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酒泉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向东与张掖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向南与青海省相接，向北与蒙古国相邻，向西出河西走廊直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西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决定了酒泉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我国西部、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地的重要经贸文化交流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整

酒泉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向东与张掖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相连，向南与青海省相接，向北与蒙古国相邻，向西出河西走廊直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西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决定了酒泉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我国西部、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地的重要经贸文化交流通道，也是中央政府整合西北边疆的战略要地。

酒泉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革命历史的热土。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酒泉大地上爆发过农民自发的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抗粮斗争”、攻打城市的“闻家圈农民起义”以及保卫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油田（矿）的斗争，酒泉还是长征史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最后一战的地方。酒泉人民以巨大的热情热切地拥护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酒泉，促成了酒泉和新疆的和平解放。酒泉为中国革命历史增添了重要的一页。

清朝末年敦煌人民的“抗粮斗争”

清朝末年，清政府的横征暴敛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腐朽的清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全国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浪潮中，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爆发了反剥削、反压榨的“抗粮斗争”。

清朝末年，敦煌地方官府以关外军费不足为由，借就地采购粮食之际，乘机盘剥百姓，规定农民每年每户除了缴纳屯粮外，还要额外缴纳采买粮4石，严重加重了农民的负担。长期以来，敦煌农民强烈要求取消这项不合理的负担，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斗争，但官府依然强行收取，用暴力压制农民的反抗与斗争。

从1904年至1907年，敦煌民众在当地农民张鉴铭和武举张壶铭兄弟的带领下，通过上书官府，派代表赴省上控告，组织抗粮团体与官府对抗，持续进行“抗粮斗争”。清政府也用尽各种办法打压农民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有15名民众被官府杀害。特别是1907年夏天，当得知张壶铭兄弟要秘密召集民众大会发动“抗粮斗争”时，官府派兵包围张壶铭住宅。搏斗中清兵开枪打死张壶铭，愤怒的抗粮农民3000多人聚集起来，手持木棒、刀斧围攻县城，攻破县衙，打死打伤兵勇多人。随后陕甘总督升允派兵镇压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自发“抗粮斗争”。这次斗争迫使清政府免除了剥削敦煌农民长达170多年的“采买粮”旧规。因这一年是农历丁未年，故称“丁未抗粮”。

敦煌“抗粮斗争”揭开了近代酒泉人民革命斗争的序幕。这次斗争是酒泉近代史上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有组织、有策略、取得显著斗争成果的一次农民斗争。虽然这次斗争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斗争与即将爆发的辛亥革命和推翻即将崩溃的清政府遥相呼应，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反对清政府地方政权机构，强烈要求变更社会制度的作用，是革命开始前的萌芽。

肃州闻家圈农民起义

肃州闻家圈农民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夜发生在肃州区闻家圈的一场以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为目的的农民暴动。

1909年，甘肃河州人（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祁德隆受孙中山同盟会委派来河西地区，以行医为名宣传革命。他在酒泉（今肃州）、金塔一带，一边为群众治病，一边秘密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并广泛联络酒泉（今肃州区）、金塔等地民众，组织武装队伍，筹备发动武装起义。

祁德隆在酒泉（今肃州）、金塔等地秘密发展和联络哥老会成员及其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农民群众6000余人，同时选中酒泉城北1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闻家圈作为起义据点，在那里训练军队、制造火药、枪械等。武昌起义胜利后，祁得隆感到在酒泉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联合酒泉（今肃州）、金塔两地起义军，于农历腊月三十日（1912年2月17日）五更发动起义，攻袭酒泉城。但由于叛徒告密，官府已开始搜捕、杀害起义人员，起义被迫提前三日进行。地处金塔的起义军因路途遥远，未能按时赶到闻家圈与酒泉起义军汇合。2月14日凌晨，官军包围了闻家圈。由于起义军器械准备不充分，面对官府军队，起义军以大刀、长矛、菜刀、斧头、棍棒、火枪等武器和官兵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起义军仓促应战，又缺乏战斗经验，最终起义以失败告终，祁得隆壮烈牺牲，义军死难80余人，被捕80余人。

由于当时酒泉地区民主革命的思想基础和革命力量相对薄弱，革命缺乏统一的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这次起义最终被封建势力残酷镇压。

