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能在武庙享受祭祀？看看你喜欢的武将在不在

摘要：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朝廷发布诏令，在长安、洛阳以及天下各州修建太公庙，主祀姜太公，以张良配享，并从历代名将中选取10人，按照文庙十哲之例祭祀，选择的标准是“功成业著，弘济生人者”。自此，武庙（此时还叫太公庙或太公尚父庙）正式列入国家祭祀典礼之中。

武庙是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姜太公以及历代名将的场所，因为姜太公曾被唐肃宗追封为武成王，所以祭祀他的庙就被称为武成王庙，简称武庙。

姜太公，又称姜尚、太公望，他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姜子牙，被后人尊为“兵家始祖”。唐朝之前，对姜太公虽然有祭祀，但是总体上脱离不了家庙祭祀的范畴。

姜太公

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朝廷发布诏令，在长安、洛阳以及天下各州修建太公庙，主祀姜太公，以张良配享，并从历代名将中选取10人，按照文庙十哲之例祭祀，选择的标准是“功成业著，弘济生人者”。自此，武庙（此时还叫太公庙或太公尚父庙）正式列入国家祭祀典礼之中。

唐玄宗之所以设立武庙，是因为当时唐朝承平日久，加上科举选官制度日渐受到推崇，整个社会风气逐渐重文轻武。而他面临的现实情况却是，府兵制崩坏，国家面临外族的不断侵扰，边患严重。因此，他想通过设立武庙，体现文武并重之意，以抬高武人的社会地位，提倡尚武之风，激励武将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

唐玄宗

不过，最后选取了哪10个人从祀，史书没记载。直到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朝廷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太公庙或太公尚父庙更名为武成王庙，并下令相关祭典与文宣王庙（文庙）相同，还要按照文庙的亚圣及十哲的例子，选取古今名将10人从祀武庙。唐肃宗进一步抬高了武庙的地位，是因为当时唐朝正处于安史之乱，他希望以此激励将士平定叛乱。

这时候这10个人才明确，姜太公的左边是：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勣，右边是：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这就是著名的武庙十哲。其中张良地位最高，作为亚圣配享。

张良

现在很多人都对此感到奇怪，武庙十哲中其他九人都是亲自领兵、指挥征战的名将，有些人更是军功卓著，名动天下。而张良却很少亲历战阵，他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一个军事谋臣类的角色，尤其是和与他同时代的韩信相比，这种差别就更明显了。汉高祖刘邦对他们两个有过不同的评价，说张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韩信则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

那他为啥还会入选十哲，并且成为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呢？关于这点，史书中并没有留下直接的相关记录。但是根据现存史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测。

武庙十哲的设置根据的是文庙十哲，文庙十哲都是孔子亲传弟子中的佼佼者，其中地位最高的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得意弟子。然而姜太公的亲传弟子是谁呢？不知道，也许没有。也许有，但史书没记载。

这怎么办？《史记》里记载了张良得到了相传是姜太公所著的《太公兵法》，时常学习，并且凭借这个兵法经常向刘邦建言献策，辅佐其夺取了天下。因此，当时的人想必是认为张良传承了姜太公兵学衣钵，以他是姜太公的弟子的身份来看待他的，所以将其选入十哲，居于亚圣之位。

从武庙十哲的人选，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选择标准，不仅只是看在军事实践上的成就，还有就是军事理论上的成就，比如田穰苴和孙武，虽然也曾亲自领兵征战，但是其军功并没有那么突出，然而他们却分别著有《司马穰苴兵法》与《孙子兵法》，对后世军事家影响深远，所以他们也被选入了。

武庙十哲之一的诸葛亮，是唯一一个同时入选文庙、武庙、历代帝王庙的人，在皇帝和众多大臣看来，诸葛亮文武兼备、出将入相、忠贞不二，兼具多种品德，简直是完美臣子的化身、做人的典范。

诸葛亮

到了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朝廷又选取了历代名将64人从祀武庙，这就是武庙六十四将。大家可以看下这个名单，相比于文庙从祀人员，对武庙中的这些人就比较熟悉了。

范蠡、孙膑、廉颇、王翦、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禹、贾复、寇恂、马援、皇甫嵩、张辽、关羽、周瑜、陆逊、羊祜、王濬、谢玄、慕容恪、檀道济、王僧辩、慕容绍宗、宇文宪、韩擒虎、史万岁、尉迟敬德、苏定方、张仁亶、王晙、王孝杰。

管仲、田单、赵奢、李牧、彭越、周亚夫、卫青、赵充国、吴汉、冯异、耿弇、段颎、邓艾、张飞、吕蒙、陆抗、杜预、陶侃、王猛、长孙嵩、王镇恶、吴明彻、斛律光、于谨、韦孝宽、杨素、贺若弼、李孝恭、裴行俭、郭元振、张齐丘（李光弼）、郭子仪。

