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勺子插在碗里，接起手机，还没“喂”，那头有人先说了一句：“小宁，我是你大姑。”
前天傍晚，电话响在饭桌刚摆好的时候。
我把勺子插在碗里，接起手机，还没“喂”，那头有人先说了一句：“小宁，我是你大姑。”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看向父亲。
父亲把筷子放在搪瓷缸旁边，眼睛落在电视机角上，像在盯一条新闻字幕，却其实只是看着时间一点点走。
母亲小声提醒：“接吧，别怔着。”
电话那头的呼吸很细，像隔着多年的尘土穿过来。
“大姑，”我尽量让声音稳稳的，“您说。”
“明儿你方便不？”她说，“有个事儿，想麻烦你给你爸带个东西。”
她顿了顿，又说：“顺便，我想当面跟他，说个清楚话。”
我看着父亲，父亲不看我，只是把搪瓷缸往自己这边拉了半寸，那只缸白底蓝花，沿口掉了一块瓷，那是九四年一次搬家磕的。
“行，我明儿过去。”我说。
挂了之后，屋里短促地安静下来。
母亲拿起勺子，轻轻敲了敲碗沿，像给这顿饭敲了个鼓点。
父亲夹了一筷子土豆，嘴里“嗯”了一声，像回应谁，又像回应自己。
我知道，这个“嗯”里，有十几年的结。
我家住在城北老家属院，外墙是灰粉的，雨多了就露出砖来。
院门口有一棵老槐，夏天蝉叫，冬天挂硬硬的冰凌。
九十年代初，我小学放学回家，常看见母亲手背着手，一圈圈转看晾了一天的衣服，父亲把凤凰牌自行车的车座擦得亮亮的，像擦他自己的面子。
我们那代人的童年是从锅边的白汽里长出来的，饭桌不大，四个角都被磕出圆度。
父亲在汽车配件厂车间干车床，手上常有金属粉，回家就用搪瓷缸里的水洗，一洗水就灰了。
母亲在纺织厂挡车，后来厂子效益下来了，她就“休”了，去附近小学门口卖过烤地瓜，一冬天烤瓤甜得发腻。
大姑比父亲大三岁，年轻时在供销社，算盘噼里啪啦，账算得明明白白。
她穿蓝布褂也利索，夏天会把袖口改短，一根彩色线从领子里藏着，露出一点点，像她心里那点不肯老的花念头。
九二年往后，街上摆摊的人多起来，她办理停薪留职，出去做小买卖。
她先卖袜子，后来租了个门脸，做小百货，货架上摆得整整齐齐，一排肥皂，一排牙膏，拧开盖子就能闻到薄荷味，放在风里就是我们的“新鲜”。
那时他们姐弟的关系近。
过年，大姑会提前两天来家里，把饺子馅剁好，父亲不多话，但手脚麻利，擀皮的节奏稳，擀出来的皮子中间厚，边上薄，放桌上像一堆小月亮。
“老三，擀薄点，别像锣。”大姑笑，嘴角有个小小的酒窝。
父亲也笑，闷声回一句：“不厚不薄，刚刚好。”
后来开始变味，是在九七年那年。
那年单位分房，家属院后排新盖了两栋红砖楼，每户五十几平，两个房间，南北通透，夏天能对流起风，冬天暖气也给力，谁不惦记。
父亲干了多年，名额有戏，但要交“配套出资”，一时拿不齐。
母亲把家底翻了个遍，钱还差一截。
“跟大姐说说？”母亲在煤球炉上烧水，水开了，“突噜突噜”响，像在替她鼓劲儿。
父亲嘴硬：“算啥，欠亲戚不如欠银行。”
他又说：“欠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心里别扭。”
母亲看了我一眼，小声说：“那就看小宁将来住哪。”
这话对父亲是个小钩子。
第二天他还是去了大姑的店里。
那天碰着雨，大姑门口的塑料布帘挂着水珠，父亲站在帘子那边，衣服上湿了点点，样子又倔又局促。
