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部电视剧叫《亮剑》，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里面的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之一，就是父亲的老部下、南京军区的王近山将军。

作者：许华山

患难战友情

有部电视剧叫《亮剑》，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里面的主人公李云龙的原型之一，就是父亲的老部下、南京军区的王近山将军。

王近山绰号“王疯子”，在战争年代是父亲手下的得力战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世纪60年代，由于“作风问题”他受到开除党籍和降职处分，被下放到农场工作。

王近山所在单位的人们对他比较敬重，行事也讲道理，因此“文革”中没有折腾他，反而还很同情这个为人民打天下多处负伤的老红军。当地领导经过调查摸清底细，认为以前对王近山处理得太重了，就帮助他写了申述材料。

材料有了，怎么往上送呢？

王近山想到了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的老上级许世友，便辗转把申述材料寄给了父亲。王近山在那封信里主要并不是讲自己有多么冤屈，而是讲他岁数不大、身体还好，梦中都想再度成为军人，跟父亲重上战场、为国立功！

王近山照

父亲收到信后心情很沉重。与此同时，父亲还收到另一位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周志坚将军的信，情况大致相同。父亲一直记挂着这件事。

正巧，在北京开会时，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到了准备打仗，还谈起老同志犯错误问题。父亲见机会来了，立刻进言说：主席啊，有几个战争年代很能打仗的人，现在日子很不好过，请主席过问一下。

毛主席笑着问：“这几个人是谁啊？”父亲马上报上王近山、周志坚二人的名字，说：“他们虽有错误，但处理太重，应该恢复职务，给予工作机会。”

毛主席又问：“让他们到哪里工作呢？”

父亲赶紧答：“他们两人我都要！”

毛主席问康生：“许世友同志想要这两个人，是不是给他呀？”

1967年秋，王近山在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家门口（万仲翔 摄）

1967年秋，王近山在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任副场长，和知青万伯翱（左1）等人在王家住宅前合影（万仲翔 摄）

康生说：“他们两个都被开除党籍了，不是党员怎么回部队当领导嘛。”

父亲话接得很快，马上说：“江苏、安徽两省都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到生产建设兵团过渡一下，恢复党籍之后，再调军区机关，视情况安排相应工作。”

毛主席吸着烟微笑了，陷入沉思……

三个月之后，王近山就接到通知：到南京军区报到！

父亲特意让王近山的两位老部下肖永银和尤太忠将军亲自去火车站接站。

王近山下车时，手里拎着几只老母鸡和大包小裹的土特产，后面跟着老婆孩子，一家人完全像走亲戚的老农。其贫寒之状，简直令人不敢相信眼前这人就是那个英俊潇洒、曾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青年将领。

王近山来到南京军区的AB大楼，父亲早早在此等候为他摆酒接风。那次欢迎宴上，王近山哭得像个孩子……

又过了一年，王近山将军的党籍恢复了，就任南京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依照父亲的安排，分管作战。

我记得王近山刚到南京一个星期吧，那天下午我回家时，见到他陪父亲在院子里散步。父亲见到我高兴地说：“过来见见，这是你王近山叔叔。华山啊，今天你要好好敬他一杯酒。”

在晚餐时，我依照父亲吩咐敬了王叔叔一杯酒。一杯刚尽，没想到王将军竟然说：“来来，我们连干三杯！”

我当时真没想到会这样，因为到我们家里来的客人，从没有这么主动提出连干三杯的。

父亲说：“干！”

我喝完那三杯酒，觉得嗓子火烧火燎的。

两天后我在李文卿办公室里见到了王将军的儿子曼曼，他正跟李文卿讲：“我爸爸根本不会喝酒，前天晚上回去后吐到半夜……”

