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场恩怨还得从三年前说起，当时苏峻之乱席卷江东，宣城郡也未能幸免于难，时任宣城内史桓彝连战连败，只好退守泾县。而面对叛军的屡次劝降，桓彝不为所动，并在该地坚持抵抗长达一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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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和六年（331年）的一天，江氏府中正在为刚刚去世的家主泾县县令江播举办葬礼，只见前来吊唁的宾客络绎不绝，场面甚是热闹。

只不过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目露凶光的弱冠青年正潜藏在众多宾客之中，而一场血案也即将发生。

这场恩怨还得从三年前说起，当时苏峻之乱席卷江东，宣城郡也未能幸免于难，时任宣城内史桓彝连战连败，只好退守泾县。而面对叛军的屡次劝降，桓彝不为所动，并在该地坚持抵抗长达一年之久。

到了咸和三年（328年）年六月，泾县县城终于因势单力孤而陷落了，桓彝旋即为苏峻部将韩晃杀害，时年五十三岁。

在这场战斗中，有一个人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此人就是江播。据《晋书·桓温传》记载，“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豫焉”，可见泾县陷落，江播要付很大责任，毕竟此人是泾县县令，该地武装力量受其统率，他是可以左右战局的，比如最关键的城防问题。即使他并没有直接投降叛军，但双方暗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的交易，比如开城后只杀桓彝一人，余者不问等等。

叛乱平定后，或许江播因为有某些大人物的庇佑而没有被追责，依旧担任泾县县令，至于为国死节的桓彝则被人遗忘了，然而桓彝之子桓温却无法忘记这笔血债。

桓温字元子，是桓彝长子，当初桓温还未满周岁时，温峤一看到这个孩子就认为他与众不同，于是便说此子有奇骨，可以让他哭一声听听，待听到桓温的哭声后，温峤更是赞叹不已，说：“真英物也！”

由于受到温峤的称赞，桓彝便给儿子起名为桓温，而温峤听说此事后竟笑着说：“果尔，后将易吾姓也”，言外之意就是他认为桓温将来贵不可言，而史书中记录温峤之事时或许也会因避讳而改变他的姓氏。

温峤的判断大体不差，日后桓温果然建立了远远超过他的功业，只不过这条路注定充满了艰辛。

父亲被害后的那段时间是桓温人生中的最低谷，当时他的心中只有复仇二字。据《晋书·桓温传》记载，年仅十五岁的桓温“枕戈泣血，志在复仇”，他时刻为这场复仇行动寻找机会。

可一个孤苦无依的少年，又如何有机会刺杀朝廷命官呢？就这样足足等了三年之久，直到江播病逝。

为了国家奉献出一切的父亲就这样白白送命，而罪魁祸首江播不仅轻松逃过制裁而且还寿终正寝，想到这里，桓温心中更是不平。父仇不报，枉为人也！既然如此，父债便由子偿吧。

听到桓温即将复仇的风声后，江播的三个儿子甚是紧张，他们将利刃藏在手杖中随身携带以防备刺客，不想桓温却另辟蹊径，他假称是前来吊唁的宾客，从而顺利进入江府，当江播的长子江彪发现来者竟是浑身散发着杀气的桓温时，他已经逃无可逃了。

只见桓温大步上前，在守丧的倚庐中将江彪当场斩杀，随后拔剑追杀，将其两个弟弟也分别杀死。

隐忍三年为父雪恨，最终手刃仇人之子，十八岁的桓温由此声名大噪，为世人所称赞，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这是一个遭逢苦难的少年成长的故事，也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这很可能却并非实情，若桓温在家族蒙难后无人相帮，他又如何能在连杀三人后成功脱罪呢？

要知道为血亲复仇虽然在古人眼中是天经地义之事，更是令称赞的壮举，但毕竟罪魁祸首江播已死，所谓人死债消，任何法条也不会支持桓温迁怒于江播之子，更何况早在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就颁布了《禁复仇诏》，其中明确规定“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敢有复私仇者，皆族之。”可见在魏晋时期私人复仇行为是不被法律所支持的，若是无人庇护，尽管桓温能扬名，但最终大概率难逃制裁。

其实桓温的庇护者确实是存在的，尽管当时温峤已经去世，但新近崛起的颍川庾氏家族给了桓温有力的支持。

虽然按《晋书·桓温传》的说法，桓温因为父报仇一事得到了皇室的青睐，得以迎娶晋明帝司马绍之女南康长公主，从而官拜驸马都尉，此事似乎成了他仕途的敲门砖，但事实上之前桓温并非白身。

