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东湖林则徐手植柳

摘要：在凤翔的东湖，有一棵老柳树，据说是林则徐当年手植。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被尊为“民族英雄”。然而，英帝国主义认为销烟损害了其利益，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清政府迫于英国压力，以林则徐对鸦片事宜“

在凤翔的东湖，有一棵老柳树，据说是林则徐当年手植。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被尊为“民族英雄”。然而，英帝国主义认为销烟损害了其利益，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清政府迫于英国压力，以林则徐对鸦片事宜“办理不善”为借口，将其流放新疆伊犁。林则徐赴伊犁途中，路过凤翔，在东湖内手植柳树数棵，今尚存一棵。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旁边立牌纪念，留存至今。

那天，当我在东湖游览时，正值仲春，天空湛蓝，阳光明媚，路两旁的垂柳飘下金丝绦，将落下的碎金撒满青石小径。游鸭拨开粼粼金光，涟漪追着回廊朱栏的倒影，把六角亭的飞檐揉进碧玉中，正应了苏轼那句“东风陌上惊微尘，游人初乐岁华新。”来到林则徐手植柳前，但见老根虬曲，树瘤暴起，历经百年沧桑，很多枝条已经枯死，但新发的枝条依然绽出嫩绿的叶芽，嫩黄色的小叶片就像在线上系的花瓣儿，舒展着娇嫩的身躯，在春风的吹动下，柔嫩纤细的枝条摇曳，像一团团随风飘动的绿烟，与东湖的美景互相衬托，相得益彰。

东湖的游人很多，大家都徜徉在春日的美景中流连忘返，也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来到林则徐手植柳前参观，凭吊这位民族英雄。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福建侯官县人。幼年家境贫寒，聪明早慧，八岁时就在学堂上写下了“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惊为天人的诗句，一时名震四方。从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从十二岁到二十六岁，林则徐一直奔波在科举的路上，终以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的成绩考中进士，此后历任江苏按察使，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河南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积累了大量的为政为官经验，也体察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百态，为后来应对百年变局留下了务实思考。

林则徐的骨子里是中国传统的耕读修身的知识分子，面对英帝国主义鸦片倾销的百年变局，他连续上书道光皇帝，历陈鸦片的祸害，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九月，道光皇帝听取了林则徐的意见，任命徐以钦差大臣关防，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驰驿前往广东查禁鸦片，这就有了后来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的故事世人皆知。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旷世壮举，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拒绝毒品、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坚定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然而，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虽然维护了国家利益，却激化了中英矛盾。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鸦片战争，并于1840年北上威胁天津大沽口，直接危及北京。面对军事压力，道光皇帝转向妥协派，试图通过惩办林则徐换取英军退兵。以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妥协派将战争责任归咎于林则徐，声称他“因同英国交涉不当，招致严重事态”。靖逆将军奕山在广东战败后，为推卸责任，进一步诬称“英方只恨林则徐一人”，暗示惩办林则徐即可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最终以“禁烟不力”“未积极防务”等罪名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并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6月28日下旨将其“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林则徐于次年8月与家人在西安告别，踏上西行之路。林则徐因抗英禁烟被贬，远戍伊犁，心中自有一股不平之气。临别前，它给妻子写下了《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其中写到：“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体现了他襟怀坦荡、四海为家的壮志豪情和刚正不阿、忠诚无私的高尚品德与爱国情操。

林则徐内心明白，自己抗英禁烟有功不论，怎会有罪？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结论，面对贬谪问心无愧。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将自己的福祸置之度外，只身踏上了西行之路。

林则徐从西安出发，途径兰州、凉州、嘉峪关等地，于12月10日左右到达伊犁惠远城。宝鸡距西安两百公里，林则徐何时来到宝鸡，盘桓多长时间，尚无史书记载。但根据有关资料推断，他自8月11日从西安出发，8月29日到达兰州，到达宝鸡的时间或许在8月中旬左右。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肯定来过凤翔，来过东湖。原因有二：一是从西周到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无论这块土地名为雍州、扶风郡、凤翔路、关中道，还是凤翔县、凤翔专员公署，其办公地点所在地一直在凤翔，这儿在历史上一直宝鸡的主城区。清代时，凤翔县属陕西省凤邠道凤翔府，道治、府治均设凤翔县。凤翔府领七县一州：凤翔、岐山、扶风、宝鸡、千阳、麟游、眉县及陇州，林则徐到宝鸡，肯定是到县府所在地凤翔。二是林则徐对苏轼很敬仰，清代时苏轼被誉为“宋四家”之首，林则徐自幼熟读苏轼的诗文，在杭州重修苏堤时写下了“苏公遗泽千年在，敢效疏凿继前贤”的诗句，在惠州还参拜过苏轼祠，留下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题词。所以，林则徐来到宝鸡，他不可能不到东湖参观，不可能不拜谒千年之前与自己心灵相通的这位前辈。

