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3年的北京，一间漏雨的平房里，84岁的李苦禅攥着狼毫笔，在宣纸上落下最后一笔——《残荷孤鹭》里的墨点还未干，他便垂了手。这人活了一辈子，笔杆比骨头硬，却被命运按在泥里碾：妻子跟着学生跑了，小儿子被情敌打死，逃难时用锅底灰护画，病床上还在磨墨。旁人说他“画
1983年的北京，一间漏雨的平房里，84岁的李苦禅攥着狼毫笔，在宣纸上落下最后一笔——《残荷孤鹭》里的墨点还未干，他便垂了手。这人活了一辈子，笔杆比骨头硬，却被命运按在泥里碾：妻子跟着学生跑了，小儿子被情敌打死，逃难时用锅底灰护画，病床上还在磨墨。旁人说他“画鹰画得狠”，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笔都是咬着牙画的，墨里混着泪，纸背浸着血。
李苦禅走那天，没穿寿衣。儿子李杭抱来一摞画，都是父亲藏了半辈子的鹰——有1937年藏在夹墙里的“反勾鹰”，有1942年用血混墨画的“无名鹰”，还有那幅磨了三年的《铁骨苍鹰》。他轻轻把画铺在父亲身上，画卷裹着骨，倒比棺木更合身。
病床边堆着半米厚的废稿，是他住院时画的。1962年查出肺结核那天，医生攥着诊断书叹气：“得静养，笔不能沾了。”他却笑，枯瘦的手拍着桌：“笔若停，命就断了。”护士见他夜里偷偷画，要收走笔墨，他急得直咳，指着纸上的鹰说：“你看这眼，得有光——光没了，画就死了。”
晚年的他早不说话了。北京美协四回请他当副主席，信都堆在窗台上，最后一回他只写了张字条：“画不救名，名不救画。”有人上门求画，他闭门不见；学生来拜师，他摆摆手推了——年轻时在艺专教画，他能把学生骂哭，说“先磨眼再磨笔”，老了却连话都懒得多说。李杭知道，父亲不是冷，是疼得久了，话都沉在心里，只剩画笔还能喘气。
最后那幅《残荷孤鹭》，李杭守在旁边看他画。一笔荷叶斜斜扫出去，像断了的骨；两笔墨点落在纸底，是鹭的脚。没画头，没画翅，就这三笔，他放下笔，看着儿子轻轻说：“该走了。”李杭后来总想起那幅画——哪是画荷鹭？是父亲自己：一辈子像残荷似的立着，最后成了孤鹭，终于能歇了。
李苦禅总说，他这辈子最暖的日子，是刚娶凌嵋琳那几年。1928年在北京，他在齐白石门下见着她——齐老先生的女弟子，年轻，眼睛亮，工笔画得细。他那时还穷，教画挣的钱全买了纸墨，她却不恼，嫁过来后守着两个儿子过活，偶尔帮他理画稿时，会笑着说：“你画的鹰太凶，改画荷吧，软和。”
可穷日子磨人。他早出晚归去艺专教课，回家时总见她对着空米缸发愣。1930年他收了个叫张若谷的学生，周正，嘴甜，常来家里“帮忙整理画稿”。凌嵋琳总留他吃饭，说“学生娃可怜”。李苦禅起初没当回事——他信她，也信自己的学生。直到有天傍晚，他提前回家，推开门看见张若谷正抱着小儿子李京哄，凌嵋琳坐在旁边织毛衣，见他进来，眼皮都没抬，只淡淡说：“孩子闹，他哄得好。”
1934年春，《申报》上登了条公告，他拿着报纸的手直抖——张若谷和凌嵋琳说要“自由结合”，连句招呼都没打，连离婚手续都没办。邻居追过来递给他一封信，是凌嵋琳留的，就七个字：“我已改嫁，不复归。”
更狠的是，她带走了两个儿子。
李苦禅把自己关在屋里，抽了三天烟。烟蒂堆成小山时，湖南传来消息：小儿子李京死了。说是张若谷打了孩子，伤口感染，在小镇卫生所没救回来。他没哭，也没骂，只是蹲在地上，用手指抠着砖缝里的烟末，抠出血了都没察觉。后来他千里迢迢追到湖南，总算把大儿子李杭抢了回来，送进南洋中学。那孩子被吓傻了，半年不说话，13岁时偷偷写日记，本子上只有一句：“我母亲是叛徒，我弟弟是牺牲品。”
有人说凌嵋琳后来跳楼了，有人说她回了广州，终身没再嫁。李苦禅从没问过。学生后来好奇，小心翼翼提起来，他只盯着案上的画纸，沉沉说一句：“画，要沉住气。”——话是说给学生听的，更是说给自己的：日子碎了，笔不能碎。
他原叫李英杰，1899年生在山东高唐县的破落书香门第。父亲是教书匠，早早就没了，他跟着母亲过活，蹲在田埂上用树枝画蜻蜓时，就知道自己这辈子离不了画。1919年，他揣着十块大洋进京，揣着的还有半卷画——没地方住，就挤在东郊民巷的慈音寺，吃寺里的施粥，白天去北洋法政学堂旁听，晚上拉洋车挣饭钱。
寺里住了十几个逃难的，他画画时总把冷馒头藏在袖子里，等夜深了啃。冬天地砖冰得像铁，他裹着破棉被，一边抖一边画，墨都冻在纸上。有个河南同乡笑他傻：“放着活路不干，偏啃这冷笔头，该叫你‘苦禅’！”他听了，咧开嘴笑——苦禅，苦里修禅，这名好，一用就是一辈子。
