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家祖上在村里算不得有钱,但也称得上殷实。爷爷在世的时候分了家,大伯和父亲各自成家,二叔那时候还小,一直跟着我奶奶生活。
我家祖上在村里算不得有钱,但也称得上殷实。爷爷在世的时候分了家,大伯和父亲各自成家,二叔那时候还小,一直跟着我奶奶生活。
那会儿村里通电不久,家家户户还用煤油灯照明。父亲的木工手艺在镇上小有名气,做了几年活儿,存了些钱,第一个买了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平日里只有小孩和老人看,爹妈都忙,但每到过年放春晚,四邻八舍都会来我家看节目,电视机前摆两张长凳,桌子上放一盘花生米,一盘瓜子,一碟腌萝卜。
二叔那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镇上一家供销社做营业员。
夏天的黄昏,天还亮着,但已经不那么热了。村里人吃完晚饭,各家的板凳搬到街上,蒲扇扇着,唠着家常。轰隆隆的拖拉机声远远传来,二叔的摩托从村口开进来,后座上载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哥,这是我一个同学,在县里信用社上班。”
父亲抽着纸烟,点点头。桌上的热茶水升腾着白气,飘散在灯泡下。
二叔说他在供销社看中一套房子,只要五千块。同学能从信用社拿到贷款,但还差一万。
父亲沉默了一下。在1995年,一万块对于我家来说,几乎是半年的收入了。
“你找大哥借过了?”
“大哥家盖房子,手头紧。”
父亲看了眼我妈,妈点点头。
“行,明天去取。”
父亲把烟头按在烟灰缸里,去厨房给二叔和他同学盛了两碗西瓜。
那年我上初中,对成人世界的事懵懵懂懂。只记得那晚月亮很亮,把屋后的石榴树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副水墨画。院里蝉声不断,断断续续的,不像往常那么热闹。有股淡淡的烂杏味从墙头的老树上飘过来。
第二天早上,二叔带着他同学去银行取了钱就走了。
父亲说:“兄弟之间,借钱要打借条。”
母亲不解:“你亲弟弟,还怕他不还?”
“不是怕不还,是规矩。”
我记得父亲说这话时,手里拿着把生了锈的刮胡刀,镜子里的泡沫还挂在下巴上,刷子掉在盆里,水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白沫。
后来春节二叔回村,两手空空,只说生意不好做。父亲没说什么,但晚上我看到他坐在后院的石凳上抽了半宿的烟。
“生意难做,以后再还。”二叔总是这么说。
三年后,我奶奶生病住院,家里手头紧。父亲去找二叔,电话打了几次都不接。
大年三十那天,家家户户贴春联的功夫,二叔开着辆二手桑塔纳回村了。车窗上贴着刚刚揭不干净的价格标签,后备箱塞满了名牌烟酒。
晚上一大家子人吃年夜饭,父亲摆了四菜一汤。萝卜炖排骨,清蒸鱼,炒青菜,还有一盘自家腌的酸菜。桌子是父亲自己做的,槐木的,上面有几道深深的刀痕,是小时候我用水果刀刻的。
父亲静静地喝了口酒,问:“厂里效益怎么样?”
“还行。”二叔脸上挂着笑,“今年分红多,年底奖金发了一万多。”
父亲筷子一顿,放下了碗。
“那借的钱……”
“什么借的钱?”二叔像是想不起来。
“十年前,你买房子借的那一万。”
“哥,那么久的事情,我哪记得。再说了,兄弟之间,还计较那些?”
二叔撕开一包中华烟,抽出一根递给父亲,父亲没接。
那顿饭后,父亲和二叔再没说过话。
又过了五年,二叔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听说生意挺好。他结婚那天请了全村人,唯独没给父亲送请帖。
那年冬天格外冷,巷子口的池塘结了厚厚的冰,村里孩子在上面打闹,大人们怕危险,用竹竿打碎了冰面。窗户上结了一层霜花,厨房的水管冻住了,用热水壶烫了好几次才通。
父亲那几年老了许多,原本乌黑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大半。他的木匠活儿也做不动了,倒是喜欢上了养花。屋后种了一排茉莉,夏天开花的时候,香气飘得老远。
有一天,村里来了辆黑色轿车,停在我家门口。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说是二叔的生意伙伴。
“李老板让我来还债。”那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十万,十年前的一万,加上这些年的利息。”
父亲站在老榆树下,手里攥着把花铲,上面还沾着湿漉漉的泥土。他看了看信封,又看了看那人:“告诉我弟弟,兄弟之间的债,不是这么还的。”
那人愣了愣,把信封放在门口的石桌上就走了。
父亲把信封锁进了抽屉,钥匙塞进了枕头底下。我问他为什么不收,他只说:“不是钱的事。”
又过了两年,父亲病了,胃癌晚期。
病床边的柜子上放着一个旧收音机,天气预报说最近有雨。窗户开着条缝,风把窗帘吹得一鼓一鼓的。父亲喜欢听戏,但医院里不让放太大声,只能凑到耳边听。
住院期间,大伯天天来,村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唯独不见二叔的身影。
父亲临终前,握着我的手,声音很轻:“让你二叔来看看我。”
我打电话给二叔,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跟你爸,已经二十年没说话了。”
“这是他最后的愿望。”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父亲走的那天,下着小雨,我和大伯收拾着父亲的遗物。旧衣柜里有个铁盒子,里面放着一叠照片,全是二叔小时候的。有他穿着父亲做的小木椅上的,有他背着书包第一天上学的,还有他获得县里三好学生的。
夜里八点多,灵堂里只剩下几个守夜的亲戚。屋外雨声淅沥,檐角的雨水滴落在水缸里,发出清脆的声响。远处有犬吠,断断续续的。
忽然,门外有脚步声,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浑身湿透了。
是二叔。
他拿着个破旧的塑料袋,跪在了灵前。
袋子里是个存折,已经泛黄了,是建设银行1995年的老式存折。
“哥,我来还钱了。”他的声音嘶哑,像是哭过。
那本存折是父亲当年给二叔存的钱。每一笔存款日期都很有规律,是每月的第一天,从1985年二叔上高中开始,一直到1995年二叔工作后。
最后一笔是一万块,日期是1995年7月20日,那天,二叔来借钱。
