作建议具体展开。

四

概念建构与概念化的操作建议

概念化，即“用精确的名字称呼事物”，是理解的开始，是心灵把握并显示其众多关系的关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概念化指的是用理论化的术语抽象地描述社会事实，即赋予概念以理论化意涵的过程。一般地，定性研究者最关注定义问题与概念的意义，通常接受语义学的路数，努力确定哪些界定性的属性构成了一个概念的固有本质；而定量学者却往往关注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在概念建构上耗时较少，以致不少定量测量的文章甚至不存在概念的建构与界说。不少研究者试图将两者相融合，实现对概念建构及其测量的有效连接和综合。如加里·戈茨就试图“跨越这道隔阂”，强调概念对量化方法的设计与建构所产生的方法论与数理意涵。

概念的建构现已形成三种经典模式：

其一是传统的语义学途径，即运用诠释方法探讨概念的字面意义，不太关注概念与经验现象的联系。在政治科学研究中，萨托利支持的就是这一传统，即聚焦于开发定义严谨的概念，解决概念重叠以及术语与意义之间关系混乱的问题，以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关键的相互影响划定清晰的轮廓，并从概念不同层级的角度看待此相互影响。在他看来，概念的本质就是其内涵，它有定义性属性或附属的依情境变化的属性。下定义或形成概念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将定义性属性与附属属性区别开来。不过，这种唯名论操作易于导致随意使用概念甚至滥用概念的问题，以致“名实难副”。

其二是注重概念的复杂性及其变迁的唯实论传统，主张概念建构应包含针对该字词所指涉客体或现象做的理论性与经验性分析。这是经验主义的实践。其代表人物加里·戈茨主张，应从理论与经验层面来看待科学概念，其语义会随经验现象或人们理解的变化而变化。概念就是有关本体论的理论，本质属性的变化会改变概念本身。因此，仅仅对概念进行纯粹的语义分析是不够的，而应当指明在因果假设、解释与机制中具有关键地位的本体论属性。由此，与萨托利的充要条件之概念化不同，戈茨将“家族相似性”作为概念化的途径：定义仅有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的属性规定即可，不同的定义要素之间是可替代的。

其三是融合性的中间路线。科利尔及其合作者一直注意融合上述两种概念传统。他们认为，对于一个概念进行测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质性—量化—质性—量化……”的循环，不可能仅凭一种方法就能做到对于概念的完整定义。能同时应用质性与量化研究的概念建构及其测量的方法可分为4个层次：一是背景层次，即有关概念的一般化定义，它可能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含义；二是系统化概念，指的是研究者对概念应持有清晰的定义；三是指标，即通常所说的测量或系统性赋值方案；四是案例的分值，即经过第三个层次后所产生的量化数字或类别。其中，由第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即概念化，系统化概念的过程就包括了从背景概念中挑选一个含义的情况。我国台湾学者郭秋永也试图融合阐释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路径，以“概念界说”与“运作界说”将概念的“语词（符号）”“意义”与“指涉项”进行相互连接，并通过统计分析，完成概念的建构与量表开发。

一般地，实证研究中的分析性概念或是对既有概念的借用或改造，或是全新概念的引入和建构。相比较而言，后一种概念的建构工作更为复杂，它包含了前一路径的全部工作。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建构全新的概念，全新概念能否并如何在概念体系中安家并取得必要的共识？对此，我们应本着科学的态度，尊重与吸纳前述三种方案的精华，同时自觉结合中国的本土情境，建构合理而科学的概念。常规路径有三：

一是常规的经验主义方式，即对复杂社会事实的概念化。熊彼特曾将概念化称为“收集事实”和“提出理论”的双重磨合过程：一方面，根据事实，提出概念并将其拼贴到理论的图画中；另一方面，根据更多的事实，修改和抛弃概念，建构概念间的关系，从而保持图画的有序性。这样就可以逐渐形成具有连贯性、适当性的理论图画。菲利普·C.施密特的许多概念化想法来自与他人交谈，包括同政治家、利益集团领袖的交流，以此催生全新的词汇和概念。