按照《新唐书》里的记载，武庙“六十四将”里有张齐丘，没有李光弼，但是《唐会要》里没有张齐丘，而有李光弼，不太清楚是咋回事。不过，有一说一，论军功和战绩的话，张齐丘是绝对没办法和李光弼比的。唐朝能平定安史之乱，除了靠郭子仪外，另外就是靠李光弼了。

李光弼

唐朝入选了10位，是历朝历代里从祀武庙名将最多的朝代，其意图很明显在于是鼓励本朝武将。虽然有偏袒本朝之嫌，但是这里面的很多名将确实是拿得出手的。

此时，武庙的地位在唐朝达到了顶峰，也是在中国历史上的顶峰，无论是从遍布天下各州的武庙数量来看，还是可与文庙比肩的祭祀礼仪来看，抑或是阵容强大的从祀人员，都是空前绝后的。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中央朝廷用时7年多才最终将其平定，但是自己也损失惨重。而且安史之乱虽已平定，却导致了地方藩镇坐大，此后一些藩镇甚至还举兵叛乱，这使得朝廷上下对武将群体逐渐产生了戒备心理。而且由于武庙地位的不断提高，已经取得了和文庙一样的地位，这也导致了文臣群体的不满和警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武庙自然也就受到了影响。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有大臣上奏说，当初以古今名将10人配享武庙，如同文庙的相关制度一样。姜太公在古时候是大贤人，并不是圣人，现在却用亚圣来配享他，这不合乎礼义。况且文庙十哲都是孔子当时的亲传弟子，而武庙十哲却与姜太公不是同时代的人，显得不伦不类，名实不符。因此请求去掉武庙的名将配享制度，以及亚圣和十哲的称呼。自此以后，武庙只祭祀姜太公和张良。

两年后，朝廷中又有很多大臣认为姜太公只是周朝的臣子而已，现在祭典中的一些礼仪太过了，一味尊崇，没有君臣之礼。而且姜太公的功业德行无法与孔子相提并论，因此武庙的礼仪怎么能和文庙一样呢，建议降低规格。

还有大臣在此基础上，建议取消姜太公的武成王的王号，改回为齐太公庙。更有甚者竟然说，姜太公本来是商朝的臣子，看到商纣王暴虐不仅不劝谏，反而辅佐周武王推翻了他，这样的人却如此受到尊崇、立庙祭祀，这不是让其他人去学他吗？这让那些忠贞不二、坚守节操而死的人作何感想呢？因此建议取消武庙，按照唐太宗时的样子，在磻溪（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置祠祭祀姜太公即可。

说实话，这就有点过分了，完全忘了儒家的亚圣孟子当初的教导了。当初齐宣王问孟子，武王伐纣不是以臣弑君吗？这也可以吗？孟子怎么说的？“破坏仁德的叫作贼，败坏道义叫作残，残贼之人被称为独夫。我只听说周武王诛杀了独夫民贼商纣王，没有听说周武王弑君。”这怎么到了这些唐朝文臣的口中就说姜太公不忠诚了，那要是按照这种理论推导，唐朝建立的合法性恐怕也有些问题吧。

这种比较极端的思想，反映的是一些文臣的心态变了，他们对武将的忠诚愈加重视，原因是受现实刺激了。安史之乱就不说了，唐德宗在位期间发生的四镇之乱和泾原兵变，不仅地方藩镇叛乱，连原本忠于中央的军队也叛变了，致使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朝廷上下对军人、武将群体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增强，所以他们就要降低甚至取消武庙的祭祀地位，以打压和贬低武将群体，只不过这里面有些人比较温和，有些人提出的办法比较极端。

朝廷中的武将群体自然对此表示反对，不同意贬损武庙，可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声音显得比较微弱。唐德宗最后选择了温和的意见，将武庙祭祀礼仪规格有所降低，其他制度不变。

到了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此时唐朝已经迁都洛阳了，朝廷下令在洛阳重新选址建造武庙，恢复太公祭祀和武庙的配享制度，供奉十哲。

两年后，唐朝灭亡，取代它的后梁曾一度废除了对武庙从祀人员的祭祀。不过很快就被之后的后唐恢复了。总体而言，武庙祭祀制度、从祀人员在五代时期没有什么变化。

到了北宋时期，武庙从祀人员发生了变化。宋太祖赵匡胤亲临武庙参观时，看到从祀人员里有白起，很不满意，说白起屠杀投降之人，太没有武德了，下令把他从武庙中剔除。这时又有大臣上奏，认为王僧辩不能善始善终，也不应该纳入从祀之列。于是宋太祖下诏，命人重新审核武庙从祀诸将，并要求以功业始终无瑕疵为标准。