屋里人多，算钱忙，父亲开口不利索，话没落到实处就被一阵顾客的“老板换个号”打断了。
大姑把零钱往抽屉一推，说：“老三，等我两天，这两天货到账紧，把这票子周转开，三天内给你。”
父亲听到的是“等我两天”，却没听全“账紧”。
他回来一路把凤凰车蹬得快，车铃没响，心里像有铃。
两天后，单位催交第一笔，父亲又去了。
这回大姑不在店里，店里一个年轻伙计，说“大姐去进货，下午回来”。
父亲第三次去，碰着大姑从三轮车上往下卸货，肩上的白毛巾满是灰。
大姑看见他，第一句话是：“老三，我这两天真周转不开，要不你先找别人借一手？”
父亲当场脸就拉下来，话没出口就掉进喉咙里。
“算了。”他丢下这两个字，掉头走。
雨停了，地上泥印还湿，他把泥印踩碎。
回到家，父亲没说借的事，只把单位的票据往箱子里一揣，嘴里说了句：“房子先不弄。”
母亲愣了，叹一口气，抻了抻围裙角，说：“唉，认命。”
她又补了一句：“总能再等。”
我那会儿懂的不多，只觉得家里空气重了些。
那年我们没分上房，住在老楼里又过了几年。
等我们终于攒齐钱，房源紧，排到我们时只剩下一楼背阴的房子，冬天地凉，夏天蚊子勤。
父亲心里一直有个坎，他觉得大姐没顾上弟弟。
大姑心里也有个坎，她觉得弟弟不体谅做买卖的艰难。
话没对上，误会就像隔着塑料布帘，看见对面模糊的人影，却听不清对方的喘气。
来往慢慢淡了。
大姑逢年过节还送点东西，父亲接了也不多话。
真正厉害，是某年中秋，我们去她家吃饭，席上有人提起当年分房的事，大姑叹了一句：“那会儿真难，账一压就是一堆。”
她又说：“我也怕别人胡乱说。”
父亲以为她在解释，也以为她在给自己留台阶，他的脸上那条青筋跳了一下，他放下筷子，起身去阳台站着，夜里风透过纱窗，吹得窗帘轻轻动。
从那之后，姊弟两个便只剩下红白事的寒喧。
这些年，我心里也不舒服。
一边觉得父亲太执拗，一边又知道他执拗里有他一辈子的面子。
他常说：“人这一辈子，不能欠情，欠情最难还。”
母亲则常常劝一句：“亲人啊，再怎么别扭，抬头还是要见的。”
她又说：“人活一口气，气也要消一消。”
前天那通电话来了，像谁轻轻在门外敲窗。
第二天，我骑电动车去了大姑那条老街。
街面修过，路比以前平整，店面也翻新。
大姑不在原来的小百货了，换到了拐角一间铺子，玻璃门后摆着几盆绿萝，墙上贴着“诚信经营，明码标价”。
她看见我，笑，笑里有岁月把人脸抚平的那种和缓。
“你爸呢？”她问。
“在家。”我说，“他还没松口。”
“我猜到了。”她点点头，转身从柜台下抱出一个布包，棉布系得紧紧的，角落有油渍，是老布。
“这是你爸当年给我留的。”她把布包放在台面上，说，“你先别急着打开，回去给他。”
我把布包接在手里，手里沉了一下，这重量不光是布包，还像压着一些被忘记的部分。
“大姑。”我说，“您还是和他当面说吧。”
她沉吟一会儿，说：“下午我去你家。”
我回家的时候，天阴着，太阳像隔着一层纱。
父亲在阳台给绿萝浇水，绿萝叶子油亮，像刚刚上过油的皮鞋。
我把布包放在茶几上，父亲看了一眼，嘴角往下收了一下。
“你拿的啥？”他问。
“大姑给你的。”我说。
他用方言轻轻嘀咕了一句：“又整啥幺蛾子？”这话不重，但带着北方人的嘴硬。
母亲从厨房探头，说：“先看看再说，别上来就杠。”
父亲走过来，用指腹抹了一下布包上的油渍，像在抹过往里的哪道痕。
他没打开，坐回去看电视。
电视里正播粮价消息，主持人的嗓音紧凑。
到了下午，大姑来了。
