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快退休才发“罪己诏”，高校内卷已波及教授！临近退休发“罪己诏”，高校内卷竟至教授群体！快退休之际发“罪己诏”，高校内卷蔓延到教授层面！快退休了发“罪己诏”，高校内卷延伸至教授队伍！快退休时发“罪己诏”，高校内卷已蔓延到教授们！

3月中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位年逾六旬的二级教授李力，于朋友圈发布“罪己诏”，宣称由于考核未达标而退群。

虽说名为“罪己”，可李力教授的用词却带着不少愤懑情绪。按照他的说法，在2021年至2024年这一期间，他总共发表了16篇论文，“教学任务完成了，研究生的指导工作也做了，并且这四年的考核都是合格的，其中还有一年是优秀，怎么把这些加起来就变成不合格了呢？”

李力还表示，“学校要求10%（的人）不合格”，这被视作暗示学校存在10%的末尾淘汰制度。

没过多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就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依据学校专任教师岗位的管理规定以及当时所签的《人才引进协议》，李力在聘期当中，其科研成果（一篇普通C刊论文，两篇等同于C刊的报纸论文）与考核要求相比存在显著差距，未能履行应尽的岗位职责，所以学院判定其聘期考核结果是不合格的。

“说明”里还提到，聘期考核不达标没有严重的影响，不会出现“非升即走”或者“被解聘”的情况，仅仅是薪酬会稍微减少一些。而且，学校并不存在10%的末尾淘汰制。

在学校方面发布“声明”之后，有关该事件的讨论并没有就此终止，而且舆论的关注点还延伸到了高校的考核制度以及学术内卷方面。多位高校教师向南风窗表示，在李力教授这一事件背后，体现出高校的竞争考核变得越发紧张，这种紧张的氛围甚至已经蔓延到了之前被普遍认为能够“躺平”的教授群体之中。

然而，有高校的“青椒”（即青年教师）存在担忧。在他们看来，倘若资历更深厚的教授群体参与竞争考核，将会导致期刊版面等学术资源变得紧张，从而使他们的内卷现象更为严重。

在学术圈，长久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旦被评为教授，就能够选择“躺平”了。

“在我们学校，以前有部分教师评上教授之后就开始消极怠工了，既不撰写论文，也不创作专著，我校这样的教授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二。”2024年从一所西部高校退休的教授杨清如向南风窗透露。

中部一所双一流高校的社科类教师方琳同样提到，有部分年龄较大的教授以前的生活较为闲适自在。其中一些人在评上教授之后，“在学院里几乎都见不到人影了，要么回归家庭生活，要么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例如读些闲杂书籍”。

“如果没有很强的定力与求知欲，也不想在学术界获取更多的‘帽子’（人才称号），大概就不会继续奋力从事科研工作了。毕竟，在一般的评价体系里，取得教授（职称）就已经处于顶级的位置了。”方琳讲道。

然而，如今的情形有所不同了。

“依据我们本学期刚召开的会议内容，今后对教授加大考核力度会是一种大的趋向。”方琳向南风窗透露，就拿早些时候就已经取得事业编制的老教授来说，按照之后的改革要求，“也许依然不能消极怠工，如果科研方面表现不佳，那就得在教学上努力奋进。”

方琳称，如今高校在学科优化方面更侧重于理工科，文科得到的扶持相对较少。所以，文科教师不管是处于讲师阶段，还是教授阶段，都躲不过考核，难以“躺平”。

在郑文谦就读的高校，变革已然拉开序幕。

自去年起开始施行，南风窗从郑文谦处获悉，考核涵盖论文、项目、教学成果奖、咨政报告以及社会服务等内容。以前，要是评上副教授或者教授，在没有晋升打算或者不追求“帽子”（特殊头衔之类）的情况下，是可以不用在科研方面拼命竞争的，然而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各个学校都开始有任务”。

郑文谦在西部的一所高校担任副教授。大概五年之前，在晋升教授之际，他察觉到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于是放弃了在科研领域的“内卷”，可现在又不得不再次投身其中。

郑文谦向南风窗透露，他们学校设有三年的过渡期，只要在这三年里将额定任务量基本完成就算是达标的，要是完不成或许就要扣钱。三年过渡期结束后则进行年度考核。

南部某所211高校里有一位副教授名叫沈知远，这所高校并没有清晰的考核标准。不过他察觉到，除了那些快要退休的人之外，有许多教授都投身到（申请）国社科的竞争之中了。

沈知远称，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强制的要求，不少人评上教授之后，科研工作就可以暂且搁置。然而当下，科研成果与诸多评选相关联，“会对你产生诸多影响”，并且由于如今文科面临困境，学院也会提升对科研的要求，从而保住专业不被裁撤。

