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2025年公开信息显示，截至3月19日，今年已有20余位律师离世，年龄集中在35-67岁之间，平均年龄不到50岁。虽然信息显示，多位律师因突发疾病猝亡，但不容忽视的是，身心健康失衡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

根据2025年公开信息显示，截至3月19日，今年已有20余位律师离世，年龄集中在35-67岁之间，平均年龄不到50岁。虽然信息显示，多位律师因突发疾病猝亡，但不容忽视的是，身心健康失衡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

律师行业作为高压职业的典型代表，其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长期隐于“强者人设”之下，成为制约职业发展与个体幸福的关键隐患。尤其是心理健康问题，从职场竞争、道德困境到共情疲劳，心理失调不仅侵蚀职业效能，更为身体健康埋下隐患。律师心理健康已非个体议题，而是关乎行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法治生态的重要命题。唯有打破沉默、整合资源、推动系统性变革，方能为法律人筑起抵御高压的“心力防线”，让专业主义与人性关怀真正同行。

为帮助更多法律职场人士打开心门、获得心力，律新社联合多家机构及“心力”研究人士发起的“心力”加油站——“律心社”特别策划推出“职场心力课开心30讲”系列直播课程。首期邀请到“律心社”心力志愿导师、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职业心理学学院临床心理学博士胡利群做客“律新V品”直播间，胡利群博士从事心理健康工作已有20余年，她专注各年龄段各种精神及心理障碍，且有在医院、诊所、学校工作的经验。

在本次直播中，她深入分析了中美律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应对措施，在美国，70%的律师存在心理困扰。孤独感在律师群体中尤其突出，他们无法真正与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她建议建立中国律师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在律所建立危机干预机制等相关举措。律新社特将胡利群博士的分享内容整理如下：

我对律师心理的关注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我读博士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个同学是美国顶尖法学院毕业的律师，已经从业十多年，事业很成功。因为关系比较好，我们经常交流，他让我意识到，律师行业的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属于心理健康高风险职业。

过去十几年里，我一直从事临床工作，在医院和诊所接触了不少律师行业的来访者。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志愿者项目，认识了一位英国律师，她当时在上海管理一家国际性的大型律所。她跟我聊起律师行业的心理状态，这让我更加关注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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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职业的多重压力来源

其实，中国和美国的律师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是相似的，高压力、高焦虑，隐忧很多。

首先，压力来源是多方面的。

第一是职场压力。法律服务市场竞争激烈，收入不稳定，尤其是年轻律师，生存焦虑很强。复杂的司法环境让人感觉职业风险很高，有时候甚至无能为力。而且，律师工作强度大，加班常态化，案件的截止日期压得人喘不过气，出差也很多。

第二是客户的高期待。案件结果充满不确定性，律师总是担心失误、害怕失败。再加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和客户需求之间的矛盾，往往让律师陷入道德困境，内心挣扎不已。

第三是职业角色的压力。律师被期待要强硬、理性，长期维持这种“强者人设”本身就是一种负担。律所的等级竞争也很激烈，很多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会感受到职业尊严的缺失。大量精力被用来维护客户关系，这种高强度的社交对情绪是很大的消耗。

此外，很多律师感受不到职业成就感，甚至会陷入自我怀疑。律师这个职业相对缺乏自主性，又需要频繁接触社会负面事件，容易导致心理创伤和共情疲劳。作为心理治疗师，我特别理解这一点——共情是非常消耗人的。

很多律师有完美主义倾向，对自己要求极高，也容易自我挑剔。而工作之外，个人生活的压力也不少，婚恋、家庭、健康、财务等问题交织在一起，都是潜在的心理负担。有些压力甚至是从原生家庭带来的，可能无意识地影响着心理状态。

还有一部分人天性喜欢安静、艺术，但最终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这种兴趣和职业选择的冲突，也可能让他们感到痛苦。此外，社会环境也在加重压力。现在的成功标准相对单一，给人带来无形的压力。人工智能的崛起，也让许多行业感受到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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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失调的显性表现与行业隐忧