她站在门口，先在门垫上用鞋底蹭了两下，像把多年积的泥甩在门外。
“进来坐。”母亲让座，端了一杯热水，用的还是搪瓷缸。
大姑接了，笑：“还用这缸呢？”
“趁手。”母亲也笑。
父亲坐在靠窗的木椅上，手搭在膝盖上，没起身，也没避开，只抬眼看她。
多年不见，姐弟彼此都像缩了水，但眼睛还是那样，一个沉，一个亮。
大姑开口，不绕圈：“老三，我那年对不住你。”
她停了一下，又说：“你要听我解释也行，不听也行。”
她把布包推向父亲，说：“东西我交给小宁了，那是你当年留给我的。”
父亲皱了一下眉：“我留了什么？”
大姑把布包打开，里面露出一本旧账本，一张皱折的借条，还有一只小收音机，熊猫牌，黑壳，右上角斑驳。
收音机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我们家的。
小时候晚饭后，父亲常把它调到新闻节目，声音不大，像怕惊扰谁。
“这收音机咋在你那儿？”父亲问，话里的硬像掉了半边角。
大姑指着借条，说：“九七年你来找我，我账转不开，你说‘算了’，走了。”
她又说：“第二天你又回来，放下这收音机，说‘大姐，值不了几钱，你先拿着过渡，三天后我来拿钱，不叫你吃亏’，留了这个小条。”
她把借条递过来，借条上写着“收某某某收音机一台，折价一百二十元，三日内回赎”，字是父亲的，端正里带着急促。
“那天我去进货。”大姑说，“回头叫伙计给你单位带话，结果他记差了单位名。”
她叹气，说：“我再去找你，没碰着你，你再来，我又赶上忙。”
她看着父亲，说：“我想着，等你回赎，干干净净，不让人说闲话。”
她又说：“谁知道你没再来。”
屋里安静下来。
外头风吹过阳台，绿萝的叶子晃了一下，光点在墙面上移动。
父亲把收音机翻过来，电池盖还在，上面粘着一层旧胶带。
他用手指抠了一下胶带，胶带边缘起了毛。
“我怎么不太记得了……”他喃喃。
“你那时候心里有火。”大姑轻轻说。
她又说：“你觉得我不管你，可我那时真怕把关系弄脏。”
她看了看我，又看父亲：“你要面子，我也要面子，面子多了，就遮住了脸。”
父亲没说话。
他把收音机贴在耳边，像能从关着的喇叭里听到什么。
我把账本翻到第七页，夹着那张存根，旁边还有许多熟悉的小条目：买蜂花香皂，两块五；买鞋油，三块；借邻居家粮票五斤；给同事家送苹果两斤。
每一条都像从我们家厨房里飘出来的香气，有盐，有油，有日子的味道。
我忽然有些鼻酸。
大姑把借条推到父亲面前，说：“我一直留着，想着等你什么时候想通，或者什么时候想想我，拿回来。”
她又说：“你不来，我不扔。”
母亲端来一盘切好的苹果，说：“来，吃苹果。”
她笑着补了一句：“甜口。”
父亲把借条拿在手里，纸边已经软了，他的手也软了。
他咳了一声，用方言低低地说：“嗨，都是一家人，咋扯这么长。”
那一声“嗨”，有悔意，也有如释重负的味道。
屋里有了笑声。
笑声刚开了个头，又被一种沉稳的安静压住，那安静不是尴尬，是事情落地后的踏实。
“你这收音机。”母亲笑，“快二十年了，还能响不？”
父亲把电池盖打开，里面竟还有两节旧电池。
他把旧电池抠出来，埋头在抽屉里翻了半天，翻出两节新的装上。
收音机“咔嗒”一声，指针动了，噪声“沙沙”。
他慢慢调，手指微微颤着，像在调他和姐姐之间的那条波段。
“各位听众，下午好——”一段干净的声音冒出来，是地方台。
母亲笑：“哎呀，还挺皮实。”
大姑也笑，眼里有水光，却不往下掉。
父亲把收音机放在桌上，抬眼看大姑，说：“那年……我脾气不好。”
