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史称“玉音放送”。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首次直接向国民发声，其内容却充满了刻意的模糊与回避。

01

“玉音放送”的暧昧：

投降还是“终战”？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布《终战诏书》，史称“玉音放送”。这是日本历史上天皇首次直接向国民发声，其内容却充满了刻意的模糊与回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上图为裕仁在议会宣布投降；下图为裕仁广播《终战诏书》

细究这份诏书的原文，通篇充斥着“终战”、“收拾时局”、“为万世开太平”等措辞，却不见“投降”、“战败”、“认错”等直白表述。天皇将战争的结束归咎于“世界大势”和“时运所趋”，极力淡化日本的战争责任和侵略本质。这种精心设计的语言策略，由时任首相铃木贯太郎主导，其目的在于为战后保留天皇制、争取国际宽待埋下伏笔，并为日本国民描绘一个体面结束战争的假象。

日本裕仁天皇终战诏书

朕深鉴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朕使帝国政府，对米、英、支、苏四国，通告受诺其共同宣言旨。

抑图帝国臣民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者，为皇祖皇宗之遗范，而朕之所拳拳不措也。曩所以宣战米英二国，亦实出于庶几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定；如排他国主权、侵领土者，固非朕志。然交战已阅四岁，虽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于尽最善，而战局未必好转，世界大势亦未必利于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爆弹，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终不招来我民族之灭亡而已，延可破却人类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是朕所以使帝国政府应共同宣言也。

朕对与帝国共终始协力于东亚解放之诸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致想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域、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且至于负战伤、蒙灾祸、失家业者之厚生，朕之所深轸念也。惟今后帝国可能受之苦难，固非寻常；尔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时运所趋，朕堪所难堪、忍所难忍，欲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兹护持国体而得之，信倚尔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滥滋事端，或如为同胞排挤、互乱时局，为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朕最戒之。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总力于将来之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精华，可期不后于世界之进运。尔臣民，其克体朕意哉！

裕仁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对于饱受日本侵略之苦、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的中国而言，这种文字游戏并不陌生。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惯用“谈判”与“和平”作幌子行侵略之实。因此，仅凭一纸措辞暧昧的广播诏书，远不足以让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相信战争真正结束。日本军队在部分地区的抵抗仍在持续（如关东军与苏军的战斗持续到8月22日，南洋地区甚至发生杀害战俘事件），更印证了这份“终战”宣言的不可靠性。

1945年8月15日《大公报》对日本投降的报道

02

法律意义上的终结：

东京湾的庄严一刻

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发生在1945年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

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这份文件白纸黑字、明确无误地宣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实施“无条件投降”，彻底终结了任何文字游戏的余地。中国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由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代表签字，其签字顺序紧随美国和英国之后，彰显了中国在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获得的国际地位。

这份《日本投降书》被联合国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权威机构正式收录，成为具有完全国际法效力的历史文献。它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律程序上的正式终结。

日本代表签署降书

日本向同盟国家投降的降书

03

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

9月3日成为永恒记忆

既然签字仪式在9月2日完成，为何胜利纪念日又定为9月3日？

表面看，这与时区差异有关（东京时间9月2日上午签字时，世界部分地区还未进入9月2日）。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9月3日这一天，是胜利消息传遍中国大地、举国欢腾的历史性时刻，凝聚了最强烈的民族情感。

1945年9月3日，神州大地沉浸在空前的喜悦之中：

战时陪都重庆万人空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革命圣地延安火炬通明，锣鼓喧闹，秧歌队彻夜游行；街头商贩慷慨赠送食品，高呼“胜利果，不要钱！”；自发的庆祝浪潮席卷全国城乡，这是任何官方力量都无法组织出的、源自亿万民众心底的真情迸发。

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毛泽东亲写胜利题词

重庆与延安军民庆祝抗战胜利

正是基于这种汹涌澎湃的民意，当时的国民政府迅速决定：全国放假三天，隆重庆祝抗战胜利，并正式将每年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是一个由民众自发庆祝推动国家正式确认纪念日的生动例证。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的特别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与日本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分别在日本的投降书上签字。此为日本投降书正本

04

法理与历史的抉择：

9月3日的确立

从国际法和国家程序的角度看，8月15日也不具备作为最终胜利日的资格。美国总统杜鲁门明确宣布，胜利纪念日需待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后方可确立。中国政府同样认为，没有经过国际共同见证和法律确认的单方面声明，无法作为战争结束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曾于1949年12月将8月15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公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规定的纪念节日包括“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

1951年，经过深入研究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东北局向中央建议将纪念日改为9月3日。毛泽东于8月1日批示，一锤定音：

采用统一的“九三”纪念。

8月13日，政务院发出通告如下：

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这一决定清晰地界定了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投降书签署作为战争结束的标志。此后，1999年和2014年，国家又通过法令法规，进一步确认和强化了9月3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法定地位。

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

05

不同的纪念，共同的反抗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自身历史经历，对战争结束的纪念日选择有所不同：

韩国：将8月15日定为“光复节”，也是韩国的国庆节，着重纪念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

中国台湾：早年也曾以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后逐渐调整。目前将9月3日定为“军人节”，而将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日）定为“台湾光复节”。

2025年8月15日，韩国民众在首尔街头参加光复节庆祝表演

06

结语：9月3日的深刻意义

对于中国而言，9月3日承载着多重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

法律效力的象征：它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具有完全国际法效力的文件上签字投降，侵略战争被彻底终结。

民族情感的凝聚点：它是亿万中国人民得知最终胜利喜讯、宣泄十四年深重苦难与不屈抗争激情的爆发点。

国际地位的确认：它见证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和东方主战场，其贡献获得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

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是经过严谨历史和法律考量，由国家立法确认的法定纪念日。

选择9月3日而非8月15日，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待历史的严谨态度和对胜利成果的珍视。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牺牲了数千万同胞，我们深知和平与胜利的来之不易。因此，我们铭记的不仅仅是一个口头的“终战”声明，更是那份由铁与血铸就、经国际社会共同见证、白纸黑字、无可辩驳的历史终审判决书。9月3日，正是这份庄严判决书所赋予中华民族的永恒胜利印记，它象征着从深重苦难中涅槃重生，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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