1922年徐悲鸿办“画法研究会”，他扒着门旁听，被徐先生看见画的素描——用洋车车单反面画的，肌肉结构却准得很。徐先生留他旁听，他才算摸着了画的门。可他总惦记着国画，每周都往琉璃厂跑，站在齐白石的兰竹画前，能立一个时辰不动。
1923年夏天，齐白石在湖广会馆卖画，他揣着十张自己画的兰花闯进去。穿的中山装洗得发白，鞋是旧布缝的，手心里全是汗。齐白石翻了两张画，突然抬头看他：“有心气，也有骨头。”第二天，他就磕了头拜师——齐白石收了不少徒弟，却只把他留作入室弟子。
后来他搬去老师家隔壁住，白天画竹子，晚上帮老师磨墨。齐白石看着他的画笑：“学我而不似我，夺我心。”1928年，他的《风竹图》登上《京报画刊》，签名就写“李苦禅”，没堂号，没题诗。有人说他不懂规矩，他只说：“画要沉，诗是浮的。”
1929年北京艺专招国画讲师，他去考。考官问他学历，他梗着脖子说：“我没文凭，只有老师。”等画挂出来，十张里他排第一。站在讲台上他比谁都凶：不让学生临摹，拿戒尺敲着画案说“先把眼睛磨利”；有学生画得敷衍，他当场把画撕了。有人说他太狠，他却红着眼骂：“纸上得来终觉浅！你们以为画是玩的？是命！”
1937年7月，北平陷了。日本兵进城那天，满街哭喊声，有人拖家带口逃，有人揣着细软去投靠。李苦禅守着西四北大街17号的破屋不动，李杭拉着他的衣角怕得直抖，他摸着儿子的头说：“别怕，爹手里不是刀，但一笔，也能杀人。”
那年秋天，邻居家被抄了——就因墙上挂了“民族”二字的横幅。李苦禅把案上的题字纸全烧了，从此画画只落墨，不落款。但他没停笔，反而画得更勤了，专画鹰。以前他画的鹰嘴朝右，爪子向外，如今鹰嘴向左勾着，爪子蜷在腹下。同行来看了摇头：“苦禅这是画糊涂了？构图都错了。”他只笑，不解释——只有他知道，鹰嘴对的是东，那是敌寇来的方向；爪子向内攥着，是憋着一口气。
他画了一百五十幅这样的“反勾鹰”，不卖，不送，全用牛皮纸裹了，藏进屋后的夹墙。每幅画的竹骨里都藏着东西：有的藏着“七月七”，有的藏着“北平”，有的藏着遇难学生的名字——墨是明的，血是暗的。
1938年初，有个戴礼帽的人夜里敲他的门，是军统的地下联络员：“要一幅画，送重庆，接头用。”他没多问，从夹墙里抽出《雪夜孤鹰图》——那幅鹰缩在雪地里，眼却亮得像火。后来他才知道，这幅画转了五手，最后到了戴笠手里。也从那天起，他被日本宪兵列进了“文特名单”。
两次搜家，一次在午夜，一次在清晨。第二次最险：宪兵踹开门时，他正画到鹰的眼睛。他抄起未干的画就往炊锅里塞，点火烧饭。油烟呛得他直咳，宪兵翻遍了屋，只踢翻了米缸，骂骂咧咧走了。人一走，他从锅底扒出画，纸边燎焦了，鹰的眼睛却还好。他蘸着锅底的墨灰在画角写：“此画不可卖。”
1940年他逃去济南，躲在朋友的中医铺楼上。白天帮着配药，晚上就着油灯画。那会儿逃难的学生涌过来，围着他要学画。他不收学费，顿顿给学生喝稀粥，有人问他图啥，他搅着锅里的粥说：“我教他们不是画，是认命——命苦，但不能认怂。”
1942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有三个学生冻饿死在铺子里。他摸着学生僵了的手，没哭。夜里关了门，他蘸着自己指头上的血混在墨里，在墙上画了只鹰，题款写“为无名死者”。那鹰的翅膀是破的，却还立着——就像那些没熬过冬天的学生，也像他自己。
李苦禅的葬礼没请多少人。李杭把那些裹着父亲的画一张张展开，挂在院子里——风一吹，一百五十只鹰像是活了，个个勾着嘴，攥着爪，眼里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有人说他这辈子太苦：妻子叛了，儿子死了，逃难时差点没活下来，到老了住漏雨的屋。可他自己从没说过苦。教学生时他总说：“画要像人，站得住。”后来才明白，他哪是教画？是教自己——哪怕被命运按在泥里，脊梁也得挺着。
他不是最有名的画家，没留下多少热闹的故事，只留下一堆带着墨香和血味的画。可风一吹，那些画里的鹰还在叫，那些藏在竹骨里的名字还在响——就像他从没走，还守在那间破屋里，握着笔，等着天亮。
这世间苦有千万种，他选了最沉的那种：把苦嚼碎了咽进肚子，再从笔管里吐出来，一笔一笔，画成了骨头。
来源：开心一笑一点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