这句话，花了他许多力气。
大姑摆了摆手，说：“过去了。”
父亲又说：“过去的事，得知道怎么过去。”
他说着指了指借条：“这借条，撕了？”
大姑摇头，说：“不撕。”
她又说：“留着，提醒人怎么说话，提醒遇事先稳一稳。”
父亲点点头，把借条又放回账本里，说：“也对，留着。”
那天晚上，我们一道吃了饭。
菜不多，家常四五样：地三鲜，醋溜白菜，红烧带鱼，蒜蓉生菜，再加一道母亲拿手的粉蒸肉，热气腾起来，像把冷空气一点点顶出窗外。
大姑吃到一半，说：“老三，你还记得小时候娘打你那回？”
父亲愣了一下，笑，说：“我哪次不得挨打？”
大姑说：“那次你偷吃半块月饼，娘打你手心。”
她笑着补了一句：“剩下那半块我塞你衣兜里，你晚上才敢掏出来吃。”
父亲也笑，笑到后来有些乱，用纸擦了擦鼻子，说：“辣椒呛的。”
吃完，大姑起身帮忙收碗，熟练地把碗盘摞得稳稳的。
母亲说：“你别忙，坐着。”
大姑说：“坐着更难办。”
这话既像玩笑，又像从多年的生意场上带回来的诀窍。
临走，大姑把收音机推回给父亲，说：“拿回家。”
父亲犹豫了一下，收了。
门口风有点凉。
大姑站在门外，说：“有空来店里坐坐。”
她又说：“我给你留了个位置，门口那把藤椅，坐着落地，还暖和。”
父亲“嗯”了一声，像把很远处的一个回应，慢慢地送回来。
她走了，脚步不快，背影比来的时候轻一些。
那晚，父亲把收音机放在饭桌旁。
吃饭就不看电视了，他把音量调小，让主持人的声音像在旁边陪着。
我看着那张借条，想把它夹在透明封套里，又想想，还是没。
它该回到那本账本里，跟蜂花香皂、鞋油和苹果待在一起，那才是它的地方。
之后几天，父亲跟我去了大姑店里。
门口藤椅果然在，椅面有一处旧裂，用透明胶粘过，坐上去不硌人。
父亲坐下，大姑给他倒水，水杯是个玻璃杯，上面印着“诚信是金”。
父亲端起来，找了半天杯沿的缺口，找不到，他笑，说：“这杯子新。”
大姑说：“杯子新，心也得常擦。”
他们不说旧事，谈最近的菜价，谈小区旁边新开的早市，谈哪家粉条筋道。
话不多，话与话之间留空隙，空隙里有风，有当年没说完的话慢慢散去。
有一次，父亲看着货架上的牙膏，说：“以前买‘中华’，两块五，舍不得多挤。”
他笑了一下，又说：“现在一排牙膏，看花眼。”
大姑说：“看花眼，挑不出坏的就行。”
他们说话像在摆弄收音机的旋钮，都在找一个能听清彼此的频道。
转眼到了初冬。
我们小区里换了新暖气，屋里暖和，窗玻璃上不像以前那样涂着霜花。
父亲把收音机放在窗台下，位子正好，阳光照到它黑壳上，发着淡淡的光。
有一天，大姑提了两袋苹果来，红彤彤的，放在门口垫子上，对我说：“我不进了，你们吃。”
我看她身上的呢子大衣，旧得发亮，但扣子擦得亮亮。
我说：“进来一会儿。”
她摆摆手，说：“等你爸走到我店里那段路不喘了，我再进来坐。”
她说的是实话，父亲有点气短，走远了就歇口气。
我看着她下楼，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
冬至那天，母亲包韭黄猪肉馅饺子。
父亲擀皮，擀得稳，像当年。
他忽然说：“明天给大姐送一盘去，趁热。”
母亲“好咧”，用方言应了一句：“这就叫日子走正道。”
我笑，说：“对，啥叫正道？饺子趁热。”
父亲也笑，说：“饺子凉了也能吃，只是没那么香。”
他停了一下，又说：“人也是。”
他是说我们这些年，冷了又热，热了再冷，直到找回热度。
过年，我们去大姑店里贴春联。