律师的压力是多层次的，职场、个人生活、社会环境三方面相互作用，并且是持续的。

长期压力会导致身心失调。在美国，律师群体的焦虑、抑郁、失眠、孤独感等问题非常普遍。有数据显示，70%的律师存在心理困扰。孤独感在律师群体中尤其突出，他们常常身处人群，却无法真正与人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

过去，我的律师同学曾告诉我，美国不少律师随身携带抗抑郁药物，如百忧解。相关文献和精神科医生的反馈证实了这一现象。美国的数据显示，律师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的3.6倍，成瘾问题也比较严重，比如酒精、违禁药物，甚至性成瘾。而在中国，女性律师的健康问题也更为突出，比如甲状腺、乳腺、体重异常的比例比普通人高出50%。律师的高压力工作也会影响家庭关系，沟通无效、情感交流匮乏使得问题不断恶化。长期的心理压力还可能引发皮肤病、肠胃病、代谢问题，比如非遗传性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

在东方文化里，人们往往对心理问题缺乏觉察，即使察觉到了，也不愿意说出口。长时间的压力最终会导致职业倦怠，也就是“burnout”。职业倦怠通常经历五个阶段：最初的热情投入，随后逐步感到倦怠，但仍存期待；之后主动性和自信心下降，身心失调；最终发展为冷漠麻木，失去继续工作的能力。

律师的心理失调，是行业发展的一大隐性风险，但业界和公众对此讨论较少。它不仅降低职业效率，还影响案件办理质量。律师职业文化强调强者形象，要求理性、冷静、抗压，导致律师不愿寻求专业或外界帮助，只能硬撑。这种“不能表现脆弱”的行业期待，无形中加剧了律师的心理负担。

我认为近些年来，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汶川地震之后，整个社会开始关注心理健康和心理服务。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在律师心理服务方面，依然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供给不足和需求受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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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对心理健康的支持仍然缺位

一方面，制度和教育上的缺失导致心理健康没有被纳入律所或律协的管理框架。目前，大多数律所并没有建立常态化的心理支持机制，律师们在遇到心理压力时，几乎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系统性支持。另一方面，法学院的教育也没有涉及心理健康，法律专业的学生普遍缺乏对心理健康的认知，更缺乏实用的压力管理和情绪调节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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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服务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

目前，只有一线城市的律协和大型律所开始试点心理支持，而中小城市的律师，尤其是个体律师，几乎无法获得专业的心理支持。即便在提供心理服务的地方，现有的资源也存在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的问题。现在大多数心理服务都是通用性的心理咨询，缺乏针对律师职业特点的专项干预。

这种情况就像维生素——吃了可能有点用，但如果你是头痛或心脏病，光靠维生素是不够的。律师的压力来源特殊，他们需要的心理支持，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情绪疏导，而是针对他们职业痛点的精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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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障碍和使用壁垒

律师群体普遍对心理问题存在偏见。尤其是很多人认为，寻求心理帮助会影响职业声誉和客户信任。在东方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病耻感，而律师这个行业更加特殊，大家都习惯了“强者人设”，不愿意示弱。

此外，时间和经济成本也是现实问题。律师的工作极其忙碌，很难挤出时间去进行规律性的心理咨询。而大多数心理服务是需要自费的，价格不低，进一步提高了心理服务的使用门槛。

尽管存在诸多障碍，但国内还是有一些律所和机构在进行心理服务方面的尝试。比如，上海的一些国际律所，每年会给律师提供一定额度的心理咨询费用，虽然覆盖面有限，但至少是一个开始。

上海东方医院曾经在陆家嘴中央绿地设立了一个心理健康驿站，为在附近工作的金融和法律从业者提供便利的心理服务。

一些大型律所也开始引入EAP（员工帮助计划），为律师提供心理服务。但遗憾的是，真正的使用率很低，不到5%。很多律师用了一次，觉得不够专业、效果不明显，就不再使用了。而有些律师，即便有需求，也宁愿自己私下去找心理专家，而不愿意在律所提供的渠道中求助。

