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史书里的华夏：看他们如何用汉字书写“去中国化”的野心！

摘要：从明初到清末，越南燕行使用汉文记录了最矛盾的帝国图景——乾隆在热河行宫让中越伶人同唱“天下一家”，钦差却在长江纵容使船走私私盐；紫禁城赐宴锦缎六匹开裂，北京驿馆被盗的朝服竟需藩国自补。他们绘制使程图仿建顺化皇城，却在图纸上标注“中和殿规制欠详”；他们以“天朝皇

文/胡铁瓜

从明初到清末，越南燕行使用汉文记录了最矛盾的帝国图景——乾隆在热河行宫让中越伶人同唱“天下一家”，钦差却在长江纵容使船走私私盐；紫禁城赐宴锦缎六匹开裂，北京驿馆被盗的朝服竟需藩国自补。他们绘制使程图仿建顺化皇城，却在图纸上标注“中和殿规制欠详”；他们以“天朝皇哉皇哉”对联取悦清廷，私下却用字喃写下“防汉如防贼”。

五百年间，这些使臣借助中国教会他们的汉字，悄然完成了对中华帝国的祛魅，又一步步推动着“去中国化”的进程。

一、万里燕行路：从顺化到紫禁城的政治朝圣

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正式被纳入中国朝贡体系的核心圈层。与朝鲜、琉球不同，越南的朝贡之路充满艰辛，堪称“最漫长的忠诚考验”。使臣们从首都升龙（今河内）或顺化出发，要穿越丛林密布、地势复杂的镇南关（今友谊关）。一路上，不仅要应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防范山林中的野兽和盗匪。随后，他们再经广西、两湖、中原，最终抵达北京。这条耗时数月的旅途，不单单是地理上的长途跋涉，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与文化身份的确认仪式。

路线变迁背后的帝国治理

燕行路线在乾隆年间发生了重大转折。此前，使者大多选择沿长江水路东下，这条路线风景秀丽，商贸繁荣，但行程漫长，需经南京、山东进京，耗时近一年。乾隆后，出于对西南边疆控制力强化的考量，路线改走陆路，经河南、河北直抵北京，行程大幅缩短至40天。这一变化背后，既有着减少接待成本的经济考量，也有防范使团与江南士绅过度接触，避免滋生不稳定因素的政治意图。

但无论路线如何调整，中国对使团的礼遇始终遵循严苛规制。从镇南关入境起，“长送”（省级官员全程护送）与“短送”（州县官员分段陪同）无缝衔接。地方官员们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使臣的行程安全、舒适。每日供应两餐，餐食丰盛，必有肉食。沿途设宴时，还会安排精彩的戏曲表演，让使臣们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治七年（1868年），越南使团在广西、湖南、湖北境内，每经一地必享“酒三行，演戏三出”的待遇。这种程式化的慷慨，如同润滑油一般，确保了朝贡体系的顺利运转。

二、紫禁城戏台：帝王权威的戏剧化展演

燕行文献中，最具冲突性的记载，当属清朝统治者精心设计的文化表演。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越南副使潘辉益在《星槎纪行》中详细描述了一场特殊演出。奉乾隆谕旨，越南伶工身着色彩斑斓、独具特色的传统服饰，在热河行宫清音阁与中国演员同台献艺。当两国艺人用越南语对唱祝寿歌时，乾隆特意安排十名中国演员模仿越人装扮，“使观者莫辨华夷”。这场刻意模糊文化边界的演出，将“天下一家”的政治理念推向高潮，旨在向世人展示清朝的强大影响力和包容胸怀。

帝王身体的隐喻

越南使臣对清朝统治者的观察细致入微，往往聚焦于身体细节。潘辉注在《輶轩丛笔》中记载，道光帝45岁时已“牙齿尽落”。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青年时期射弩受伤，但使团通过私下打探，探得秘闻：道光不听他爹嘉庆的劝阻，执意食用太湖毒鱼，导致齿龈溃烂。这个被中国史书刻意隐去的细节，通过越南文献得以留存。同治八年（1869年），黎峻在《如清日记》中描绘了更微妙的场景——慈禧太后听戏时“正殿中间施榻壹，上施青绸帐，两宫立帐前看戏”。帘幕后若隐若现的权力身影，与戏台上热闹喧闹的场景形成强烈反差，让人不禁对晚清的政治局势浮想联翩。