二是田野驱动的人类学方法或扎根理论方法。以扎根理论方法为例，其研究的第一要务就是将深度访谈类所取得的资料转化成概念，即“概念化资料”或“定义现象”。与“概括”止步于对社会事实间共同属性的抽象不同，概念化不仅包括了概括的思维过程，还应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化工作，界定其内涵和外延，使之成为一个学理性的概念。按贝克尔的说法，“维特根斯坦窍门”可让我们分离出有相同点的一组案例的共同特性，依此而建立概推即概念。定义概念是基于其所依据的各种案例拥有的共同点，即对所有类别现象的归纳性陈述，是适用于所有地点的人和组织的陈述。

三是文献阐释和理论分析方法。这是阐释主义路线的具体应用，它与前述两种基于经验的抽象路径不同，主要依靠对理论文献的诠释与逻辑推演，通过提炼和选择学术界的共识性属性，来重新定义概念或建构全新概念。学术界既有的概念界定和可操作化能够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现有文献应成为定义概念的工作起点。理论阐释还可在既有的理论和概念谱系中定位概念，为其合理而准确地“安家”。即明确其上位概念、同一层面的相对立概念与竞争性概念、其细分的构成性概念和下位概念，界分相互间的属性与边界，避免其碎片化或孤悬化。

在实际操作中，上述方法的混合使用是应当也可行的方案，以便在理论基础与经验基础的双重强化中完成概念化。如杨雪冬将“压力型体制”的生成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将概念放到历史坐标系和理论谱系中进行检验”。我们对民众政治价值观若干概念的建构，也混合应用了上述方法。与指向客观属性的社会事实类概念强调高度的共识性属性不同，政治价值观类概念则应在坚持共识性属性的同时，也包容基于对象实际的情境性属性。后者多为复合型概念，其建构更为复杂而困难。其第一步应系统性检视学术界的既有研究，归整这一概念的共识性理论维度；为了强化经验基础，还应分析中国历史文献，提炼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维度，进而建构概念及其初步框架。第二步，开展多种形式的数据采集并进行科学分析，如无理论预设的深度访谈、扎根理论方法和基于开放性网络数据的机器学习与分析，以及较大样本的民众面访及其数据分析，进一步检验与纯化概念及其框架。以此相互检验与磨合，应可成功建构融合理论基础与本土情境的概念、兼具共识性与包容性维度的概念框架。

五

概念操作化与量表开发的操作建议

概念操作化是将概念的属性进行标准化处理、在现实中进行测试的过程。一般地，复合型概念应被分解成更加具体的单位，这些单位被称为变量，它们应携带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测量的值即指标。在概念从抽象层次转移到变量的经验层次时，研究者必须将概念设想为具有可以在经验上观察或评估的特征。测量虽不能完美地代表概念，但其目标应是可以有效和可信地捕捉到概念。不过，概念越抽象，其测量就越难达成一致。其间面临着三个关键性的疑难环节：

首先，概念与测量指标之间的对应难题。作为对社会事实的抽象，概念一经形成就自具生命并自行演变。在大量研究中，概念与指标之间相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科利尔一直试图把概念形成问题和测量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为概念争议和测量选择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系统化的理解。他主张整合“公理化测量理论”“实用主义测量路径”“潜变量结构方程建模”与“基于个案的测量路径”等4个测量传统，将概念化和测量工作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

其次，概念和测量在跨文化间的等价性难题。阿德库克和科利尔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跨情境的等价物。具体有三种工具：一是具有情境特性的观察领域；二是具有情境特效的指标，将其嵌入最终的分值中；三是经调整后的共同指标，即标准化技术，既注重情境又能够同时应用于不同案例的指标。