我当时就明白了，王将军豪爽义气，那三杯酒，是他表达感情的方式。

后来八大军区对调，父亲到了广州军区。这期间王近山将军因病住院检查，诊断是胃癌。父亲非常挂念他，专门派当时的秘书马寿生到南京看望他。

当时“四人帮”又在南京发起了新一轮的“倒许”运动，马秘书还要防止被太多人看到，又搞出什么麻烦。

王近山做完手术后一直在家里休息。那天马秘书去时，他正坐在床上，一看马寿生秘书就讲：“哎！马秘书，你怎么来了？”

马秘书说：“许司令听说你病了，他很关心，让我专程代表他来看看你。”听到这句话后，王将军大颗的眼泪掉下来……

马秘书回到广州向父亲汇报当时的情况，在场的人都很心酸和感动。

在王近山将军弥留之际，父亲急了：他不能让老战友按照目前这样被降贬的待遇“走了”。于是他给军委负责人又是打电话又是发电报，强烈要求恢复王近山原有待遇。

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强烈要求，也许是一次“特殊中的特殊”，中央军委赶在王近山逝世前下了命令，任命他为南京军区顾问。

1978年5月，王近山将军逝世了，追悼会开得很隆重，这件事也让那些了解内情的老干部们很感动。

“文革”尚未结束，老干部们仍然人人自危。那些日子里，父亲不避风险，不怕牵连，一次又一次向遭受迫害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干部、群众及其亲属伸出援手。

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和他的妻子被整死后，他们的8个子女都来过我们家。之后，父亲亲自安排他们参了军。

这事，还得从父亲与陶勇在无锡分手时说起。

陶勇将军回驻地，没多久就被军队造反派整死了，他的夫人朱兰阿姨也被专案组害死。父亲听到消息后，心里痛苦极了，连续好几天都不说话，茶饭不思，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沉思默想。

有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从无锡打来的电话：“老肖，你好啊，你到我们这里来玩玩吧，我们这里蛮不错的！”

肖永银接到这个电话后便心领神会，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明白，尤军长身后一定站着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果然不错，肖永银一到无锡，尤军长见他就说：“许司令找你，快去吧！”

肖永银被带到父亲的办公室，父亲见面就甩出一句话：“一定要把部队稳住！”

肖将军告诉父亲：“司令放心，坦克部队稳如磐石。”

这时父亲的心稍稍轻松了一些，然后跟他说：“听说陶勇的8个孩子在到处流浪啊，怎么办？浴血奋战一路走过来的战友就这样没有了，你是不是把他们的孩子收起来啊？把他们送去当兵，保护起来。”

肖永银将军当时就承诺，一定安排好陶勇将军的几个孩子。

后来，陶家男孩都送到了坦克部队，女孩也安排到了后方医院。当时很多被打倒的干部知道南京军区有这样一块“净土”，纷纷把自己不能保护的孩子送来。

事隔很多年，有次肖永银将军到家里来，他在院子里陪父亲散步时对我讲：“当时尤军长把陶勇同志的三个孩子转交给我时，看到这几个孩子衣服破破烂烂，面色青黄青黄的，最小的只有13岁。我虽然也算久经沙场，看见这情况，也心酸得不行啊……”

被打倒了的老干部的子女们一旦住进家里，可以说就是住进他们自己的家，父亲对他们完全视如己出。

那时，我家是军区领导和省委几乎每天开会和谈事的地方，陶勇将军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畏罪自杀”，但他的子女就在我们家里生活着，吃住都和家人一样。

李文卿担心每天来往的人多，“现行反革命”的子女和我们同在一起食宿，传出去会给首长带来负面影响，劝父亲安排这些子女住进军区招待所。

可父亲说：“就算父母有罪，子女也无罪，他们就住我这儿！”

当时，陶勇叔叔的女儿毛头，并不知道母亲朱兰阿姨已被害死了，天天想妈妈。父亲怕她心里承受不了，严肃叮嘱我们：“不许走漏风声。”

