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说晚清那些站在风头浪尖的大员，大家总忘不了提一嘴张之洞。有人说他是清末最后几位“能臣”，也有人觉得他做事太圆滑，可是提起他对今人影响最大的一个标签，还真少不了他那套对待传教士、处置基督教事件的办法。你说这玩意稀奇吗？倒也不见得，可一百多年前那阵子，东洋西洋搅
要说晚清那些站在风头浪尖的大员，大家总忘不了提一嘴张之洞。有人说他是清末最后几位“能臣”，也有人觉得他做事太圆滑，可是提起他对今人影响最大的一个标签，还真少不了他那套对待传教士、处置基督教事件的办法。你说这玩意稀奇吗？倒也不见得，可一百多年前那阵子，东洋西洋搅得天翻地覆，中国又正头疼洋人、教民闹事，谁坐那个位置谁头疼。张之洞这人啊，手里没几张独门牌，但好歹应变够精细，有一整套自己的“软硬规矩”，这事儿值得道道。
最先搬出来的第一套，当然是硬限制。张之洞直接上明令——不许你们这些老外传教士在我地盘上晃来晃去随意买地、建堂，遇上闹教案不要动不动找大使闹外交。其实，这不是张之洞一个人头上想出来的主意。光绪初年北方“杨乃武小白菜案”闹得沸反盈天，外国教士就借着教友被冤替人出头，动辄递条子到公使馆。老百姓心里多多少少带着点怕，又不服气，官府夹在中间——你要真铁着心处理，教士那边未必服气，有时候还真能掀起外交风浪。但张之洞不惯着，更不怕事。山西时就有一个法国外籍传教士贪得无厌，张之洞干脆把申请驳回，从此定下规矩：必须由地方官专门保管外地传教士备案，没他的批文一律不能置业。如此下来，后来不少地方都跟着他学。
但仅靠这一招肯定搞不定难缠的洋人。张之洞其实心里门清：老把事闹僵，谁都吃不了兜着走。尤其他调任广东的时候，中法干起来，广州随时都有外商、外教惹事苗头。他干的第一件大事，表面上看是“保护”洋人，实际上可有一肚子的“小算盘”。比如那年法国人闹着“赔教堂”，张之洞偏不照单全收，他还真专门派了两拨巡防兵在教堂转悠，连夜把重要教堂锁门贴封条，明面上说是防劫，其实暗中是给外人画个圈，意思是人和财物都管起来了，你有风吹草动，得找我同意。于是那一年，整个广州没出大乱子，倒是法国教士还得嘴上客气几句。
张之洞更会因势利导，吃水不忘打井人。中法战争打得胶着那会儿，广东难民四散，洋人商号没人管，教堂隔三差五要人去搬东西。张之洞表面上派兵保护，实际让教民带着财物有序撤离，不给外人留下借口闹事。等到落下帷幕，法方索赔单子送到他案头，他硬是一句“暂缓商议”。拒绝法国领事硬闯府衙，就是不让对方占了先手。有些河边教堂受了点损失，张之洞命人查过，实有损毁才给点小钱抚平，空头要账绝不答理，还顺带放出话：外人如有回原籍的意思，关卡随便走就是了。当地坊间没出什么大乱子，张之洞其实是踩好了每根绳索。
这里得多嘴说一句，张之洞管教案不是靠一味打打杀杀。他调湖广那年头，长江一带时常浮现“反教会”、抵制洋人的风潮。最险乎有一回，是宜昌附近，地方官处置慢了，传教士一来劲，告到省里要张之洞添兵进剿。可张之洞没焦头烂额，他先派人秘密摸底查明原由，发现是地痞假借基督教名头收保护费。之后一面抓人立案，一面大喇叭宣布教堂有地方官保护，教民但凡守本分，无需多虑。传教士一看“官面上站理”，民间喧哗自然低了。更妙的是，事后张之洞还大张旗鼓表彰了那个查案快、周旋有度的小吏，颇有点“官民一条心”的意思。
当然，日常里张之洞并非“死敌传教”。他最叫人服气的地方，是会把洋人的知识、路数变成自己的养分。比如新政初开，张之洞弃老一套儒学，头一个主张请洋教士进学堂办物理实验，用外文书讲地理、天文，还以高薪优待懂英法的翻译人才。湖北自强学堂，洋教士、早年留洋回国的中国老师都能在一张餐桌上说笑，洋场与衙门不分彼此。当时有人笑他“吃洋饭砸洋锅”，其实他更想要的是“养洋为用”。张之洞自己还常打趣说：“咱们如今与其怕，不如学，等咱家孩子能考洋文馆，洋人也就没啥稀奇了。”
转眼到甲午海战后，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反洋教仇教运动又接踵而至。福州那年秋天，一个小村庄突发有人污蔑教士诱拐儿童。很多书上写那只是一场抓风筝的小误会。实际上当时，地方传来密信，张之洞直接派重案组进村，找来教堂育婴堂的旧账和老物件，一清二楚查明是有人嫉恨教民借机栽赃。发案村的首恶当众示众，教士和乡亲都得了台阶下。至于外头传播“基督教残害子女”的谣言，张之洞令地方报馆专门登文辟谣，在“权与舆论”的缝隙里找平衡。
有的朋友说张之洞也有矛盾，毕竟朝廷对外节节败退，传教士队伍年年壮大。可他自己倒是想得明白，出大事不能靠杀敌泄愤。他私下常说，“你教不住人，原因不全是洋人嘴能说，是自家理不直气不壮吧？”所以后来提出“非攻教”，说白了就是：与其民间咬牙切齿搞偷偷打击，倒不如自己做强造自己的新学。事实也能作证，湖北、湖南历年都有小规模教案，但最后基本都在地方平息，没给西方列强太多借口。这其中，好几案后来还成了地方乡绅、洋人、衙门三家同时“私和”的典范，外头人只看见表面，其实地下沟渠里水最急。
义和团那会儿，形势已成釜底抽薪。可张之洞就是那种“枪口抬高点”，明里恨极乱民，暗地里又怕“外兵借口大举杀进”。他在两湖守成，严令地方大员带兵剿办，背后还帮着暗中劝教士离境、保护外交使团。有段时间，教民流亡，老百姓围观，地方还流传着一句话：“张督府管洋，比洋管自己都严！”局面下虽险，也算没让两湖变成刀山火海。等战火止住，《辛丑条约》要谈了，他向驻德的吕公子提出要在条款里加“教会章程”，意思是要把外来教会活动像招商引资一样“有边界、有约束”。这法子不算绝巧，却的确头一回是中国官员主动向外洋提约制教，不能不说是种胆气。
后来，大大小小的教案张之洞处理得并不能说一帆风顺，有成功也有灰头土脸收场的，但有一点——张之洞留下的那些教案处理的“套路”，明里暗里都刻着一个晚清温吞大臣最后的执着。他说不上是纯粹的本土守卫者，更不是洋人的败将。他和那代人一起，在变局中央讨生计、护面子、练手腕。至于到底外教遗留下的那些“新难题”，恐怕后来的时代才会慢慢解答了。谁又能说得准呢？
来源：智慧星球3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