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知识之城”可能是 20 世纪美国创造出的最成功的概念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硅谷为代表的知识型城市理念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发展观，将教育、科技与人才融为一体，纳入整体的区域规划和产业建设当中。归根结底，知识之城及其建设理念的出现源于生产力的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
“知识之城”可能是 20 世纪美国创造出的最成功的概念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硅谷为代表的知识型城市理念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城市发展观，将教育、科技与人才融为一体，纳入整体的区域规划和产业建设当中。归根结底，知识之城及其建设理念的出现源于生产力的进步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及其带来的科技创新。如果你对硅谷、对高科技经济、对美国大学感兴趣，华盛顿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奥马拉（Margaret Pugh O’ Mara）的著作《寻找下一个硅谷：美国的知识之城》一定是你不容错过的好书。她是研究美国政治史、高科技经济发展史的重要学者，凭借多年的研究积累和在白宫工作的经验，她总结了创造硅谷奇迹的神奇公式。本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引发热烈反响，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爱德华·伦德尔说作者为美国各大城市在21世纪继续保持生机勾勒了一条经济复兴之路；布鲁金斯学会城市与都市政策中心主任布鲁斯·卡茨推荐说，对于每一个构想未来高科技之城的人而言，这本书都是必读之作。
今天为大家节选的内容是作为成功典范的斯坦福大学，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所学校如何从“静谧农场”走向高精尖芯片，用9000英亩土地“种”出一座硅谷吧。
01. Pioneer
知识之城先驱者
20 世纪 50—60 年代，斯坦福大学管理层创建了一个可以被视为典范的知识之城，造就了一个令人向往的高收入、高学历科技从业者群体，并催生了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高科技产业中心。毫无疑问，斯坦福是硅谷的经济引擎，这不仅因为该校有能力在各种联邦研发资助重大项目中成功拔得头筹，同时还因为这所大学也是旧金山半岛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土地开发商。冷战期间，斯坦福大学不仅获得了巨额科研拨款，而且扩大了政治影响力，同时还位于美国规模最大的几个军事中心附近，坐拥大片尚未开发的优质地段。上述优势共同造就了斯坦福的腾飞之路，使其在土地资源开发与规划上大获成功。
图1 旧金山
斯坦福大学和旧金山半岛的天作之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成功案例，从中能够清晰窥见大规模郊区化的迸发力量与冷战科学综合体的快速生长如何相互作用，进而造就了低密度、去中心化的美国高科技产业分布图。斯坦福大学，一所私立高校，被注入了大笔公共资金，为私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制度架构和物理空间，从而成为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孵化器”。随着冷战国防综合项目的推进，高科技产业又进一步获得了巨大支持。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斯坦福的所作所为不仅对其他知识之城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且这所大学还与私人企业存在非同寻常的密切关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斯坦福地区还是被其当作智力依托的斯坦福大学，都从联邦拨款中大受裨益，然而，这里的领导者却普遍厌恶激进政府，并对私营企业和市场体系抱有坚定信念。的确，如果没有高素质人才的创新思维和管理能力，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的局面就不会出现。但必须澄清的是，流传已久的硅谷企业家神话不仅忽视了联邦项目在该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还掩盖了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互动，正是后者塑造了硅谷以及其他知识之城的物理外观和人口结构。
02. Resort
西部胜地与财富密码
斯坦福大学周边地区的地理特征、智识水平、文化氛围和空间环境对其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成长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成为冷战期间卓越的研究型大学，以及在硅谷发展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无不与之息息相关。斯坦福大学是由商人创办的，其建校目的是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现代企业培养有才华的年轻人。从创校之初，斯坦福大学就兼顾教学与科研，并以服务市场机制下的私人企业为己任，进而促进加利福尼亚乃至西部地区的技术发展。与此同时，斯坦福大学还有意远离城市，因为在那里虽然可以集中开展商业活动，但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的社会环境必然会扰乱学习进程，很难创建一个秩序井然、安全无忧的知识社区。
重视科学研究和社会应用，这样的传统让斯坦福大学成为智识中心。但更重要的却是大学的另一项资产：土地，一片接近9000英亩的土地，最初是农场，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土地。正如镀金时代的旧金山富豪一样，利兰·斯坦福和简·斯坦福夫妇在旧金山半岛连绵起伏的山丘地带拥有一个名为帕洛阿尔托的大型农场，他们决定将这里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创办之所，并在建设过程中捐出了这块土地上的所有财产。因为帕洛阿尔托过于庞大，大学校园只占据了很小一块，剩下的土地可以出租，但永远不能变卖。无论如何，农场的所有权永远属于斯坦福大学。
图2 斯坦福大学
冷战的爆发为斯坦福大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促使该校的科研水平与工程实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去城市化运动也让斯坦福大学的管理层发现了另一个重大利好，帮助其将庞大的土地开发成利润丰厚的新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对于斯坦福大学而言，它寻求的不只是建造远离闹市、自成一派的校园社区，而是要创建一个“学者社区”，一个能够孕育科学和技术的生产创新基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斯坦福大学有意识地进行全面发展规划，充分利用建筑风格和艺术设计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目的和文化诉求。同其他开发商一样，斯坦福大学之所以涉足房地产行业，是因为看到这个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盈利风口。
