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时候刷着短视频，你会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弹幕，或者突然冒出来的故事——关于那个中国西部的小村，关于艾滋病，关于自己卖血换钱、半村都染上的“绝望新闻”。你如果点进去，可能一边骂一边心里泛酸：都是谁给村民带来的这条路？那些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声音，很容易喊起

只希望自己是一面镜子，让迷途的人能回头，不要重演我的历史。这是朱力亚在书里留下的一句话，像是对全世界小声的告别，也像是在黑暗里点了盏灯。

有时候刷着短视频，你会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弹幕，或者突然冒出来的故事——关于那个中国西部的小村，关于艾滋病，关于自己卖血换钱、半村都染上的“绝望新闻”。你如果点进去，可能一边骂一边心里泛酸：都是谁给村民带来的这条路？那些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声音，很容易喊起来，可真的坐到那凳子上，或许谁都做不到冷静。都是生活逼的。

那时候，很多人不懂艾滋病有多可怕。多数人听说“艾滋”第一反应，总离不开点肮脏和误会：吸毒、乱搞、同性恋、脏针头。谁家出了这样的消息，三婶六婆都能嚼巴半年。没什么人会关心你怎么染上的，只管用指头戳你背后，生怕自己沾了晦气——这个世界总以为脏是有辐射的。

朱力亚，2005年，站在一所大学的讲台上，面对一屋子的闪着冷光的眼睛，说出了那句：“我是艾滋病患者。”她没哭，也没躲，反倒是底下的人陷入了更深的沉默。大家心里想的，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她怎么得的？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

往回拐几十年。1982年，朱力亚出生在西安，家里挺普通，甚至说不上富裕。但她父母之间的那点子爱情，是许多人梦里头都没敢奢望的。那会儿，自由恋爱还没那么流行，父母的结合算得上是逆风翻盘：爷爷奶奶嫌爸爸没文化，妈妈高学历，旧社会的亲戚们都皱眉头。但她爸妈偏不听，自个儿硬是走到了一起。

家里不怎么攒得住钱，过得小日子有点清贫，但温暖是真实的。朱力亚从小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看见父母有时候斗嘴但也会一起偷着乐。她心里一直很清楚，感情不是哪家媒婆说定，没人能替你活人生。

最初，她只考上了中专——在某些老师眼里，也许算“天花板”了。但她就是一根筋，认死理，非得努力进大学不可。功夫不会负有心人，后来她拼出来了，拿到保送名额进了大学。那个年代英语很吃香，她的成绩老在前头，成了老师喜欢点名的学生。

说起来，青春就是个闹心的事。朱力亚在大学里开了眼界，也磨出了自己的那点子野心——憧憬一场不被束缚的爱情，像爸妈一样，谁说谈恋爱要选肤色、国籍、出身？她的初恋，偏偏是一位来自巴哈马的黑人男孩，名字叫马浪。

马浪跟她是在兴趣小组认识。最开始她也有点别扭——“黑皮肤，外宾，会不会只是好玩？”可马浪对她挺认真，说话往往带着点热情和幽默，朱力亚渐渐放下防备。小姑娘心思，说想不在意是假的，不过她能忍着不把“别人会怎么想”这话说出口。

爱情想藏也藏不住。他们开始约会、交流，慢慢就彻底陷进去了。马浪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人，跟她在一起的每一天，陪她学习、聊家乡，说生活琐事，有时候还做点西餐给她尝。朱力亚觉得，这人是真的——不是只图新鲜。

旁人看着，也有窃窃私语。毕竟，那个年代，异国、异肤色的情侣还是稀罕事，有人觉得“不踏实，早晚出岔子”。可朱力亚不在乎，谁的青春不是叛逆一场？只要两人真心，世界怎样都不重要。

大学四年，两个人像影子一样一起走过。朱力亚心里打着算盘——毕业就介绍给爸妈，结婚，不管世俗怎么看。可就在2004年春天，马浪突然不见了。手机打不通，信息无回——就像人间蒸发。朱力亚天天等，寝室的人也开始帮着找，却都无结果。

她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心里头翻来覆去想着：是不是家里有急事？是不是签证出问题？她还一直在期待着对方能突然出现——像电视剧情一样，推开门，给她一个拥抱。

而现实，比肥皂剧要残酷。过了几天，医护人员找到朱力亚，把她叫去了僻静的办公室。校方一点点问她：“跟马浪谈了多久？”“有没有亲密行为？”朱力亚脸红成一片，下意识否认——毕竟很多事在当时还算“不合适公开”。

但医生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低声说：“你最好别隐瞒，马浪被查出了艾滋病。如果你跟他有过没有防护，也需要马上检查。”

那一刻，朱力亚脑子嗡的一声，感觉整个世界塌下来。后面的记忆都有些模糊，她知道自己哭了，很突然，也很绝望。爱情本来像糖果，现在只剩苦味。

检查结果出来，“艾滋病”三个字冷冷地印在纸上。她没生气，也没喊冤，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空。当身体没什么变化时，最大的痛苦反而来自那些眼神——同学之间开始疏远她。有时候上厕所，有人在走廊指指点点，原本的朋友渐渐不再约她吃饭。

你以为她会躲着，或者暴躁地反抗。但她后来选择了离开学校，回到家里，依靠父母的怀抱。这个过程，她挺了非常久。怕说出口，怕他们失望。爸爸妈妈发现了不对劲，一直没戳破，只是每天比平时多关心一句。

那年冬天，她扛不住了，身体开始发烧、嗓子痛，一堆症状把她逼到绝路。她终于哭着跟父母坦白，自己得了艾滋病。父母当然难受，但没吼没骂，只是陪着她，一句话一句话地劝，她重新开始振作。

朱力亚后来决定，不能一直这样。她收拾行李，跑去了文楼村——那个卖血致病的老村子。村里很多人都同病相怜，可奇怪的是，朱力亚在那里，第一次感受到一点点温柔：村民们乐观，甚至有人对她说，“生命有限，反倒要拼命过好每一天。”

她在村里跟大家一起生活、聊天，慢慢地把自己的伤痛讲出来。那些日子，“艾滋”变成了一个病，而不是一个罪名。她开始想，或许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给别人看看——不止是自己痛苦，别人也在背后挣扎。

《艾滋女生日记》成了她在博客上的记录。那些盛传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让很多人在黑暗里有了点盼头。朱力亚不再自卑，把病痛、疑惑、孤独都写成了一行行话，让同行者不再自我惩罚。

有人说她后来去世了，也有人说她有了新生活，遇见了新爱情，就算没有孩子，也很幸福。到底哪个是真的，天知道。反正她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病历表，而是很多人的隐秘伤痕。

我常想，朱力亚或许最怕的不是病，而是“从此不被善待”。医学发展到现在，艾滋病不再是绝路，治愈案例一天比一天多。可偏见、隔阂、那些看不见的误解，比病魔还难疗。

我们谁也不会知道，自己一生会不会落进绝望里。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像朱力亚说的那样，做一面镜子。知返、知羞，也知希望。生活到底怎么选，没人有答案。哪个“镜子”看到的，才是真的自己？你觉得呢。

来源：湖畔边静读的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