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R-04机组穿着在泰国梭桃邑（紧挨着乌塔抛基地的港口城市）定制的“Party服装”，大部分的机组人员会做成传统的飞行服式样，但我们机组喜欢星际迷航（Star Trek）风格。后排左起：Tom Adcox（CP）, Dave Kerr（RN）, Denny Sc

翻译自《We were Crewdogs》

我的第一个机组以及一些回忆片段（节选）

作者：Tommy Towery

（译注：B-52机组包括六个人，分别是机长飞行员（AC），副驾驶（CP），雷达导航员（RN，他也负责投弹），电子战（EW或EWO），导航员（N）和炮手（G）。R-04中的R是机组的级别，指Ready，是最低的可执行任务的机组级别，之后是E（Elite）和S（Select）。乌塔抛是B-52在泰国的基地。）

机长Denny Scruggs，绰号Scruggo，当时刚开始飞B-52，但他是个老兵，之前在越南飞O-1捕鸟犬，还在纽芬兰飞过HU-16信天翁水上飞机。我们经常对他的头发开玩笑，因为丹尼很在意他的头发是否超过军队的规定。每当我们谈起他的头发是否太长的时候，他会装作听不见，然后就会悄悄离开警戒设施，下一刻我们就能看见他剪了头发。

Dave的绰号是疯狗，有可能来自于他的姓氏Kerr的同音字Cur。他虽然是机组里面最高军衔的人，但很好相处，但只要有人请他喝了几杯之后就有不同的表现。

Tom来自奥克拉荷马州邓肯市，他是个真正的奥州人，具备当地农民的那种力量。某一次低空轰炸航线训练，自动驾驶功能突然短线了，飞机开始向地面冲去，高度只有两百英尺，汤姆用蛮力拉起了飞机。

Richard Hays，导航员，没有一个正式的空军绰号，我们叫他Rich。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可以混在人群中完全不起眼。但他的确是一个捣蛋鬼。如果出了什么事他肯定是最后一个被怀疑的人，就算他在你的午餐盒里搞了什么动作你也不会发现，直到你打开盒子为止。

我是EWO，绰号Tango。这个绰号是我的朋友在卡斯韦尔开始叫的，根据我的名字Tommy Towery，他们叫我“Tango-Tango”，后来就缩减为Tango。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我，但我很喜欢飞行，喜欢挑战。我经历过两次肾结石，所以有一段时间无法飞行只能坐办公室。其间我已经去过关岛和泰国，因此当我终于被派往一个新机组时，我可以当机组其他人的向导。

炮手Doug是个年轻人，火控训练结束后就直接派到B-52上面，他很好相处，虽然他很年轻但机组很尊重他。他有一次从关岛部署完后，回到得州北部的家乡和他的高中同学聚会。其中一个同学吹嘘他夏天去了达拉斯玩，然后问Doug去哪了，他回答说去了关岛和泰国。我肯定达拉斯没有关岛和泰国有趣。

我们R-04机组部署到关岛的时候，7月4日消失了，因为我们在7月3日从卡斯韦尔起飞，7月5日降落在关岛，期间穿过了国际日期变更线，因此技术上来说我们没有经历7月4日。

子弹射击行动（Bullet Shot）开始的时候我不是乘B-52去关岛的，而是一架民用航空公司的DC-8军方包机。飞机上的军人绝大部分是我们联队的地勤和后勤，穿着橄榄色的卡其制服，只有我一个人穿着飞行服。其中一个空姐似乎对我很感兴趣，起飞后不久就找我聊天。聊了一段时间后她转向我的部队徽章，说徽章很漂亮，上面的文字是什么意思。我那个是第7轰炸机联队队徽，上面写着拉丁文“Mors Ab Alto”。于是我回答说：“这是联队的格言，意思是从天而降的死亡。”空姐的微笑逐渐消失，然后叫到：“好可怕！”然后离开了。之后的12个小时我都没再见到她。

部署到关岛的TDY人员（译注：Temporary Duty，指临时性的部署到另一个较远的基地。此种部署一般不超过半年，临期就得返回原先的基地），如果只剩下不到30天的部署时间，会将Seagram's V.O.威士忌上面的黑边金色丝带绑在手表带上，被称为“短期丝带”。

我们内部的俗语说，从泰国返国的B-52机员通常会带回两样东西，一只精工手表和一张离婚协议。

除了精工手表外，B-52机员还会从泰国买回各类珠宝项链和手链。当地一套定制手工西装只需要20美元，一双手工制作的象皮皮鞋只需要10美元。把脚放在本子上，鞋匠就会用铅笔划出轮廓，只需两天时间就能够做好。如果要加急，下午量好，第二天早上就能拿货。