2021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曾经发布倡议，呼吁关注律师心理健康，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但目前行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仍然停留在口号层面，缺乏具体的政策、措施和资金保障。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缺乏跨界合作。律师心理健康的解决方案，不能仅仅依靠心理学专家，而是需要心理学与法律行业的共同设计。律师是高智商、高逻辑思维的群体，如果心理服务不能精准击中他们的痛点，缺乏针对性，律师们会觉得“无关痛痒”，自然也就不愿意使用。

在律师心理服务方面，美国的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循序渐进的行业改革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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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的改革

美国的法学教育体系较早地将心理健康纳入法律职业训练。例如耶鲁大学（Yale）、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等高校将心理课程融入法学教育，涵盖压力管理、情绪调节、预防滥用违禁品与酒精等内容。这些课程帮助法学院学生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建立心理健康意识，并掌握调节情绪和管理压力的技能。

此外，美国律师协会（ABA）在2021年明文规定，要求法学院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资源。在美国高校，心理咨询中心（Wellness Center）是校园标配，和医务室设在一起，为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上海纽约大学就有学生健康中心，用的是美国模式。我每周一天在那里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法律界对律师心理健康的重视并不算特别早。直到2017年，美国律师协会才推出“心理健康倡议”（Wellness Initiative），强调律师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推动行业提供更多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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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律师协会的心理健康支持

在政策推动下，美国各州律师协会相继采取行动，为律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例如加州律师协会会投入专项资金，为律师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服务，并推荐酒精和药物滥用的相关治疗资源。此外，还定期组织心理健康研讨会，帮助律师应对职业压力。纽约律师协会为律师提供24小时全天候心理热线，并开设心理韧性训练（Resilience Training）工作坊，帮助律师建立应对压力的能力。犹他州法律职业健康委员会通过“个人故事分享”平台，邀请资深律师分享自己应对心理困境的经验，减少病耻感（Stigma）、鼓励律师分享自身的心理健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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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介入：全方位心理支持体系

再往前推进，美国一些州政府也直接介入，比如北卡罗来纳州的LAP（Lawyer Assistance Program），他们的州政府出资为律师、法官和法学院的学生提供保密的心理支持。这个项目的核心作用是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法律系统内部会协调资源，法官和律师协会一起帮助有心理问题的律师，提供心理咨询、成瘾治疗、职业规划，甚至财务指导，确保他们能够康复并回归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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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支持与互助小组

同伴支持在美国的律师心理服务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已经康复的律师，会帮助正在经历心理困扰的同行。这和美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关系，比如他们有各种互助小组。我在读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作业，就是让我亲身去体验互助小组的运作方式。一个同学带我去了一个专门针对酗酒家庭成员的互助组，因为她父亲曾经就是酗酒者。在那里，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经历，帮助彼此。有很多研究也证明了这种同行互助的模式可以极大地缓解心理问题带来的孤立感。

美国研究发现，企业和机构在心理健康支持上的投入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数据显示，这个投入效益比为1:4-1:7，也就是说，每投入1美元用于心理健康防护，就能减少4至7美元的损失（如员工离职、医疗支出、工作效率下降等）。

二战后，美国的全民心理教育、心理知识普及和心理服务发展非常稳健，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成熟的体系，然而法律界在这方面的进展却很慢。真正开始系统性推动心理健康议题，是从2017年美国律师协会提出“wellness initiative”之后，才有了更明确的行动方向。这个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上而下的推动，各级领导公开讨论心理问题，打破沉默，支持心理服务，倡导关注心理健康的文化。同时，美国的做法也很值得借鉴——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深度合作。比如韧性训练就是法律界与心理专家长期合作的成果，从研究到实践都做得非常扎实。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相当不错的基础。2008年汶川地震是一个转折点，心理教育、心理健康和心理服务的概念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国家层面也开始重视。但心理服务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虽然近年来增长较快，但仍然缺乏优质、规范的心理专业工作者和服务。此外，文化和社会对心理问题的偏见仍然很严重，污名化导致心理问题成为禁忌，很多人不愿谈论，更不敢主动求助。