据孙盛《晋阳秋》记载，“桓温，字元子，谯国人，为琅玡王文学”，由此可见琅邪王文学才是桓温仕途的起点。

不过这个琅邪王指的并不是晋元帝司马睿，在桓温出仕时，司马睿早已去世多年，而从时间推算，这个琅邪王指的应该是后来的晋康帝司马岳。据《晋书·康帝纪》记载，司马岳“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邪王”，直至咸康八年（342年）嗣位而结束，正好与桓温的青少年时期相互对应。

这样看来，桓温担任琅邪王文学应是在咸和二年（327年）至咸和六年（331）这段时间，不过桓彝在咸和三年（328年）就战死沙场了，桓温无法在仕途上得到父亲的托举，而按照《晋书·桓温传》的说法，他承袭父爵也是在做了驸马以后，在琅邪王文学时期未曾得到父亲的荫庇，因此桓温的恩主另有其人。

这个人便是庾翼，据《晋书·庾翼传》记载，在桓温总角之年的时候，庾翼便认为此人有深谋远略，于是对司马绍推荐道：“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

总角之年的概念比较模糊，大概指一个人八九岁到十三四岁这段年纪，因此这件事就很不寻常了，毕竟当时桓温年纪尚幼，一个孩童能有多少才干，可以被朝廷“委以方邵之任”呢？要知道方叔和召公虎都是朝廷的中流砥柱，是西周宣王中兴的核心人物，他们统率王师征伐四夷，建功立业，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为人臣者的最高境界了，是一个普通官员奋斗一生也难以企及的目标，当时的桓温和方、召二人没有任何可比性。即使庾翼对桓温再有信心，也不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而至少要等他成年之后。

因此庾翼举荐桓温很可能是有其他目的的，而这与桓温的家世有着密切的关系。

桓温出自名门龙亢桓氏，这一家族自东汉初年大儒桓荣时期开始崛起，之后便长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然而随着魏晋之交那场惨烈的政治斗争，以大司农桓范为首的大批桓氏族人被残酷杀戮，龙亢桓氏一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好在西晋时期，相当一部分于魏晋禅代过程中站在司马氏对立面的家族得到了赦免，如毌丘俭以及诸葛诞的子孙。而桓氏也不例外，桓温的祖父桓颢曾官至郎中，只不过所谓的赦免也就仅此而已了，龙亢桓氏在整个西晋时期都没有显达者，毕竟曾为曹爽叛党的那段黑历史是短时间难以消除的。

随着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爆发，晋室天命南移，龙亢桓氏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只是在到达日后那辉煌的顶点之前，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桓彝是以名士的身份渡江的，而且位列名士群体“江左八达”之一，但龙亢桓氏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莫说不能与如日中天的琅邪王氏相提并论，比起颍川庾氏这样的新贵也是远远不如，而随着桓彝身故，这一家族的影响力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不过这正是颍川庾氏想要的，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尽管在晋明帝末年政治斗争的主旋律是士族门阀对抗皇权支持下的宗室和外戚，但随着司马绍身体每况愈下，明眼人都看得出皇权衰微是迟早的事，届时士族内部的矛盾将成为主要矛盾，而具体来讲就是琅邪王氏和颍川庾氏的较量，为了对抗王氏，庾氏扶植一批亲近自己的士人也实属正常，而根基不深的龙亢桓氏正是最合适的目标。

或许在庾氏诸人看来，这个家族如今只剩下几个少年，即使能在自己的支持下于朝堂上占据一席之地，但短时间也不太可能形成一个与本家抗衡的新门阀。如此一来既培养了亲信，又不会形成威胁，岂不是两全其美？只不过庾氏还是看走眼了，这是后话。

于是按照庾翼的建议，桓温先是担任琅邪王文学，之后又迎娶南康长公主，之后历任拜驸马都尉琅邪太守，最后官至徐州刺史。

徐州刺史是桓温仕途中一个重要的节点，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可见徐州和豫州一样，在东晋时期都是实际存在的，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其行政区划有所变化，但徐州刺史始终是实职而非遥领的虚职。

之前徐州刺史长期由郗鉴担任，而郗鉴亲近王导，是琅邪王氏背后重要的支持力量，故此徐州是颍川庾氏一直无法染指的地区。

到了咸康五年（33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郗鉴病重，在他去世前夕则向朝廷举荐了徐州刺史的继任者，此人名叫蔡谟，早年间先后担任王敦的大将军从事中郎和王导的司徒左长史，与琅邪王氏关系密切，之后又在庾亮筹划北伐时上书朝廷反对他的军事部署，明显与庾氏立场不一。

蔡谟之后下一任徐州刺史是何充，此人更是王氏亲党，因此直至庾翼北伐时以桓温为徐州刺史，庾氏才首次控制了徐州，而这也是桓温首次成为牧守一州的地方大员。

或许假以时日，桓温可以成为下一个郗鉴，守卫建康北方门户，然而庾翼壮年而亡却给了桓温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不仅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整个龙亢桓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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