有一天毛头眼泪汪汪地跟父亲说道：“许伯伯，我昨夜又梦见妈妈了，我好想回上海看看妈妈……”

父亲安慰说：“现在太乱了，等过段时间再回去吧，你妈妈不会有事的。”

我当时在场，听了这话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赶紧跑到院子里偷偷掉泪……

事后，我还被父亲批评了一通：“真没用，这么不坚强。我要是死了，你也崩溃吗？崩溃管什么用？”

不久就有人告到中央，说父亲包庇“反革命”子女……

中央特意来人查问父亲此事，父亲告诉那人：“陶勇同志的问题还没调查清楚，不能做最后结论。就算父母有罪，也不应该罪及子女。”

在那乌云压城的年代，像父亲这样处理问题和这样讲话，是需要无畏的精神和勇气的，因为弄不好自己也会遭难，何况“四人帮”一直在找他的罪名呢。

南空的聂凤智侥幸逃脱一死，被空军送去外地“劳改”了。父亲得知后，赶紧派保卫干事去他家找他的妻儿老小。不料，聂凤智全家都已被扫地出门，连家门都给封了，到哪里去找呢？

父亲令人几番打听，都说不知搬到哪里去了。于是，父亲便命令保卫干事每天上午在聂凤智原来家的附近转悠、寻觅，暗中打听……大概持续了一个月时间，终于有个摆小摊卖烟的老人问那保卫干事为什么每天在这里转悠，保卫干事见那老人朴实，就把情况讲了一下。这位卖烟的老人悄悄提供了一处地址，保卫干事才在一处偏僻的小平房里找到了聂夫人何鸣。

父亲为了寻找旧部的亲人，竟然不得不像地下工作者一样！

父亲立刻让人把何鸣接到家中，准备了丰盛的酒宴，与母亲一起款待她。席间，父亲安慰她，说聂司令一定会回来，并向她“约法三章”：

第一，不准自杀，要坚强；

第二，聂凤智我了解，问题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第三，今后有什么困难，直接来找我，也可以找田普。

我妈妈原名叫田明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次联欢晚会上，由杨勇将军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问母亲叫什么名字，母亲回答：“叫田明兰。”

毛主席问：“是不是种田的田？”

母亲说：“是。”

毛主席讲：“那就应该是田地普遍。”

从那以后母亲就改名“田普”了。

聂夫人伴着泪水对父亲讲，先前，父亲从造反派手中把聂凤智抢出来，救了老聂一条命。后来，聂凤智又被打成“三反分子”，他们全家都跟着遭了殃，在军内外备受歧视和欺辱，她自己也被送到合肥五七干校变相“劳改”，她确实不止一次有过自杀的念头……

在危难之际，父亲还能不忘记老战友，而且这么真诚地挽救他们，如果没有这些，他们活不到今天。聂夫人认为，这不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慰藉，更是一种政治上的信任。何鸣由此感动得不得了，这件事，她一直讲了几十年。

父亲在自己的情况相对稳定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找军区空军方面的战友。父亲向中央点名要几位无辜罹罪的领导干部，除了聂凤智，还有南京空军副司令柴勇、武汉空军副司令黄经深和空军某军政委张小虹。这几位都是父亲的老部下，都是有战功的将领。

当时北京某方面只是答应了解一下，可就是拖着不办；被父亲催促急了，只得同意让柴勇、黄经深从劳改农场返回南京。

父亲提前打探出柴、黄两家抵宁的车次，立刻要李文卿带管理局、保卫部的人去接站，以免出现意外——当时，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父亲还特意派出一个警卫班，隐蔽在车站待命，随时调遣。

果然不出父亲所料，李文卿他们到站不久，南京空军方面也派人来接了。他们想把柴、黄两家接去继续“交代问题”。

李文卿走过去，强硬地告诉他们：“我是南京军区党办的李文卿，我们接人，是奉军区许司令的命令，你们就不必辛苦了。”

