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8年，有一本小说悄悄在台北上市，刚开始谁也没想到，这本叫《台北人》的故事集，会像一颗石子一样激起文坛千层浪。你说它厉害吧？是厉害得很。后来，圈里评五四以来最有分量的一百部中文小说，《台北人》硬是在第七名扎了根头——像篮球场上冷不丁窜出个小个子，谁都没防到
1968年，有一本小说悄悄在台北上市，刚开始谁也没想到，这本叫《台北人》的故事集，会像一颗石子一样激起文坛千层浪。你说它厉害吧？是厉害得很。后来，圈里评五四以来最有分量的一百部中文小说，《台北人》硬是在第七名扎了根头——像篮球场上冷不丁窜出个小个子，谁都没防到他能抢到最关键那个篮板球。可一翻书，你就觉得，这作者，怎么说呢，身上透着点古人在孤岛漂流时的寂寞劲儿，又有种说不清的中国人的小心思。他叫白先勇，名字很响亮，但比他名字更响亮的是他爹，白崇禧，人送外号“小诸葛”，民国末期叱咤风云的大将。家世摆在那里，父子俩，像是被命运分成了两条河——一条决堤奔涌，一条蜿蜒入海，各有各的不易。
要说白先勇那点对祖国的牵挂，其实真是生在那样一户人家才有的特别儿女情长。想想也是——白崇禧站在桂林白公馆的院子里，身边都是大人物、谈起国事眉毛都皱起来的那些魁梧汉子。可到了家里，谁还不是儿女绕膝？白先勇是家里第八个孩子，本来一家热热闹闹，白家院子里过道永远有人来去，连厨房烟火气都是官场味儿。可偏偏小白先勇身体不争气，结果检出肺结核。那年月，肺痨可是像县城里谁说家里有人病了，邻里得避着走。传说有亲戚、甚至幕僚悄悄劝过白崇禧，老八不行就送出去算了。这话如果搁在酒桌上说，十有八九要被一通臭骂。白崇禧的脸说变就变，直接让人把儿子安排到后山坡一间独屋，“养”起来——说是照顾，其实是隔离兼不伤感情。桂林夜里是有点潮冷，白公馆的后窗望出去，灯火人声，白先勇听着院子里兄弟们闹哄哄地玩打枪，他一个小小年纪，才明白什么叫“孤独”。
这些年白家风风火火，可偏偏轮到白先勇，最寡淡。你说这是一种幸运也好，倒霉也罢，孩子本来就渴望热闹，现在一病下来，白先勇回忆起那段日子，到处都是一点点细碎的孤寂。晚上他常靠在窗子前发呆——或许他自己都没想到，那以后小说里写得最细腻的部分，其实早在那几年的冷清中种下了。白家十来个孩子，那些能跑能跳的，白崇禧都是亲自盯着学习、练字。只有体弱的老八，老爷子见他笨拙地写字，常常摇头。有些事，其实孩子自己不说，大人也是明白的。他孤零零地住后院，还是每天坚持读书，硬是把那些古文和小说当成自己的伙伴。父亲只觉得不如二哥、三哥那样争气，却还是默默给他送了些好书，让他自己琢磨。
44年，还是八岁不到的白先勇，跟着妈妈和白家两班人迫不及待地逃难。不巧赶上日军来袭，桂林城烧得黑烟滚滚。汽车一路颠簸，他远远看见家乡的轮廓在火光里变形，整个人像剥了壳的小虾米，一步步从广西漂到重庆、再到南京、上海。很巧的是，就在那些现在回想都带点电影感的流亡岁月里，他的肺病反倒慢慢好了。病愈以后，老八就像脱了羊皮的小狼，什么书都看，什么人都能聊。他读《红楼梦》，也看《岳飞全传》，甚至还翻《蜀山剑侠录》——有那么几年，他的世界全靠书本搭建，家里有没有暖气、外头打没打仗，似乎都跟他没那么大关系。