宋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新名单出来了，他们在唐朝武庙从祀人员的基础上，删除了22个人，增加了23个人，这次变动是武庙历史上从祀人员变动最大的一次。

删除：吴起、孙膑、廉颇、韩信、彭越、周亚夫、段纪明、邓艾、陶侃、关羽、张飞、杜预、慕容绍宗、王僧辩、吴明彻、杨素、贺若弼、史万岁、李光弼、王孝杰、张齐丘、郭元振。

增加：灌婴、耿纯、王霸、祭遵、班超、王浑、周访、沈庆之、李崇、傅永、段韶、李弼、秦叔宝、张公谨、休璟、浑瑊、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葛从周、周德威、符存审。

宋太祖在看过这个名单后，要求为管仲塑像，放在武庙堂上，而把吴起进行画像放在庑下。什么意思？其实是把管仲的从祀地位提高了，他之前是武庙六十四将之一，现在成了十哲之一了。吴起原先是十哲之一，现在降为了六十四将之一。

吴起

经过这轮调整，武庙十哲就剩下了8位：管仲、田穰苴、孙武、乐毅、张良、诸葛亮、李靖、李勣。

武庙六十四将这时候就变为了68位：范蠡、王翦、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禹、贾复、寇恂、马援、皇甫嵩、张辽、周瑜、陆逊、羊祜、王濬、谢玄、慕容恪、檀道济、宇文宪、韩擒虎、尉迟敬德、苏定方、张仁亶、王晙、田单、赵奢、李牧、卫青、赵充国、吴汉、冯异、耿弇、吕蒙、陆抗、王猛、长孙嵩、王镇恶、斛律光、于谨、韦孝宽、李孝恭、裴行俭、郭子仪、吴起、灌婴、耿纯、王霸、祭遵、班超、王浑、周访、沈庆之、李崇、傅永、段韶、李弼、秦叔宝、张公谨、休璟、浑瑊、裴度、李光颜、李愬、郑畋、葛从周、周德威、符存审。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当时的北宋君臣在从祀标准里加入了或者说更加看重道德因素，从祀武庙的名将不仅要看武功还要看武德，甚至武德比武功更重要。白起因为杀降，吴起因为私德不好（杀妻、母死不归、贪而好色）、韩信因为反叛，都被踢出了十哲之列。六十四将里有不少人也是因为德行问题，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在功业上有瑕疵，所以被踢出从祀之列。

韩信

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后，北宋君臣相比于唐朝中后期的君臣，对武将群体的戒备之心更强了、更加不信任，朝廷大力提倡文治、提高文人地位，而抑制武人势力。武庙从祀人员的这次大变动，就是当时大背景下的产物。

这个名单出来之后，就有大臣表示反对，认为这些名将那都是人雄，人无完人，谁还没点缺点啊，就连周公、孔子，也不是尽善尽美的。现在吹毛求疵，仅仅因为人家的一点小缺陷，就否定人家的大功劳，把人踢出武庙，太苛责了。要是以此为标准的话，有多少人能从祀武庙呢。

但是，这种意见没被接受。

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朝廷将郭子仪从六十四将升入十哲，他留下的位置由唐朝后期的名将李晟补上。

郭子仪

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朝廷废除了宋太祖乾德元年时对武庙从祀人员所做的变动，恢复了唐朝时的旧制。

到了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朝廷将武庙从祀人员中没有封爵的人，全部封以侯、伯的爵位。《宋史·礼志》列出了此时的武庙从祀人员，和唐朝时期的武庙从祀人员相比，有所变动。

不过，就目前的史料记载而言，无法确定是此次所做的变动，还是此前宋仁宗那次恢复旧制时所做的变动，就是并没有完全按照唐朝的名单从祀，而是稍微变化了一下。当然，也不排除是中间一些皇帝做了变动，但是史书没记载。

张良从十哲中抽了出来，单独配享姜太公，地位最高。而十哲增加了管仲、范蠡、郭子仪，删除了白起、吴起。

具体名单：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

十哲的变动，除了范蠡外，看来还是遵从了宋太祖时期的变动。

而武庙六十四将这一层级的从祀人员，相比于唐朝，变为了61人。增加了3个人：白起、吴起、李晟，其中白起、吴起是从十哲降为了武庙六十四将，李晟是宋太祖时期选入的。删除了6个人：管仲、范蠡、郭子仪、檀道济、长孙嵩、慕容绍宗，其中管仲、范蠡、郭子仪升入了十哲，檀道济、长孙嵩、慕容绍宗这三个人是啥时候被删除的，以及因为啥被删除的就不清楚了。