东部一所985高校的副教授江述安向南风窗透露，他们学校当下还没有推行专门面向教授等群体的考核方案，不过现有的机制以及即将推行的新机制，都让人很难“佛系”对待。

江述安表示，当下不少高校存在评和聘相分离的情况。例如，在评上副高级职称之后，还得签订一份岗位聘用协议，要是想应聘重要岗位的话，就会被要求在三年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获取一定数量的项目。

要是打算彻底躺平，那就得签比自身职称低一级的岗位，“我听闻某些学院似乎有教授依照讲师级别的工作考核来签”，江述安向南风窗说道。

“学校自身的薪资水平并不高，很多时候得看年终绩效。年终绩效取决于论文发表数量、获奖情况以及授课状况等。”江述安说道。

此外，江述安就读的学校即将推行准聘 - 长聘制。江述安表示：“就像以助理教授身份入职，3年之后，经考核成为准聘副教授，再过3年，再次通过考核就可转为长聘副教授。”在江述安看来，这种准聘 - 长聘制会带来更大的考核压力，并且存在淘汰机制，不过薪酬颇高，例如助理教授的年薪能够达到四五十万元。

“如此一来，日后想要躺平必然是不可能的。会依据工作量、压力的情况，按照相同比例提高薪酬，干得多挣得多。”江述安表示，已有许多双一流院校正在推行准聘 - 长聘制度，预计往后跟进改革的学校也会日益增多，“卷”将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常态。

南风窗得到退休教授杨清如的说法：“要是教授都选择躺平，既不去申请课题，也不撰写论文，这样的话，这个学校还怎么发展呢？”她表示赞同对教授进行合理且适度的考核，从而维持学校的发展以及育才的能力。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考核不应沦为一种竞赛和内部的恶性竞争，不然就会出现对学术资源的相互争抢现象。

而这恰恰是高校里那些“青椒”教师所担忧的事情。

“咱们如今的生存空间所剩无几了，往后竞争会更加激烈，只能在困境中求生存。”方琳向南风窗表示，要是之后众多教授都不得不参与考核竞争，青年教师的学术空间或许就会遭到挤压。

江述安对这一判断表示认可。在他看来，年长的教授参与竞争必然会对相关学术资源产生影响，像是项目评审、期刊版面等方面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

“因此，年轻教师和部分博士近年来发表文章的难度确实在不断增大，就连我们这些副高级职称的人员也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江述安讲道，几乎所有的期刊都会对作者的身份有所考量，“如果你的平台欠佳，缺乏足够的支撑，那么到时候发表论文或许会更加困难。有许多核心期刊可能直接不接收讲师或者博士的论文，副教授的排序也比不上教授。”

在绝大多数高校的考核里，论文（特别是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论文）所占的比重相当大。然而，对众多副教授、青年教师以及博士来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难度正在持续攀升。

这与考核竞争的日益激烈有关系，也和期刊体系存在关联。

2025年2月，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徐剑等人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对1998年 - 2021年CSSCI来源期刊（也就是C刊）的发文数据进行分析后可知，多数CSSCI来源期刊论文刊载的特征数据能够借助俱乐部模型予以阐释，即采用诸如削减每期发文总量、对弱势主体发文加以限制等方式来调节影响因子，从而维护期刊的竞争优势。

此类群体行为对维护C刊“俱乐部”成员的共同利益有所助益，然而其带来的结果是，学术平台的优势不够显著，那些来自其他学科领域或者职称等级较低的作者在C刊的学术发表方面愈发被边缘化，最终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学术创新生态造成极大的损害。

南风窗得到一位C刊栏目编辑的告知，当下学术核心期刊的确存在集中化的趋向，“就像那些头顶‘帽子’的学者以及知名度较高的学者，他们所掌握的版面资源相对比较集中”。

然而，他坦率地表示，这同样是期刊的选择，毕竟期刊的影响因子是由论文的引用量所决定的。

某编辑称，知名学者文章的引用情况往往较好，毕竟多数人撰写论文时更倾向于引用知名学者的论文。这样一来，期刊的影响因子就会提高，在评选核心期刊时，该期刊就会更具竞争力，或者能够确保不被踢出核心期刊之列。

“一旦它脱离了C刊的范畴，其在整个学术共同体里的地位便会急剧下滑。”这位编辑表示，正因为如此，如今许多期刊都得拿出半数的版面分配给头部作者，以此确保引用量。

其余的一半乃至不足一半则分给其他学者。对于青年学者或者博士而言，“除非你的文章极为出色，无论是角度还是方法都很优秀，这样才可能登上C刊，不然就非常困难。因此青年学者群体内部竞争极为激烈，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这位编辑如此说道。

另外，当下核心期刊为提升影响因子，会尽量少发表文章，这样就能提高每篇文章的引用率，结果是版面不断减少。“以前一本（核心）期刊一期或许能有二三十篇文章，如今很多都不超过十篇了”。这位编辑向南风窗透露。