最后，样本对象真实状况的测量难题。由于传统禀赋和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面对同样的测量，尤其是具有一定社会敏感性的话题，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民众即使内心拥有相近或一致的意见，也有可能给出不一样的回答，甚至给出非真实的选择，或隐匿真实态度。因此，让接受调查的民众愿意并能够真实表达意志，或开发能够测量其真实状况的方法和技术，成为研究者们孜孜以求的创新探索。如对“秩序认知”“参与认知”等抽象“大词”或“潜变量”的测量可采用间接方式，借用人物、事态等方式来度量。在国际学术界，测验理论经历了从标准测验理论阶段到新一代测验理论阶段的转变，即从经典测验理论、概化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走向认知诊断、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与多阶段测验、概化理论、网络分析和分类测量。测验形式也从纸笔测验发展为计算机化固定题目测验，再发展到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和多阶段测验。此外，模糊集也提供了超越社会科学定量与定性划分的测量工具。可以预见，随着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力求真实的测量技术应会走上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概念操作化也应具有必要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基础。一方面，外在指标与概念属性之间应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甚至因果关系，即理论联系，让变量及其量表符合基本的理论面向。正如汞柱温度计之所以能准确测度体温，是因为其设计把握和遵循了柱内水银随温度变化而升降的原理。然而，量表设计的这一操作却非易事。事实上，国际学术界众多价值观量表并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为此，应当系统梳理学术界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比较分析其概念操作化与量表开发的理论支持及其应用的优缺点，并借以明晰自身量表开发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测量是一种具体的社会过程，只有把测量还原为具体的社会过程才能透彻地理解测量，而不应仅从抽象概念及概念维度的操作化来理解。换言之，测量的前提是先要搞清楚基本事实，应当回到事实层面，琢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只停留于抽象概念，依此而形成优质的测量工具。

当然，研发的测量工具是否优质，还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评估。一般地，测量是否良好，人们常以概念性、技术性和实践性三种标准，即测量的效度、信度和可获得性来评判。也有研究者认为，量表的质量评价标准应贯穿于测题撰写质量与免除作答定式环节，并施用含取样过程及常模的列出（如平均数及标准差）、信度和效度的统计检验。

结语

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的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来说，不仅依靠操作技术与方法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更应以系统、合理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论为支持。基于对两岸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黄光国曾恰当地指出：在“实用取向”心态的影响下，国人关心的是“研究方法”，没能钻研其背后的“方法论”，更未深究作为“科学”之基础的“科学哲学”。只讲究“方法”而不注意“方法论”的研究方式，易使学者丧失掉创造的原动力，难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科学家，致使整个学术社群“研究水准低落”。事实上，任何有价值的社会研究在本质上必须是哲学的。“从十七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发生之后，在各门学科的发展和科学哲学之间，便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与古代社会人们习惯于将理论建基于神学、直观或想当然不同，近代以来形成了以阐释主义与实证主义为主流的两种方法论主张，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不过，阐释主义以生命哲学、现象学等哲学为指导，坚持人文学科的主观解释，强调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它们批评数学化导向的实证研究忽略了更为深层的社会本质问题，“测量”无法处理行为背后最为重要的文化和意义内涵问题，经验主义主导下的“政治科学”往往秉持坚定的反历史主义观。相反，实证主义以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为支持，主张自然科学的客观解释，强调社会现象的规律性，认为阐释方法缺失必要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其研究不可重复与检验。这种张力也往往出现于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之中：一方面，倾向于沿用实证主义传统，强调对研究现象做可观察、可验证的经验分析；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发挥诠释主义的优势，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理解。

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的诸多文献也表明，研究者之间不同的操作实践就与其相应的哲学基础有关。如采集定性的焦点小组数据并据以分析，这常常和建构主义的世界观相联系。而通过定量工具收集数据，就反映了还原论的世界观。在混合方法论研究者中，有的支持实用主义哲学观，或支持批评的实用主义，或主张辩证的多元主义。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两种方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如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巴斯卡提出“批判实存主义”，试图整合两大阵营的主要见解。笔者也认同这种整合论主张，因为诸社会事实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通则性，诠释主义或实证主义不过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工具，各有利弊，大可扬长避短，将其混合地应用于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乃至社会科学哲学仍在不断地演化，形成日益多元的哲学和方法论主张。因此，政治科学的概念建构与量表开发，乃至中国政治科学与研究方法的进步，应当深化对多元性哲学理论的自觉性探索与互融，并引以为指引。

来源：中国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