闻家圈农民起义是近代酒泉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次重要斗争，体现了酒泉人民强烈要求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反对剥削和压迫，盼望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这次斗争，支持了当时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积极声援了陕西和甘肃等地的革命斗争，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加速了清王朝在酒泉统治的崩溃。这次起义对地处西北的酒泉来说，起到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开启民智、开化民风、提高人民觉悟的积极作用。这次革命斗争在酒泉人民心中播撒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种，民主共和思想得到传播，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酒泉人民进一步觉醒，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红西路军在安西（瓜州）的最后一战

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后，奉中央军委命令，肩负开辟河西革命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打通国际路线为重任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两万一千八百余人组成的红西路军进入河西地区，开始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最为艰苦卓绝的悲壮历程。在极端艰难恶劣的条件下，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马步芳部进行了殊死搏斗。

1937年3月14日，经过临泽血战和高台血战后残存的红西路军余部约3000人被敌人包围在肃南县祁连山腹地的红石窝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这里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石窝山会议”，成立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西路军余部近3000人分编为3个支队，分别向西、留原地和向东游进。由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红西路军西行支队（也称左支队）1500余人向西游击，缺衣少食的红军战士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转战30多天，于4月16日自酒泉市肃北县大龚岔口走出祁连山，18日到达肃北县石包城。4月22日（有的史料记载为4月24日），在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下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之后的西行支队行进到了安西县（今瓜州县）城东南65公里的蘑菇台，在这里短暂休整。在蘑菇台，富有进步倾向的榆林窟主持道士郭元亨拿出粮油等物资慷慨接济了这些在祁连山深处爬冰卧雪、食不果腹、挨饿受冻、弹尽粮绝30余天的西路军战士。郭元亨送给西路军的物资有面粉1000余斤，小麦4000余斤，黄米400余斤，胡麻油30余斤，硝盐4口袋，羊30只，骡子1头，牛2头（不同史料对所赠物品及数量的记录略有不同）。后来，程世才将军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深情地写道：“我们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多处绝处逢生，没有饿死，与像郭元亨道长这样的宗教人士、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的尽力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他还说：“在革命艰苦的岁月里，郭元亨老先生帮助了红军，实为可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在郭元亨提供的河边一间磨坊召开了军事会议，作出了西进新疆和攻打安西城的决定。4月24日夜，红西路军西行支队攻打安西县城，但敌军火力威猛，久攻不下。奋战一夜，数度攻城不下，红军将士于黎明撤出战斗，向县城西边的王家屯庄转移。4月25日，安西守敌蜂拥而出追击红军，将红军包围在王家屯庄。红军靠大刀、长矛、石块、手榴弹与敌人拼战，坚持到夜晚突出重围，向西北方向转移。在攻打安西县城和突围王家屯庄的战斗中，有200名红军将士壮烈牺牲。

4月26日拂晓，突出重围的西行支队撤至安西城西北约40公里的白墩子，迅速构筑简易工事，后续到达的部队未及喘息，敌步、骑兵又迅即追来，红军依托公路两侧戈壁沙丘和简易工事顽强抵抗，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将领沉着指挥，率众多次打退敌人进攻。4月26日下午，弹药几尽、疲惫至极的西行支队余部近600人退至红柳园，凶悍的敌骑尾随追来，将红军分割包围。广大红军将士抱定战死沙场的信念，砸坏电台、烧毁密码，用大刀、长矛、石块与敌拼战。危急关口，程世才组织力量正面反击、迂回侧击，多次击退敌人冲锋。激战近3小时，击毙敌营长马如良及骑兵100余名，红军亦伤亡惨重。激战中，西路军总部电台台长钟正义、译电组长陈茂生等多名指战员英勇牺牲。当晚，红军指战员在夜色的掩护下继续西行。

4月底，九死一生、饥疲至极的红西路军指战员400余人陆续走出戈壁，抵达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在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迎接下转赴迪化（乌鲁木齐），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西征至此结束。