春联是父亲写的，毛笔是他从老抽屉里翻出来的，墨汁还是那瓶“英雄”，瓶口有墨皮。
他慢慢写，“人和年丰”，“家和事顺”。
字写得不齐，却厚实。
贴上去的时候，风把纸角掀起来，父亲用手掌抚了两下，纸就服帖了。
大姑看着上联，笑，说：“这字像你，磕磕绊绊。”
父亲说：“磕过才知道哪儿要抹平。”
那天客人多，店里有个小姑娘跟她奶奶来买铅笔，小姑娘看见收音机，问：“这是什么？”
大姑说：“小收音机，老朋友。”
小姑娘戳戳，说：“能放歌吗？”
父亲把旋钮一拧，正巧放到了一首老歌，旋律朴素。
小姑娘听了两句，笑，说：“不如手机。”
我们都笑，无意里，谁都没有觉得被时代落下，因为每个人手里都握着自己的东西，该响的响，该安静的安静。
春天来了，槐树抽芽。
我偶尔翻那本账本，账本里新夹了一页纸，是我写的，写着“二零二四年，送苹果两斤，收饺子一盘，收音机响”。
这不是账，是记日子的方法，让心有个地方落笔。
清明前，天气潮。
父亲在阳台擦收音机，用一块旧手绢，角上绣着一个字，是“福”。
那是母亲年轻时的绣法，针脚密。
父亲边擦边说：“这玩意儿，陪了咱多少顿饭？”
我说：“不少。”
他笑，说：“有它，桌上不冷。”
他又说：“人啊，别一下子把话说满。”
这话像是说给我的，也像是说给他自己。
一个周末，我们一起去老家看望姥姥的老邻居。
老邻居八十出头，见着父亲，拍着他胳膊，说：“你小时候追你姐跑得欢，绕那棵槐树一圈又一圈。”
父亲笑，说：“那时腿脚利索。”
大姑接过话：“现在心里也该利索。”
她说完，轻轻看父亲一眼，像过了一道小小的桥。
回来的路上，父亲骑在我的电动车后座。
风从脸边刮过去，他忽然拍了拍我肩，说：“找个日子，我给大姐把柜子修修。”
我回头看他，他眼睛里有亮亮的东西，不是泪，是认真。
我说：“好。”
第二天，父亲带上工具箱去了大姑的店里。
那工具箱是铁皮的，绿漆掉了半边，边角被岁月磨得圆润。
他蹲在门口，一点点把柜门的合页卸下，重新打眼上螺丝。
太阳斜着照在他背上，他背微微弓着，像一座小山。
大姑在旁边递螺丝，递螺丝刀，手里捏着一块抹布，随时把木屑抹掉。
附近的邻居走过，打招呼：“又自己搞？”
大姑笑，说：“能自己动手，就不麻烦人。”
父亲咧嘴笑，没多话。
这场面，安稳，像旧日的院子里，小孩子搬小板凳看大人修东西。
傍晚，柜门合上了，开合顺滑。
大姑说：“行，稳。”
父亲用方言说：“中，中。”
他又说：“啥事儿稳了，心才稳。”
他们相对一笑。
那天回家，父亲一路没说话，到了楼下，他突然对我说：“其实那年，怪我没把话说明白。”
他挥了挥手，像赶走一团看不见的雾。
我没插话。
有些认错，不需旁白。
夏天到了，槐花开。
母亲用槐花蒸了槐花米饭，掰开来一股清香，我给大姑拎了一碗过去。
她端着碗说：“这味儿，小时候的。”
她舀一口，点头，说：“香，喂人心。”
她抬眼说：“小宁，你爸这些年也不容易。”
我说：“您也不容易。”
她笑，说：“容易的日子也有，站在阳光里那会儿容易。”
她又说：“不容易的，也过来了。”
我看着她手背上的青筋，细细密密，像一张旧网。
那天我们说了许多散碎的事。
她说某家老顾客孙子上学了，她给孩子送了一支笔。
她说隔壁的铺子换了老板，新老板干事厚道，街坊都愿意去。
这些小事，像小钉子，把她的日子钉得结结实实。
中秋前夕，父亲把收音机擦得亮亮。
他说：“等会儿听一段评书，吃月饼。”
母亲笑，说：“先吃饭，再评书。”