具体名单：白起、孙膑、廉颇、李牧、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禹、冯异、吴汉、马援、皇甫嵩、邓艾、张飞、吕蒙、陆抗、杜预、陶侃、慕容恪、宇文宪、韦孝宽、杨素、贺若弼、李孝恭、苏定方、王孝杰、王晙、李光弼、吴起、田单、赵奢、王翦、彭越、周亚夫、卫青、赵充国、寇恂、贾复、耿弇、段颎、张辽、关羽、周瑜、陆逊、羊祜、王濬、谢玄、王猛、王镇恶、斛律光、王僧辩、于谨、吴明彻、韩擒虎、史万岁、尉迟敬德、裴行俭、张仁亶、郭元振、李晟。

还有一点，前面说了，按照《新唐书》里的记载，武庙“六十四将”里有张齐丘，没有李光弼，但是《唐会要》里的记载，没有张齐丘，而有李光弼，显然宋朝选择的是有李光弼的这种记载。

通过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宋朝武庙的祭祀体系仍然是以文庙为标准的，仿照文庙设立了亚圣、十哲、61名将，加在一起是72人，孔子弟子中有贤人七十二，他们从祀文庙，那这武庙的72人就相当于是姜太公的七十二贤人弟子，从祀武庙。

此时与北宋并立的辽朝，史书上没有其建立武庙的记录。

到了南宋时期，武庙从祀人员又发生了变化。此时由于中原被金朝占领，宋朝偏安江南，因此它在临安重建了武庙，并于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恢复了对武庙的祭祀。

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在大臣的建议下，宋高宗将韩信从武庙十哲降为了武庙六十四将，而将位于武庙六十四将的赵充国，升入了十哲。赵充国是西汉名将，北抗匈奴，西平氐、羌，立下了赫赫战功。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 ，李勣从十哲降为了六十四将，而位于六十四将的李晟则升入了十哲。原因是在宋高宗时期有大臣指责李勣 “邪说误国，唐祀几灭”，而李晟有再造唐朝王室之功，建议这么干。

李勣

这里提到的李勣 “邪说误国，唐祀几灭”，指的应该是当初唐高宗想废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其中褚遂良作为顾命大臣，态度非常坚决。唐高宗就此询问李勣的意见，说这可咋办？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呢。于是唐高宗最终废王立武，后来武则天一步步掌握了朝政大权，并一度取李唐而代之。这位大臣认为李勣对此必须要负责任。

同年，宋孝宗下令选择本朝名将从祀武庙，最后选中了北宋开国名将曹彬。宋朝名将不少，为啥会选中曹彬呢？除了战功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道德因素，曹彬在平定江南的时候，约束部下不得杀掠，他为人宽仁、谦逊礼让、谨言慎行，不居功自傲，不违反朝廷旨令，是一名十分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武将。

因此，武庙在宋朝基本上成为了文庙的附庸，它的入祀标准、祭祀体系等都深受文庙影响。当初唐朝建武庙的时候就是仿照文庙设立的，只是这种情况在唐朝表现得并不严重，到了宋朝，在宋朝崇文抑武、打击武人势力的大背景下，武庙的这种独立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与南宋对峙的金朝也建有武庙，在金章宗时期，泰和六年（1206年），朝廷下令在中都（今北京）建武庙，其祭祀制度和唐朝一样。金朝这时候建武庙与金章宗脱不开关系，他是金朝汉化最深的一位皇帝。

第二年，有大臣上奏，请求将本朝开国创业的功臣选入武庙从祀。于是以完颜宗翰配享姜太公，他的地位和张良一样，把管仲的祭祀地位降低，又将完颜宗雄、完颜宗望、完颜宗弼（金兀术）等人放在姜太公左右，而将韩信等人踢出了殿内，放在了两庑（就是正殿两侧的房子）祭祀，相当于是降低了他们的祭祀规格，又把王猛、慕容恪等二十多人踢出了武庙，增加了金朝的将领完颜斜也等人。

至于具体的人员变化，金朝到底增加了多少人，都有谁，剔除了哪些人，这样一个准确的名单，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只是粗略地说了一下变化。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为躲避蒙古入侵，金朝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于南京重建武庙。

到了元朝，对于武庙的祭祀，朝廷只祭祀姜太公和武庙十哲，其他从祀诸将，不再祭祀。可以看出，武庙的地位在一步步降低。

到了明朝，武庙就迎来了它的终结者——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年（1387年），礼部官员上奏，请求和前代一样，建武庙，祭祀姜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