由于C刊的版面有所削减，每篇文章从投稿直至出刊的时长变得极为漫长。“要是顺利的话，一篇论文半年至一年能够刊出，要是不顺利，或许要排队等待三到四年之久。”

然而，当下诸多考核均将C刊论文列为必要条件，就连博士毕业也需要发表1 - 3篇C刊论文。“博士在一年级时就得开始筹备了，博士后的年限通常为两年，在这种情形下，谁也无法确保自己在就读期间能够成功发表文章。”这位编辑讲道。

在教授也参与到内卷之中，并且C刊难以发表这一现象的背后，这和高校整体的考核体系以及“非升即走”制度存在关联。

长久以来，在绩效主义的指引下，高校考核出现了将论文、头衔、职称、学历、奖项等指标极端化对待的倾向。

自2018年开始，教育部、人社部以及国务院等部门接连多次提出要“破五唯”，改变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与教育功利化趋向，在高校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正确发挥人才评价的导向功能，促使教师回归育人与科研的本心。

然而在实际情形里，教师们所察觉到的变化貌似并不显著。

“依据现行的标准，在考核里教学与科研所占的比重各为一半，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科研的比重会稍高一些。”方琳表示，这是由于论文更易于量化，科研成果的可见性也更强。

郑文谦觉得，只要像这样的“指挥棒”依旧发挥作用，高校就只得依照上面的标准来要求教师。他指出，学校在给教师增加考核压力之际，也在承受着来自更高层级的考评压力，而这也是促使更多人被卷入考核竞争队伍的因素之一。

“如今，各个学校在学科方面的竞争压力极为巨大，都力求在学科评估里获得靠前的名次，毕竟这会直接对一个学科的经费、招生数量等产生决定性作用。”郑文谦表示，虽然近年来高校考核一直在倡导“破五唯”，可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原因在于上级对学校的考核变动不大，依旧侧重于论文、科研以及项目。

郑文谦向南风窗表示：“要是你担任校长的话，你必然也期望在自己任职期间，学校的排名起码不能出现倒退的情况。唯有如此，才能够确保经费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资源，也好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有所交代。”

郑文谦称，破除“五唯”的初始目的之一在于重视教学方面，促使教师将精力投入到教学之中。“然而，当下教学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应对考核评估，在我看来，这可被称作‘伪教学’。”

所谓的“伪教学”，是指将教学成果奖、教学比赛获奖情况当作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

“这些事物和课堂教学固然存在联系，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它属于一种被包装过的事物。”郑文谦表示，就拿教学比赛来说，教师们依据比赛环节的要求进行包装，例如制作课程视频时，就会找专业的影视公司来进行美化，从而让视频显得精美、专业。

郑文谦向南风窗表示，实际上，到最后竞争的是这些事物，这已经和真正的课堂教学相脱离了。

除了教学竞赛，咨政报告也是竞争的一个方面。方琳称，当下许多高校对咨政报告的划分和学术期刊类似，作出批示的领导的级别与期刊的分类存在对应关系，能够进行换算。

方琳称，咨政报告在很多时候更多的是在较量学者的人脉关系。与科研相较而言，它的产出周期更短。于是能够发现有不少教师成天往政府部门跑，甚至还驱使学生去撰写，导致学生没有太多的工夫去做学术或者看书。

在我眼中，咨政报告不应成为学术界的一项核心事务。然而，由于高校学术圈的竞争过于激烈，只要具备些许资源的人，便纷纷开始在咨政报告方面展开竞争。方琳向南风窗透露。

于沈知远而言，不少高校在自身承受压力之际，正运用一种“竭泽而渔”的方法，去“迫使许多人赶快出成果”。

“这会致使整个行业陷入内卷状态，大家集体处于焦虑之中，教师群体产生了一种共同的不幸福感受。”沈知远讲道，这种状况还会让高校教师不得不进行短平快式的学术成果产出，什么容易发表就写什么，“从而出现大量水分很大的学术（成果）”。

除此之外，他还觉得这种生态对学生而言并不公正。“在这样的情形下，认真授课的老师没几个。”师生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老师不让学生挂科，学生也不给老师打低分。

改善这样的生态并非易事，不过，不管是高校教师还是学生，都期待着一个健康的学术与学习生态。

“健康的生态里，‘破五唯’或许只是最表层的内容，最根本需要解决的是高校排名以及核心期刊认定指标体系中的‘唯数据论’和‘唯流量论’。如此，教师才能安心教学，学生才能安心学习，期刊也能够安心开展出版工作，而不必为了发表数据、项目数据、影响因子数据而奔波劳累，都沦为评价体系的奴隶，那样只会离大学和学术的初心愈来愈远。”江述安向南风窗表示。

来源：相逢且尽尊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