三、使程图与日记：中国社会的双面镜像

越南燕行使留下的300余种文献中，最珍贵的当属彩绘《使程图》与纪实日记。这些资料宛如一面镜子，既呈现了康乾盛世的繁华，也记录了帝国黄昏的颓败。

黄金时代的剪影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黎贵惇在《北使通录》中描绘了长江水路的繁荣景象。武昌码头“帆樯如林，百货云集”，众多商船往来穿梭，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南京秦淮河“画舫笙歌，彻夜不绝”，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在画舫中饮酒作乐，欣赏着歌舞表演。使臣们对江南文物的痴迷，甚至引发了越南京城的建筑革命。顺化皇城仿照南京明故宫修建，但因使者未能进入紫禁城核心区域，中和殿、保和殿在越南图纸上只得标注“规制欠详”，留下了遗憾。

盛世裂缝中的真相

同一批文献也无情地戳破了帝国的光环。黎贵惇归国途中，惊讶地发现外交使船竟被船夫用来走私淮盐。当湖北官员查获价值2000两白银的私盐时，押运钦差竟以“勿阻贡期”为由，公然纵容犯罪。道光年间，范世忠在《使清文录》中揭露更多乱象：御赐锦缎“八疋中六疋穿裂”，质量堪忧。两广总督巡查时，地方官集体称病避责，试图逃避检查。至同治八年（1869年），阮思僴目睹北京使馆“上漏下湿”，居住条件恶劣。使团朝服被盗后，官员竟要求“自行备制，顾全东道体面”，让人啼笑皆非。

四、诗文唱和与对联交锋：文化认同的微妙博弈

越南使臣普遍精通汉文，其诗文功底深厚，常令中国士大夫惊叹不已。晚清重臣陈三立25岁时的两首未刊诗作，竟出现在越南《中州酬应集》中，这不仅是文学史的珍贵补遗，更印证了当时中越文化互动的深度。

对联中的政治机锋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黎贵惇在湖南巡抚衙门遭遇文化挑衅。一位武将出上联“安南贡使，安南使乎使乎”，暗讽越南身份暧昧。黎贵惇才思敏捷，当即对出“天朝圣皇，天朝皇哉皇哉”，表面颂圣，实则暗藏机锋。后他在日记中承认，另一版本“天下大老，天下老者老者”才是真实想法。这对联既承认清朝地位，又暗示其衰老，堪称外交辞令的巅峰之作。

驿馆里的等级政治

北京城南的“四驿馆”是朝贡体系的物化象征。潘辉注记载，越南与朝鲜、琉球使臣独居此馆，因“表文用汉文，殊异诸国”。这种优越感在阮朝达到顶峰。1840年阮文超出使时，发现琉球使臣汉文水平低下，竟在日记中讥讽“其文理不通，与我使不啻天壤”。

五、从朝贡到离心：越南的“去中国化”挣扎

燕行文献中潜藏着越南文化自立的两条暗线：对汉字的矛盾心态，以及对华南领土的历史执念。

文字战争的千年拉锯

越南使臣在华越是炫耀汉文造诣，国内越加速“去汉化”进程。李朝《刑书》首创字喃标注法律条文，试图摆脱对汉字的依赖。阮朝《大南实录》采用汉字与字喃双语书写，体现了越南在文化上的矛盾心态。这种分裂在燕行文献中暴露无遗——使臣在华用汉文写“天朝德泽广被”，回国后用字喃记“防汉如防贼”。

两广执念的地缘密码

越南对华南的领土想象，在燕行文献中化作具体行动指南。11世纪《越甸幽灵集》虚构“文郎国疆域抵洞庭湖”，为其领土诉求寻找历史依据。15世纪黎利称帝后，立即派人测绘广西地图，试图将幻想变为现实。这种执念甚至影响使团路线选择——乾隆后期改走陆路，真实原因是避免使臣过多接触两广民情，防止其领土野心进一步膨胀。

六、考古实证：被出土文物验证的燕行叙事

2014年，越南富春城遗址出土的《永乐五年敕谕》，证实了燕行文献中“中国赐越南王九章冕服”的记载。这道明成祖朱棣圣旨以金丝绢书写，工艺精湛，详述对安南官吏的任命，与《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完全吻合。而河内文庙的1831年进士题名碑，则用汉字记录着最后一批受中华文化滋养的越南精英——此时距法国殖民者废除汉字仅剩50年，预示着越南汉字文化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