03. Turning Point
二战：湾区崛起转折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旧金山地区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湾区一直都是美国军事重镇，“二战”的到来又让其成为战时生产中心。战争期间，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涌入旧金山、奥克兰和周边各县。东湾郊区的一个工业小镇里士满，因为是“铆工罗茜”（Rosie the Riveter）—数百万走出家门来到工厂的女工的代表人物—的故乡而闻名。1940——1947年，旧金山湾区周边九县新来人口达 67.6 万人，新增就业岗位 33 万个，年收入增加 25 亿美元。与此同时，该地区的人均财富也达到全国最高水平。1940—1945年，人均收入增长了 66%。
与加州其他地区一样，旧金山地区郊区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也伴随着区内人口的激增。军事支出项目的优先资助权在此处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旧金山地区的众多军事基地、生产设施和战时住房项目都位于城市边界之外。不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促进了湾区的去中心化，那就是这里的工业生产在很久之前就形成了“离心式”发展模式。自19世纪以来，旧金山的企业厂房就不仅集中在市中心的工业区，而且还向南一直延伸到旧金山半岛，或者穿过海湾直抵阿拉米达（Alameda）和里士满等城郊地区。19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奥克兰在城市规模和经济地位两方面都向旧金山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大都市区的多中心联运模式进一步加剧了湾区产业的分散布局。
战争期间的社会发展强化了旧金山地区业已形成的工业、住宅和基础设施布局，并为战后数十年该地区人口分布和就业岗位的全面去中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到1960年，旧金山湾区的郊区人口与旧金山市区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新移民和新岗位的不断增加，导致湾区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所有刚到湾区的新移民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需求，他们需要新建的住房、新修的道路以及新配备的公共服务设施。就像其他军事重镇一样，战时国防经济的繁荣为湾区带来诸多利好，其中之一就是区域产业规划重新得到重视。1943年，在联邦政府官员号召下，旧金山成立了一个由当地政商两界领导者共同主持的大都会国防委员会（Metropolitan Defense Council，MDC）以解决城市道路堵塞和住房供应不足造成的混乱局面。由于组织内部存在严重分歧，大都会国防委员会自身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但它确实在1944年催生了一个后继组织——湾区委员会 （Bay Area Council）。
04. Cold War
冷战科学
在战争期间，斯坦福的顶尖科学家持续流失，为了支援战时科研项目，他们有的前往哈佛与麻省理工等精英研究型大学，有的进入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国家实验室，有的甚至去了附近的利弗莫尔（Livermore）。尽管湾区是重要的军事中心，但战争期间以大学为基础的关键研发项目却是在其他地方进行的。“‘二战’结束后，斯坦福大学成了一个弱势学校。”弗雷德里克·E. 特曼如此评论道。特曼是一位工程师，在冷战到来后的关键时刻，他先是担任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随后又就任学校的教务长。
然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特曼联手教授团和高层管理者，不仅将斯坦福大学发展为全国公认的研究中心，还将大学周边原本宁静的郊区一举转变为吸引全美高科技企业和高学历员工的磁石。特曼被后人尊称为“硅谷之父”，因为他在该地区发展高科技集群经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优势是坐落在美国最繁华的冷战经济圈内。冷战爆发后，军事科研经费的增加、中产阶级的郊区化迁移以及“二战”结束后新兴私人企业的高速发展共同造就了湾区经济的空前繁荣，而斯坦福大学及其周边地区正好处于这个区域之内。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这里以及半岛郊区其他地区的商业活动基本上还是以满足当地社区居民需要的零售业和服务业为主。半岛郊区的定位仍旧是通勤型城镇，劳动者只是平时居住在这里，他们的工作地点仍在旧金山市以及其他地区。
图3 硅谷
图4 硅谷高新科技
半岛地区也存在少数科技相关产业，基本上都源于斯坦福大学在战前承接的工程项目。其中最知名的应当是惠普公司，这是一家1939年由两位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车库里创建的企业。另外一家则是瓦里安联合公司，创始人是出生于帕洛阿尔托本土的一对兄弟，他们的科学生涯开始于在自家阁楼里摆弄无线电设备。与兴起于旧金山湾区边缘的造船和重工业等“脏污不堪”的传统产业不同，惠普与瓦里安等新兴的先进科技企业安静而低调地生长在帕洛阿尔托，或者附近小镇的风景优美的居民区旁，完全不会给身边的邻居带来困扰。这些公司的从业者（或者至少是那些最受外界关注的典型从业者）都是白领专业人士，而非海湾附近工厂里规模庞大的蓝领工人。
优质高新科技产业的出现，加上良好的生态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优越的人口结构，使得半岛地区围绕斯坦福大学的科研项目创建旧金山都市圈新型经济基地的时机业已成熟。弗雷德里克·特曼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潜力。在1943年写给一位同事的信中，特曼坦率地将斯坦福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进行了对比：“战后的几年对斯坦福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在我看来，我们要么巩固我们的潜在实力，进一步提升自己在西部地区的优势地位，就像哈佛在东部地区的地位一样；要么就退化成达特茅斯之类的小型学院，虽然也有着不错的声誉，但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大概只有哈佛的2%。”从特曼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不仅意识到战争可能改变美国高等院校的命运，而且洞见了西部地区的未来，预感到这里很快就会成为战后美国更具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区。
大学，作为教育文凭和学位的垄断者，曾是少数人的特权之所，如今已成为多数人成长过程的必经之地，是人类重要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之一。大学，是个人、群体、国家和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是可持续发展的本基。正因如此，面对打造大学最成功的美国，我们更应该深入了解“知识之城”模式的缘起与发展，辉煌与衰微，从而为我们自己探索知识型经济的发展路径提供宝贵借鉴。
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