我看着桌上的月饼，五仁的，外壳金黄。
父亲掰了一个，递给我一半，说：“别像小时候，藏着掖着。”
我接过，想起大姑讲过的那半块月饼，心里暖。
月光从窗外洒进来，落在收音机上，像给它披了一件薄薄的银纱。
我们吃过饭，坐在窗边，收音机里传来一段评书，讲的是“人活一世，知错能改，难能可贵”。
父亲“嗯”了一声。
那“嗯”，像是对过去的一次回应，对将来的一次叮嘱。
国庆那几天，街上挂满小旗，小区新栽的桂花开了。
大姑来我们家串门，带了一盒桂花糕。
她站在门口，先在门垫上蹭两脚，像旧习惯。
母亲把桂花糕切开，一块块摆在盘子里。
父亲给她倒水，还是搪瓷缸。
她笑，说：“这缸子，我认得它的缺口。”
她把杯口转到另一边，喝了一口，微微眯眼，说：“温度正好。”
那天我们没有谈那年的事。
谈的是今天的晴好，谈的是明天可能的风。
有时候，放下不靠宣告，靠一桌子饭和一杯温水。
冬天来得比往年早一些。
天一冷，家属院里又有人烧蜂窝煤，空气里飘着熟悉的味道。
我们家还是用暖气，屋里暖和。
父亲把那本账本从柜子里拿出来，翻了一页，又一页。
我看见他把新的一页上写上了两行字：“腊月初八，送桂花糕一盒，收橘子六个。”
他的字稳了许多。
他放下笔，说：“写下来，踏实。”
我说：“嗯，踏实。”
腊月二十三，小年。
母亲炸了丸子，热油冒泡，丸子在锅里翻滚，咬一口外脆里嫩。
我装了一盒，拎去大姑那边。
她没在店里，是她的老伙计看店，说：“大姐回家熬糖稀。”
我坐在藤椅上等了一会儿。
街上有风，吹得玻璃门轻轻响。
大姑回来的时候，脸上冒着汗，手里提着一袋麦芽糖。
她看见我，笑，说：“你来得巧。”
她把糖稀放在柜台上，打开袋子，香味一股脑儿蹿出来。
我说：“给你送丸子，趁热。”
她接过去，揭起盖子，热气熏上她的脸，她眯了眯眼，说：“这热气，像过节的气。”
我们一起吃了几个。
她忽然说：“小宁，你爸写字板还留着不？”
我说：“留着。”
她说：“等过了年，让他给我写‘诚信’俩字。”
她笑，说：“挂柜台上，天天提醒自己。”
我心里一动。
我说：“好，这两天我就让他磨墨。”
回家路上，天色暗下来，街灯一盏盏亮起。
我拎着空盒子，心里觉得，这一路的灯，像一面一面的小旗，替人挑亮了路。
除夕那天，家里忙得脚不沾地。
母亲洗菜切菜，父亲择葱剁蒜，我负责端盘子。
电视里放着热闹的节目，收音机里却播着天气预报。
主持人说：“明天多云，西北风二到三级，气温缓慢回升。”
父亲“嗯”了一声。
他又说：“明天把‘诚信’写了，送大姐去。”
第二天一早，他铺开毛边纸，磨墨，蘸笔，写了两个字。
字不匀，却有骨力。
墨未干，他就端着纸，站在阳台上吹风。
阳光照在纸上，墨色润亮。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行。”
中午，我们一起把字送去了。
大姑接过字，笑，笑得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她找来一只旧相框，把字夹进去，挂在柜台后，正中。
她退后两步，看一眼，说：“就该在这儿。”
她又说：“看着它，心里稳。”
店里来了一位老顾客，抬眼看见那两个字，点点头，说：“好。”
我们站在一旁，心里像被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按住了，安。
年后，城市的风换了方向。
街上店铺开门的声音，像一串接一串的旋律。