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领导层带头打破沉默，公开讨论心理健康问题，推动自上而下的文化转变，并落实促进心理健康的具体措施。业内一些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有推动的意愿，但目前还缺乏一个真正站出来带头的人。不过，从行业发展趋势来看，这一天应该不会太远。上个月我在律新社2025品牌盛典中见证了“律心社”的诞生，当时许多优秀的律师和管理者都谈到了文化、人性以及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这让我深受鼓舞。（相关阅读：为“她山”加油！首个法律人“心力”加油站“律心社”上线丨律新社2025品牌盛典平行论坛之“女性领导力与卓越法则”）

正因为优质心理资源服务的稀缺，法律界更需要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建立紧密合作。在美国，2017年之前，律师寻求心理咨询或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已经非常普遍，但当时还没有专门研究法律职业心理健康的专家介入。尽管如此，美国的心理健康资源较为丰富，律师可以自主找到心理诊所、综合医院的心理科等专业机构寻求帮助。而且，美国的心理行业监管非常严格，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职业规则，因此律师在寻求心理咨询时，基本不会遇到严重的问题。但在中国，行业监管尚不够严格，部分不规范的心理服务可能会对来访者造成伤害。因此，加强监管、提升专业性至关重要。

在具体可行的做法上，我认为法学院应该将心理知识和心理训练纳入课程体系，这是一种预防机制，类似于心理健康的“疫苗”，让未来的法律从业者在学习阶段就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掌握基本的自我防护方法。此外，国内律师群体对心理健康讲座的接受度较高，我们可以围绕律师工作和生活的特点，设计针对性的讲座，比如职场心理防护、韧性训练、冥想、婚恋家庭、亲子关系、女性心理健康、领导力训练等，让心理健康的理念更贴近律师的实际需求。

同行互助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在美国，许多行业都有心理健康互助小组。中国也有成功的尝试。比如金融行业的“新手妈妈”互助组，成员之间相互支持，这种模式的效果非常好。我希望法律界也能建立类似的互助社群，围绕特定主题相互支持。此外，管理者的培训也很关键，特别是在职场环境中如何识别心理失调的信号，并为员工提供适当的帮助。如果律所的管理人员能够接受这方面的培训，整体的心理健康氛围会得到显著改善。

长期来看，我们还需要推动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服务，当然必须确保咨询过程的保密性。心理咨询不仅仅是帮助心理失调的个体恢复正常功能，更重要的是促进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很多人误以为心理咨询只是针对抑郁症、强迫症等问题，但实际上，它在认知调整、情绪管理和行为优化方面有重要作用，可以帮助法律从业者更好地发展职业生涯。

此外，律所需要建立危机干预机制。比如，如果律师遭遇极端压力，甚至出现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的倾向，或者律所发生突发事件（如律师猝死），这些都会对同事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因此必须建立应对机制，确保团队心理安全。最后，法律服务行业应当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建立合作，确保心理支持的顺畅与高质量，比如心理咨询师虽然不能直接开药，但知道如何与精神科医生对接，以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近年来，美国律师行业发展了一套科学的心理韧性训练体系，基于几十年的心理学研究和实践，并专门针对法律从业者的特殊工作环境进行优化。这一训练体系涵盖五个关键维度，帮助律师维护心理健康，并有效应对高压环境。

韧性训练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认知韧性：增强律师在面对挑战时的思维模式，提高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

（2）情绪韧性：提升情绪调节能力，使律师能够快速调整心态，应对职业压力和突发情况。

（3）职业认同韧性：帮助律师建立稳定的价值观和职业信念，避免因挫折和压力产生职业动摇。

（4）身体韧性：关注律师的健康管理，提高抗压能力，确保长期高效工作。

（5）系统韧性：优化律师的工作环境和社交支持系统，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减少孤立感。

传统的律师心理健康服务多为压力管理，即在律师遇到压力时提供干预和支持，属于被动应对。而韧性训练则是一种主动提升的方法，帮助律师在面对挑战前就增强心理韧性，从根本上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这种科学方法基于实证研究。美国律师协会已经在15个律所应用，效果显著。中国律师行业可以借鉴这一思路，结合本土文化特点，制定适合中国律师的心理健康培养机制，从而更好地应对高压工作环境，提升法律从业者的职业幸福感和长期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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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律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