到了48年，记者笔记里常写的释放名词——解放，这年开始变得点亮夜色的大事件。白家在乱局中先去了香港，四年后又搬到台湾。在香港的几年，听说白先勇在家常常站在阳台发愣，可以连续看三个小时的雨，屋里有人喊他吃饭才回神。那种少年漂泊感，真是普通人难以体会的。他读书也更拼了，甚至有过一段时间，不带同学聚会，每天往图书馆钻。逢年过节，白家就聚在一起喝茶吃点心，可表面风光里掩不住的，是大人们语气里头的不安——蒋介石不再信白崇禧，特务全天候跟着他们。这就像突然家里的门铃敲响了，你打开门，对面却是穿黑西装、戴墨镜的人盯着说话，这种阴冷令人窒息。慢慢的，白先勇自己也开始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般，看透繁华与落寞，哪怕他年纪还小。
在台湾定居，白先勇逐渐学会给自己定目标。建国中学毕业时，他居然拿着工科资料说要参与三峡大坝设计——当时，大家还觉得这只是孩子天真的玩笑。后来进台湾大学念外文，又转去了英国文学系，每一步都透着种在迁徙中生出的韧劲和焦虑。1962年，他终于要离家留学去了美国。最难熬不是收行李，而是送别——母亲马佩璋刚刚过世，父亲老了，站在台北松山机场冷风里，送儿子登机，嘴唇抖得厉害。飞机开动，白先勇透过舷窗瞅见白崇禧站在跑道边，直愣愣泪流满面。要知道，这个当年指挥百团大战的铮铮硬汉，一辈子很少在人前掉过眼泪。
等到三年后父亲去世，白先勇正身在美国。那几年他常在日记里自问，“再见一面也好啊”，可生命就是不能等，错过了永远不补课。父亲身后，他把自己的苦闷劈开成一部部小说，一气呵成《台北人》、《孽子》等等。你细细去读，就觉出那种夹在传统和现代间的疼痛。他甚至写《纽约客》、《芝加哥之死》，有时夜晚开车在异国大都市的街头，想着父亲和故乡的米粉馆子，大约眼角都会湿一把。这种情感的层层叠加，其实跟白家的命运、个人孤独都勾连着。
后来，白家的孩子们终于有机会回大陆。白先勇的姐姐白先慧是在1986年夏天率先回家的。过了些年，在姐姐反复鼓励下，白先勇也从海外回到故土。重返旧居，老宅子还是那个味道，门廊下还有那几棵老桂花树。一脚踏进院子，他几乎不能自已——我们常说，乡愁这种东西，只要闻到一点当地的风，从心到肺都要抽筋。那一刻，他像找回缺失几十年的母爱，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
之后的白先勇，主业慢慢变成了推广昆曲和中国传统文化。说起这些，身边老友都喜欢打趣他：“你是把年轻时的伤心，都化成了梅花和锣鼓声。”其实他做这些的时候，更像是在跟父亲的时代隔空对话。有一年他又回桂林，据说一下飞机，连吃了三碗桂林米粉，边吃边不停念叨，“还是这股米粉味，我和父亲都最喜欢的……”身边记者笑了，小城的老人也笑了，大家忽然都觉得，“老八终于是回来了”。
再后来，白先勇还特意写了一本《父亲与民国》——全书没有讳言伤痛，但每隔几页就能读出对山河的敬意。他反复希望中华民族振兴，两岸能够一家亲。这样的愿景，在他的体会里，绝不是口号，而是几十年漂流的亲身经历。一头扎进文化事业，白先勇哪怕年过八十，仍旧提着桂林的乡音在世界各地奔跑。他说，“我全世界都跑遍了。这些年做的事，还是想和老家的人好好分享。”
这么一位老人，几乎把一生的疼痛和善意都藏在了故事里。我们读他的小说，觉得不比鲁迅、张爱玲差多少——可白先勇的“厉害”，你说是天赋，倒不如说是吃过太多苦，见过太多人的好坏。最后他把所有寄望都留在家乡的米粉里，在人声渐远的街头安静吃饭。或许，世界变化再大，终究会留下那么一个愿望：桂林的夜晚灯火通明，大家都平平安安，不必漂泊，不必遗憾。老人在小饭馆一角坐着，谁见了都能喊一句：“白先生，回来啦？”
来源：淡泊的孔雀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