父亲有时一个人过去，在藤椅上坐一会儿。
他看着门外的行人，看着天上的云。
大姑端水给他，递一包瓜子。
他们不说太多话，只在必要的时候说必要的句子。
我偶尔过去，站一会儿，看他们两个在一起，不急不缓。
有一次，大姑从柜台下面翻出一摞旧相片。
她拿着给我们看。
相片里有四五十年前的院子，土路，木门，院里一只鸡，墙角一只破瓷盆。
有一张是父亲和大姑一起站在槐树下，父亲穿着蓝棉袄，大姑扎着辫子，笑得露出一排整齐的牙。
照片边缘已经卷起来，像时间把它卷着，卷着又放开。
父亲看了很久。
他说：“这树还在，老了。”
大姑说：“咱也在，稳了。”
他们又笑。
这笑，轻，稳，像新修的路，过车不颠。
我把那张照片用手机拍了下来。
我想印出来，放进我们家的相框。
我还想在相框后写一行字：“一九九×年槐树下。”
我想让这行字提醒我，提醒将来的孩子，家是什么。
后来，大姑给我发过一条短信，说：“小宁，帮我给你爸说一声，我翻出了他小时候的一张奖状，改天给他送去。”
我回：“好。”
短信发出，屏幕亮了一下，像有人在远处点了一盏小灯。
我没跟父亲说。
我想等她亲自拿来，亲自说。
有些话，还是要当面说，才算真正放下。
一天傍晚，西边的天红了一片。
我去楼下取快递，远远看见大姑慢慢走过来，怀里夹着一个旧牛皮纸筒。
她抬眼看见我，笑，说：“正好碰上。”
我们一起上楼。
父亲在屋里调收音机，指针在刻度之间滑来滑去，发出“沙沙”的细响。
大姑把牛皮纸筒递给父亲，说：“你看。”
父亲打开，慢慢抽出那张奖状。
奖状的边框花纹是老式的红绿相间，正中写着“学习标兵”，落款是某某小学，一九七×年。
父亲用手指轻轻抚过自己的名字，像抚过一段旧时光。
他长出一口气，说：“这玩意儿，哪儿找出来的？”
大姑笑，说：“柜子底，压着一叠报纸。”
她补了一句：“我不舍得扔。”
父亲点点头，说：“你这人，认东西。”
他顿了一下，说：“认人也认。”
大姑笑，说：“那当然，认家。”
母亲把热水端来，放在桌角，蒸汽在光里一层一层往上走。
父亲把奖状摊在桌上，压平，用一本旧词典按住四角。
他坐下，听收音机，手却不自觉地在奖状边上轻轻拍了拍，像拍一只乖巧的小兽。
我看着这桌上的几样东西，搪瓷缸，收音机，账本，奖状，突然觉得它们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线，互相拴着，拴着我们一家人一呼一吸的日子。
我在心里说了一句：“稳。”
之后的日子，过得实在。
父亲偶尔提起那年的分房，不再紧绷。
他说：“人啊，记得多，心就重了。”
他说：“该记的记，不该记的，放下。”
母亲笑，说：“放下是本事。”
大姑在店里的“诚信”两字，渐渐被阳光晒得温润。
有一天，一个年轻人进来买东西，抬眼看见那两个字，问：“这字谁写的？”
大姑说：“我弟。”
年轻人点头，说：“写得有劲。”
他又说：“看着心里踏实。”
大姑笑，说：“那就好。”
她收钱找钱，动作利落。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很静。
我想起小时候大姑打算盘的样子，噼里啪啦。
我想起父亲在车床边的样子，袖口一卷，刀头一亮。
我也想起我自己，站在这年代里，手里拿着手机，却越来越喜欢那些会“沙沙”响的东西。
我知道这些喜好不是逆时代，而是拾回心里的秤砣。
日子到了夏末。
一场雨把空气洗得清亮。
槐树叶子被冲得发亮，路面上有散碎的光。