从1937年4月16日到4月底，剩余400余人终于走出戈壁抵达星星峡，西路军左支队在十多天的时间里经历了蘑菇台修整、攻打安西县城、王家屯庄突围、死守白墩子、血战红柳园和奔赴星星峡等重大事件，由1500余人锐减为400余人，其战斗之惨烈、情景之悲壮，可想而知。红西路军在物资相当匮乏、环境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在远离兄弟部队，没有战略背靠的险恶环境下，以不畏艰难、锐意进取的意志战胜了一切困难，与长期盘踞在青海和河西走廊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及地方反动民团英勇作战、殊死搏杀，谱写了一曲浴血斗争的英雄史诗，彰显了他们对党的领导的高度服从和对革命事业的高度忠贞。

红西路军是一支英勇善战、千锤百炼的部队，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红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西路军铸就了伟大的西路军精神，西路军精神也是长征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玉门油田（矿）工人反压迫、反剥削和保卫玉门油田（矿）的斗争

玉门盛产石油，有“油城”的美誉。玉门石油的发现和利用可追溯至魏晋。西晋文学家张华《博物志》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续汉书·郡国志》酒泉延寿条下引注：“《博物记》曰：县南有山，山出泉水，大如宫象，注地为沟。其水有肥，如注肉泊，美美永永，如不凝膏，燃之极旺，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延寿县即今玉门市赤金镇。清同治元年间，赤金一带淘金人在鸦儿河（今石油河）掘坑采集石油，用于点灯、膏车，并称其河为石油河。20世纪初，在满足当地点灯、膏车使用外，玉门石油还销往兰州、张掖等地。1939年，玉门油田（矿）正式投入勘探开发，揭开了中国石油工业开发的序幕。玉门油田（矿）是抗战时期中国唯一能大规模生产原油并进行加工的企业，占同期全国石油总产量的95%，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玉门油田（矿）被西北军阀马步芳部队驻守，被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军事管制，油矿工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受尽了压迫和剥削。油矿管理者雇用工头对工人严加看管，肆意辱骂和殴打，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工作，增加劳动强度、克扣工资。1938年，玉门油田（矿）开发建设伊始，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中共长江局川东特区区委、晋察冀军分区先后派刁德顺、王道一和陈贲3名共产党员来到玉门油田（矿）参加开发建设，秘密组织工人运动，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开展党的工作。1941年春，他们在玉门油田（矿）秘密成立了中共老君庙矿区党支部，发展党员，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黑暗腐败，团结和引导油矿工人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组织工人运动。从1942年到1949年，玉门油田（矿）多次爆发反剥削、反压榨、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人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下，国民政府政权岌岌可危，盘踞在西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在溃逃之际破坏油矿。以邹明为首的玉门油田（矿）上层人士组织广大职工，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保护油矿的斗争。他们掩埋贵重机器、伪装油井、焊制铁桶围墙、站岗巡逻。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挫败了反动派破坏油矿的阴谋，使玉门油田（矿）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受到当时解放区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表扬。

酒泉和平起义

1949年9月，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即将崩溃。1949年8月26日，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战斗攻克兰州，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土崩瓦解。解放大军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乘胜追击残余敌人，相继迅速解放了河西走廊的武威、民乐、山丹、张掖和临泽等地，人民解放军开始向高台、酒泉方向挺进，酒泉的解放迫在眼前。盘踞在酒泉的国民党军方高级将领和地方官员，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有的带上家眷和金银仓皇外逃,作鸟兽散。留下来的或人心惶惶无心思战，或负隅顽抗进行最后挣扎。此时，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西警备总司令和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迫于形势，愿意接受我党和谈条件，归向人民。9月24日晚，国共双方商议确定了在酒泉和新疆举行和平起义的具体时间，并由陶峙岳领衔正式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河西地区3.8万名国民党官兵起义。9月25日，解放军举行了和平解放酒泉的入城式，酒泉宣告和平解放。9月26至28日，玉门、金塔、鼎新、安西、敦煌等地相继解放。

酒泉和平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统战思想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光辉典范，更是酒泉红色革命历史文化当中最鼓舞人心的内容。酒泉和平起义是除北平和平起义外在全国影响最大、级别最高的和平起义。酒泉和平起义，保护并顺利接管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油矿，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保存了基础设备和技术。酒泉和平解放使酒泉古城免遭了战火的涂炭，也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门户，为和平解放新疆铺平了道路。

今天,我们追忆酒泉革命历史，重温酒泉人民革命的历史伟绩，目的在于用红色故事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广大党员和青年学生，要以史鉴今，珍爱和平、不忘初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王世红）

来源：酒泉日报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