那些人一看这阵容、这架势，火车还没有进站就先撤走了。

事后保卫部李书和部长和李文卿谈起这事，都佩服父亲有先见之明，精细过人。如果柴、黄二人被接回到曾打倒他们的地方，不知又会遇上什么样的麻烦。

父亲交代李文卿他们去接站，自己先到AB大楼等着。他让人准备好一桌饭菜，给柴、黄两家洗尘压惊。

李文卿他们接站回来，刚一进门，柴勇和黄经深就像久别亲人的孩子，抱着父亲放声大哭。在场的人都从来没见过几十岁的人哭得那么伤心，真的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他们好一阵才收住悲声，洗把脸吃饭。边吃边谈时，谈到如何挨整挨斗，不免又伤心起来。

父亲说：“不谈这些事了，吃饭，吃饭，开开心心地吃！”

中共九大开会期间，原总长粟裕大将忽然给父亲打来一个电话。粟裕伯伯那时的处境很不好，老母亲住在南京，生活各方面都有困难，希望父亲能帮助关照一下。

父亲在电话里仍以粟总长相称，满口答应，请他放心。放下电话后，父亲就让李文卿通知军区管理局，即日起，军区就要把粟裕母亲的生活管起来，还让管理局局长王桂生立刻亲自去看看老人有什么需要。

父亲开完会回到南京，第二天又把王局长叫来问情况，并交代王局长：先给老人治病，再解决她家的其他问题。

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政委宋文都是老红军。战争年代一个失去一条腿，一个手臂致残。在“文革”中，他们为省委主要领导讲了几句公道话，被造反派告状。“四人帮”说他们是“保皇军”，是运动深入的“绊脚石”，把他们弄到北京，名为参加学习班，实则挨批斗。

父亲知道了他们的下落和情况，出面为他们讲话，说这两个人为革命流过血，一个甲等一级残疾，一个甲等二级残疾，生活自理都很困难，拉去批斗，他们怎么挺得过去？父亲的意见反映上去后，严光和宋文很快从学习班毕业，调离安徽省军区，另行安排了工作。

但是平反聂凤智的冤案，父亲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父亲多次向空军要人，空军方面一会儿讲没找到，一会儿讲没结案，一会儿又讲聂是“三反分子”不能放。

父亲在电话中对吴法宪讲：“这个人我了解，苦孩子出身，打仗很勇敢，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他的今天，他热爱还来不及呢，哪会反党、反毛主席？”

吴法宪说：“许司令啊，聂凤智自己都承认了。”

父亲一语道破：“那是屈打成招！”

吴法宪说：“那是他自己写的交代材料，如果你不相信，可以派人来拿回去看看。”

父亲派保卫部李部长进京拿材料，拿回来的不是什么交代材料，而是聂凤智读过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

给书的人说：“聂凤智的‘三反’言行都在这几本书上。”

父亲要李文卿先看。李文卿从头看到尾，未发现什么“三反”言行，书页上的眉批、旁批写的全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的心得体会。

父亲听李文卿一讲，拿去仔细地翻了两遍，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空军不放聂凤智，父亲直接找毛主席，因有林彪作梗，也没起什么作用。

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才知道聂凤智在广西一个农场“劳改”。

父亲派保卫部长去接。保卫部长到了那个农场后，农场管事的却讲：聂凤智是上面交代的要犯，他们不敢放人，放了担当不起这个责任。

父亲正在北京开会，立即找中央反映。两天后，军委同意聂凤智回南京。父亲电话指示管理局局长和总院院长去接站，说：“接到总医院先检查身体，找个地方住下来，要注意保密。”

聂凤智跳出苦海，安顿下来。父亲开完会，回到南京，马上宴请聂将军全家，庆贺他重新获得自由。聂将军为人豁达，大难不死，而且越发想得开。几杯酒落肚，脸红耳热之际，老战友互开玩笑。