另一样东南亚的热门货是三洋应急灯，是一种小型的长方形的便携灯，可以充电，有红色和白色的灯，可以照明或者发信号。其体积小到可以很容易地放到飞行服的口袋里。灯泡可以更换。这个三洋灯也被称为Habu灯，Habu是一种毒蛇。为什么这么叫不清楚。

隼鹰代码（Falcon Code）是一种非常粗鲁粗俗的代码，正常人是不会使用的，但流行于关岛和泰国的TDY机员中。每个代码代表一个完整的句子。代码的意思目前能够在网络上查到。我仍然记得代号109的意思是“漂亮，真TMD漂亮！”（BEAUTIFUL, JUST F*CKING BEAUTIFUL），有时候这句话代表轰炸行动结果良好（用法是在无线电中呼叫：“Falcon 109”）。很多人以为乌塔抛的105零食店（105 Shack）名字来自F-105战斗机。但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店的名字来自隼鹰代码，意思是“太TMD的糟了，我不敢相信！”（IT’S SO F*CKING BAD, I CAN’T BELIEVE IT）

1972年12月31日关岛安德森基地除夕晚会是我经历过的最狂野的晚会。当时是11天战争期间，但基地驻军决定还是要开趴，最初的说法是不允许TDY的人参加，但最终所有人都跑去开趴了。即使刚刚从河内回来不到24小时。有个人从B-52上拿了个救生包，把里面的海水染色剂扔到游泳池里，向着高尔夫球道发射信号弹，又把救生筏拉到舞池中间，救生筏充气膨胀的时候，把跳舞的人推到周围（译注：你说的朋友是不是你？）。

联队部的人不时要处理机组们的恶作剧，比如说基地的标语“Our mission – Bombs on Target（我们的任务——炸弹正中目标）”经常被涂改为“Our Mission – Boobs on Target（译注：中文意思就不翻译了）”。

另一个恶作剧是基地巴士座位后面的贴纸“Free the POGs”，中文意思是解放关岛的囚犯（Prisoners of Guam），来源于当时解放战俘的口号“Free the POWs”（越战结束后大量B-52仍在关岛驻留了一段时间，思乡的机员非常不满）。

子弹射击（Bullet Shot）任务期间，我住的地方经常变动，包括Aguana海滩旁的卡巴那豪华酒店，活动房屋拖车，半圆形的Quonset锡板小屋，BOQ（译注：未婚军官宿舍Bachelor Officers’ Quarters），以及在跑道旁的帐篷里。要知道B-52每时每刻都在起降。就像每当一个新的单位部署到关岛，整个住宿规划就要重新来一次。

有些机组会凑钱买关岛上的老旧日本车使用，旧到只能勉强上路，我们叫这些车“关岛炸弹”。

有一次运渡B-52任务，从安德森基地到乌塔抛，飞行过程中失去了座舱增压。如果是轰炸任务我们就得中止任务并也许需要在菲律宾降落。但由于机上没有炸弹，我们决定继续飞行，我们降到25000英尺高度并开着氧气面罩。我们降落在乌塔抛后，飞行安全官跑过来大叫大嚷，他认为我们应该转到克拉克基地去。但这个时候联队长开车过来了，他首先向飞行员Denny Scruggs，然后向整个机组祝贺，称赞我们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将这架急需的替换飞机飞了过来。他还说要给予我们机组“月度安全机组”称号。于是我们逃过了飞行安全官的训斥，但代价却是不少自由时间，因为我们要参加每一次飞行安全学习课程，并在学习课程中讲述经历。我们机组后来到本地的一家刺绣店，给自己定做了一批徽章，徽章图案是一个穿着避孕套的别针，上面的字样是“Scruggo’s Safety Screw（斯库鲁格的安全螺丝）”。这个店只要给钱什么章都能做。

安德森基地的军官俱乐部里，有一首菲律宾乐队演奏的曲子最受TDY人员欢迎，野兽乐队（The Animals）的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我们要离开这里）。一旦乐队开始演奏这首歌，所有在场的机组人员都会跟着唱，每一次都是。以后我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关岛的军官俱乐部。

有一首歌在乌塔抛军官俱乐部很受欢迎，Christie的“Yellow River”，当地人发音成“Yell-Row Leave-Er”。

泰国有个很受欢迎的菜式叫“Kowpot”，是一种泰式炒饭，当地人将英文炒饭的“fried rice”发音成“flied lice”。很便宜，分量很足。

安德森基地简报室那条路有一辆24小时营业小食车，在几棵棕榈树下，卖的是25美分热狗，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吉利根岛（Gilligan’s Island，当时一个电视连续剧的名字）”。当执行午夜任务的机组离开简报室去登机的途中，通常都会在这里停下来买热狗吃。