尽管，林则徐与苏轼所处的年代相差了千年，所处的环境也完全不相同，但我觉得，两个人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两个人都曾坚持政治主张遭受诬陷，林则徐因虎门销烟遭投降派诬陷，流放伊犁；苏轼因新旧党争中直言批评新法弊端，被政敌罗织罪名，贬谪黄州。俩人都是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林则徐被道光帝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罪名革职；苏轼被宋神宗以“谤讪朝廷”罪名贬谪，都未获公正审判。俩人在逆境中都未放弃理想，都还在为民众的福祉奔走，林则徐在伊犁推广“坎儿井”水利工程，改良边疆农业，提出“屯田实边”战略；苏轼在黄州创“育儿会”救助弃婴，惠州倡建东新桥，儋州开海南文教之先，其弟子姜唐佐成为海南史上第一位举人。俩人都以笔墨延续千年文脉，林则徐将自己赴伊犁途中的所见所闻编撰成《荷戈纪程》，记录下西北地理与边防思考，给后世留下了详实的纪录；苏轼在贬谪期间创作《赤壁赋》《定风波》等，儋州著《书传》续写儒学经典，成为千古绝唱。俩人都有古代文人的超脱与豁达，林则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激励自己，将个人福祸荣辱置之度外，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苏轼写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开导自己，展现了自己超越苦难的洒脱与豁达。可以说，俩人都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林则徐来到凤翔，来到东湖，参观游览东湖的美景，一定会想起当年“苏才子”在此留下的文治武功。宋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轼，带着娇妻王弗怀着踌躇满志来到了凤翔府，开启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段旅程，任凤翔府判官。他与太守共同签署公文上传下达，掌管五个职能部门的公务和日常政务处理。当权贵利益与百姓疾苦发生矛盾时，苏轼敢写诗为文为民直言力争，说老实话，不文过，不饰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苏轼还倡导修筑扩建东湖，植细柳，栽莲藕，修筑亭台楼榭。“两岸回环先生柳，一湖荡漾君子花。”看到湖边摇曳的竹子，苏轼便修筑了君子亭，取花、竹、人“三君子”之意；看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的可怕景象，就上山祈雨，雨至而欣喜若狂，修筑了喜雨亭，纪念这件有意义的事件；喜欢读书，犹痴《诗经》，对其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感慨不已，便修筑了“宛在亭”，以示“伊人宛在”，也表达对妻子王弗的爱意……在凤翔，苏轼体察民情，为民着想，为老百姓办了不少难事实事好事，也得到了凤翔府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而林则徐被贬伊犁、来到凤翔东湖的时候，已经五十六岁了，人生已过大半，与当年风华正茂的苏轼不可同日而语，况且，俩人所面临的形势也不尽相同，苏轼所处的北宋尽管内部党争激化，外有辽夏威胁但尚未亡国；而林则徐正处于鸦片战争爆发前期，中国面临现代化转型的阵痛，积极寻找出路。苏轼后来被贬谪流放，属于宋代“与士大夫治天下”传统下的阶段性贬谪；而林则徐属于清代极权统治的惩罚性流放。苏轼所处的时代属于传统华夏秩序，流放期间，寻僧问道，参庄悟禅，广交朋友，内心是传统的士大夫框架；而林则徐面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亲历中西碰撞，需要开眼看世界，已经具备了近代民族主义萌芽。苏轼身上，有着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追求；林则徐则预示着近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之际“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两相比较，林则徐身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林则徐在宝鸡逗留了许久，写下了那些诗文？现都已不可考。然而，他亲手栽植下的柳树，至今荫泽后世。

林则徐离开宝鸡后，继续西行，越兰州，经玉门，过嘉峪关，最终到达伊犁，他将沿途的经历逐日记录写成《荷戈纪程》，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在新疆期间，他继续关心东南战事，协助伊犁将军复垦荒地，整修水利工程，推广坎儿井和纺车，干了很多为民务实的大事好事，新疆人民至今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