父亲打趣说：“你看你，当初我叫你跟我一块去大别山，你不干，非要回去当英雄，结果当了‘狗熊’。”

聂凤智感叹：“老司令啊，你能当英雄是因为毛主席保你啊！那些老帅们哪个不比你厉害，结果怎样？”

父亲不接这个话题，只叫“喝酒，喝酒”！

父亲再问：“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聂将军说，他虽然被整得死去活来，但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强加在他头上的问题。他始终牢记一条：不能自杀，不能死，要活下去！如果自杀了，正上了他们的当。后来他被送“劳改”，每顿饭前要请罪，讽刺挖苦天天有，打骂也是寻常事，每天还要挑水。

说着聂将军端着酒杯站起来向父亲敬酒：“老司令，感谢你为我和我们家操了不少心，我全家敬你一杯！”

酒盅凌空相碰，悦耳的声响显得清亮，袅袅不绝。

聂凤智说：“不管在哪里，天底下还是好人多！我在农场‘劳改’时，就遇见了不少奇事。

一天中午吃过饭，很累，把汗渍渍的军衣搭在铅丝上晾着，准备午休起来再穿。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刚要睡着，见一个人把我的衣服悄悄摘走了。

我想，这是什么人，破军装也偷，拿就拿去吧，没管他，就睡着了。起来时一看，铅丝上仍有一套军装晾在那里，洗得干干净净，不知谁做的好事。

我穿着干净的衣服又去挑水，挑了个把小时，口渴了，拿挂在树枝上的水壶喝水，一喝，不是水，是酒。我毫无思想准备，一口就喝呛了。

休息时，掏挎包拿烟抽，一摸，有两个咸鸭蛋。

你说好人多不多？至今也不知道这些好人是哪个。”

座上有人插话：“真该好好谢谢他们。”

聂将军摇头叹道：“哪里去找哟。当时他们不肯见面，现在就更不会见了。”中国老百姓的本性真是善良。

像聂凤智这样的老将军，之所以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挺过“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难，除了多年在战场上练就的顽强意志，主要还是靠个人的坚定信念。无论个人处境多么险恶，他们始终坚信着真理和正义，相信我们的人民忠诚于真理和正义。在他们身上有忠诚、有信任、有理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一个人的信念中如能有这些做支点，那他一定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在九大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在主席台座位安排上做文章。毛主席在会前就讲过：“二月逆流”不要再提了。但林、江故意把总理和开国副主席等搞到毛主席右边坐着，他们则坐在主席左边，故意给人们造成“左派”“右派”的印象，加剧党内分裂。

会议期间，陈老总分在华东组。这位昔日叱咤风云、气冲云霄的陈老总，已被整得瘦了一圈，衣服肥肥大大的，看上去很不合体。每次华东组开会他都到得较早，在后排找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当时很少有人去和他打招呼，连当年新四军的一些老部下都对他敬而远之，唯恐避之不及。那些造反派故意冷落他，一些过去很近的老熟人迫于压力也不敢接触他，把他一个人晾在角落里。

当时周总理和父亲到会时和陈老总握手问候，希望他多保重身体。开会时，张春桥、王洪文及其喽啰们在讨论发言中不断含沙射影、恶语攻击，说他“老机（机会主义）、一贯右倾”等。

真是“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回到京西宾馆后，韩先楚将军来看他，他对老战友说起在打孟良崮战役时和陈老总的接触，陈老总那特殊的幽默风格，父亲一直记忆很深。

第二天开会时，父亲拿着两包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南京军区自己制作的毛主席像章，在会场上当众走到陈老总跟前，送到陈老总手里，还向老元帅敬了一个军礼。

父亲表达了一个军人对陈毅元帅的敬重，同时还给予陈老总一个久违的尊严。

陈老总接到礼物后，两只手握住父亲的手，激动地说：“许司令，谢谢你！谢谢你！”

来源：大肥肥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