有一次核警戒值班，我们离开飞机并登上巴士，发现雷达导航员没上车，由于有两人同行规定（译注：核弹附近必须有两个军官同时存在，否则会被逮捕，规定被SAC警卫严格执行），于是我们机组留下两个人回去飞机察看。当我们走近舱门时，我们听到RN小声地叫我们：“带我离开这！”原来他一个人在弹舱里面，他当时爬到弹舱梯子上检查序列号，我们离开的时候没注意到他。

我记得乌塔抛有一个奥克拉荷马州的副驾驶，当飞完一次任务回到宿舍后发现当地女仆把他的牛仔靴刷得晶亮，像新的一样。可怜这位副驾驶之前花了好几年时间给这双牛仔靴旧化。

乌塔抛的军官俱乐部侍者都是当地人，不太懂英文，因此会出现以下情形，当一个机组想要一个汉堡包的时候，女侍者会回答：“没又汉堡包，又芝士汉堡！”（No hab hamburgers – hab cheeseburgers!）

也许这是个都市传说，但这个故事在当时广泛流传。有一个机组来到乌塔抛的军官俱乐部，对女侍应说想要一个蓝莓派（blueberry pie），由于泰国女侍者不太懂英文以及不知道蓝莓派是啥，于是她走进厨房问厨师。之后女侍者走出来说“没又蓝莓派（No hab brueberry pie）！”。这个机组以前在这里吃过，所以重复说了一次蓝莓派，请她再问一次。于是女侍者又进去厨房，出来后有点慌乱地大声说：“没又蓝莓派！”。这个机组人员很奇怪，于是把她带到另一张桌子，拿起一个碟子，指着碟子上的蓝莓派，说希望能够拿一块。女侍者返回厨房，出来后在厨房门口尽全力地喊道：“没又——ＴＭＤ——蓝莓派——！（NO HAB F**KING BRUEBERRY PIE!）”声音大得整个大厅都能听到。显然女侍者只是尽力地传达厨师的话语。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是真的，但这个故事的确很有趣。

不是所有故事都是好笑的。下面这个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沮丧的部分。后卫II行动期间我在43轰炸机联队作战部工作。里面有一台保密电话，可以跟MACV（美军援越司令部 Military Assistance Command, Vietnam）通话。当联队情报官走进来的时候，整个办公室都会变得一片安静。情报官会带着一些索引卡片，然后拨电话给MACV，将卡片上的姓名、问题和答案讲给对面听。这些索引卡片是用来识别人员真实性的，由本人填写问题并只有本人才知道问题答案，比如说你第一只狗叫什么名字。因此我们会第一时间知道哪些人被击落了，真的令人不寒而栗。

我第二次部署到关岛，是从卡斯韦尔出发，当时乘坐的加油机由于故障因此延误了，所有乘客都下了机，由于时间紧张所以不能走远。我当时在加油机的机翼下和另一个B-52的参谋聊天，聊关岛、泰国以及轰炸任务。后来我又遇到过他几次，都只是简单的聊天而没有深交。他叫Keith Heggen，是个中校，他后来在河内上空被击落，未能生还。我经常回想起他，以及在得州加油机翼下的简短谈话。

另一个被击落机员的故事。当时我由于肾结石而被停飞，然后被派往一个“协助突防”办公室。虽然我是个资浅的上尉而这个岗位需要一个资深的EWO，但我还是调动了，并由于我的进入，办公室里面的一个中校需要离开并回到飞行岗位。这个中校在后卫II行动中在河内上空被击落，但幸运的是这个机组全体跳伞逃生并被自己人救起。机组炮手后来自制了一个徽章贴在飞行服上，徽章上写着“二又二分之一次河内任务”。

我在加州马瑟基地（Mather AFB）参加EWO训练班的时候，班里一共有8个人。后来一个在加州比尔基地（Beale AFB）的B-52训练任务中死亡。一个在关岛的训练任务中死亡，一个在河内上空被击落被俘后幸存回国。一个飞机在河内上空被SAM击中撑到泰国上空跳伞。飞行是伴随着危险的。尽管很多不飞的人抱怨以及不理解，认为我们不应该得到与飞行相关的补贴，但我们称之为“危险津贴”。我不止一次问坐办公室的人，你们有多少人会因为坐在办公桌后而死亡。

来源：平安树故事集锦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