原来父亲不仅给了二叔要的那一万,还把这些年给二叔存的钱也一并给了他。那笔钱是父亲准备给二叔将来娶媳妇用的。
“我以为那只是一笔普通的借款……”二叔的声音颤抖,“直到上个月我去银行办事,柜员是我以前的同学,他认出了这本旧存折,说了实情……”
灵堂里静得可怕,只有蜡烛偶尔发出轻微的噼啪声。
“哥这些年给我存了两万多,我……”
大伯想说什么,我拉住了他。
二叔双手捧着存折,跪在灵前,浑身都在发抖。
“对不起,哥……”
雨水从屋檐滴落,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雨。
后院的夜来香开了,清香飘进屋里,混着香烛的气味。
第二天一早,我看到二叔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手里拿着把生锈的刮胡刀,那是父亲的。镜子歪歪斜斜地挂在梨树上,角落里放着个旧搪瓷盆,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泡沫。
二叔刮完胡子,拿起毛巾擦脸时,我看到他的眼睛红肿得厉害。
出殡那天,天放晴了。送葬的队伍从村头走到村尾,二叔一路跪着,白布缠在膝盖上,沾满了泥土。三声炮响后,父亲下葬。
回家路上,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像是洗过的棉花。路边的沟里积着雨水,映着蓝天,小蝌蚪在里面游来游去。
那天晚上,二叔在我家住下了。他从车里搬出几箱东西,都是这些年他在各地出差带回来的,本来准备给父亲的。
有一双老北京布鞋,一件羊毛衫,还有一套紫砂茶具。茶具的盒子上落了灰,拿起来时发出吱呀一声,像是老人的叹息。
后来二叔说,那些年他没少打听父亲的消息。每次过年,他都会让人给父亲送些东西,但都被父亲退了回去。
“不是为了钱,是觉得你不把我当兄弟看。”父亲生前对大伯这样说。
二叔在父亲灵前跪了一宿,第二天膝盖肿得老高。大伯找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开了几副草药,熬出来的药汁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苦涩的气味。
那瓶药放在炕头上,二叔没喝。他说膝盖痛着,心里反而舒服些。
父亲过世一周后,二叔把县城的超市转让了,搬回了村里。他修缮了父亲的老房子,把后院的茉莉重新种上,还在院子里安了盏路灯,夜里亮着,像是在等什么人回来。
村里人都说二叔变了。
他开始学父亲的木工活,做了张和父亲一模一样的方桌。上面有道刀痕,是他特意刻上去的,和父亲桌子上的一模一样。
每年清明,二叔都会早早地去父亲坟前,带上一壶老白干,两个杯子,喝到日落才回来。
有一年春节,大伯一家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桌上摆的还是那四菜一汤,萝卜炖排骨,清蒸鱼,炒青菜,一盘自家腌的酸菜。
酒过三巡,大伯喝得脸红,问二叔:“你当年明明有钱,为啥非要跟你哥借?”
二叔端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眼圈红了:“年轻不懂事,看到同学买房子了,我也想买。”
“那后来呢?”
“那钱我没舍得花,存银行了。后来做生意赚了钱,就忘了这茬。”二叔低着头,“是傲气作祟。”
“你哥走前,天天念叨你。”大伯叹了口气,“那么多年没联系,他还记得你爱吃什么,记得你小时候的事。”
二叔没说话,只是给父亲的遗像倒了杯酒。
窗外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震耳欲聋。村里的广播喇叭里放着贺新年的歌曲,断断续续传过来,和着鞭炮声,热闹非凡。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父亲坐在后院的石凳上抽烟,烟头的火光一明一灭。二叔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两瓶啤酒,递给父亲一瓶。两人谁也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喝着,抽着。
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在人生的某个路口,只要转个弯,一切就会不一样。
如果当初父亲开口要二叔还钱,如果二叔主动提出要还,如果父亲接受了那十万…
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现在,二叔每天傍晚都会去父亲的坟前坐一会儿。有时候带点花,有时候带点酒,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像是在跟父亲聊天。
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常拿来教育子女,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知道,父亲在意的不是钱,而是那份兄弟情。
前几天,二叔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那个信封,里面的十万块分毫未动。信封下面压着张纸条,上面是父亲歪歪扭扭的字: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不把我当兄弟。”
二叔看着那张纸条,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上面,把那些字迹晕开了。
父亲走了五年了,院子里的茉莉花开得比往年都好。二叔说,那是因为下面埋了父亲最爱抽的烟盒。
但我知道,那是因为父亲原谅了二叔。
我有时候会想,有些人离开了,但却从没真正走远。就像父亲,他活在二叔每一次去坟前的脚步里,活在那张他刻意留下刀痕的桌子上,活在每个清明的老白干里,也活在每年春节桌上的那四菜一汤里。
有些债,还不清,因为那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而有些情,割不断,因为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牵绊。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