我在阳台晾衣服，父亲在桌前写字。
他练了几页“稳”字，又写了几遍“和”。
他写完，叹了口气，说：“写字像做人。”
他看着我，说：“先把笔按住，再提起。”
我点头。
心里忽然觉得，过去那些拧巴的时刻，都在慢慢往下沉，沉到河底，变成石头，石头托得起水，水就平了。
中秋之后，我们去看望了几位老邻居。
她们说起当年家属院里的趣事，说起谁家门口晾的被子被雨淋湿，谁家孩子在院里打弹球。
父亲说：“转眼都过去了。”
大姑说：“好在都记着。”
她又说：“记着的，不只是人，是那份心气。”
回来的路上，风里有桂花香。
父亲突然说：“哪天我们把老家的那棵槐树再去看看。”
大姑“行”了一声，干脆。
又过了几天，我们真的去了。
老家的院子已经翻修，砖墙新，门也换了。
槐树还在，树干更粗，树皮裂得更深，像一张皱巴巴却有故事的脸。
父亲把手放在树皮上，静静站了一会儿。
大姑也把手放上去，两只手隔着树皮，像隔着许多年的事，彼此靠近。
我站在旁边，忽然觉得心里有一股暖潮，一层一层涌上来。
路边有人走过，回头看了一眼，笑着说：“这树，老得有福气。”
我们也笑。
我们都知道，不是树有福气，是人有耐心。
我们从树下回到街上，去了一家老店吃面。
面还是那种宽面，浇头是炸酱，香得正好。
父亲夹一筷子，吹一吹，说：“烫，慢点。”
大姑说：“慢，稳，香。”
我们谁都没有提起那年的雨天，那扇塑料布帘，那句“算了”。
所有的话，都已经被日子说过了。
晚上回到家，收音机里播天气预报。
主持人说：“明天多云转晴，东南风，气温平稳。”
父亲“嗯”了一声。
他把收音机音量调小，放在桌角。
他看着我，说：“人要走走亲戚，别让路荒了。”
我点头。
我说：“记住了。”
他笑，说：“记住就行。”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许多年的路，从这“嗯”里，重新连上了。
窗外的风静下来，绿萝叶子轻轻摆一下，像向我们点头。
那本账本，安稳地躺在抽屉里。
借条夹在第七页。
收音机在桌上轻轻发着热。
搪瓷缸沿口的缺口还在，像一只不合时宜的小月牙。
它们都在，它们互相看着，彼此证实。
我把灯关小了一格。
屋子里的影子就温和了一层。
我听到父亲的呼吸平稳，母亲在厨房里刷碗发出细细的响，大姑的脚步声在走廊里越走越轻。
我忽然觉得，这就是答案。
答案不喧哗，不夸张，像一盏小灯，把每个人的脸照得刚刚好。
第二天清早，阳光照在窗台。
我给收音机擦了一遍，又给搪瓷缸换了开水。
我把账本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写上了一行字。
我写：“今日无事。”
我写完，又在下面加了一句。
我写：“很好。”
收音机里，音乐起。
父亲在阳台浇花。
母亲在厨房煮粥。
我坐在桌边，笔在指间打了一个小小的圈。
电话忽然响了一声。
我拿起来，是大姑发来的消息。
她说：“今天早市的韭黄新鲜。”
她又说：“我给你爸留了一把。”
我回：“知道了。”
我加了一句：“谢谢。”
我放下电话，笑了。
我知道父亲听见了，但他没有转身。
他只说了一句：“嗯。”
那“嗯”，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回来，落在我们的桌上，安安生生。
来源：小马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