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必须努力工作”这一观念并非由某一特定群体或个人“定义”，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由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制度设计、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集体共识”。它既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产物，也是社会运转的规则，更是权力与价值观博弈的结果。以下从四个维度拆解其背后
“人必须努力工作”这一观念并非由某一特定群体或个人“定义”，而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由经济结构、文化传统、制度设计、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集体共识”。它既是人类生存需求的产物，也是社会运转的规则，更是权力与价值观博弈的结果。以下从四个维度拆解其背后的逻辑：
在原始社会，人类的“劳动”更多是生存本能驱动——狩猎、采集、渔猎是为了获取食物，没有“必须努力”的道德约束，只有“不劳动就会饿死”的自然法则。随着农业革命（约1万年前）的出现，人类从“采集-狩猎”的流动生活转向“定居农耕”，劳动开始与“土地、季节、产量”绑定：
农夫必须在播种季、收割季高强度劳作，否则会颗粒无收；
社群为了储存粮食、抵御灾害，逐渐形成“勤劳=生存保障”的朴素认知。
真正将“努力工作”制度化的是工业革命（18世纪末）。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工厂需要工人固定时间、固定强度地工作（如“朝九晚五”“计件工资”），雇主通过“工资-劳动”的契约关系，将“努力工作”转化为“生存必需”——不工作就没收入，没收入就无法购买食物、住房等生存资源。此时，“必须努力工作”从“自然法则”演变为经济制度的强制性要求。
宗教与文化对“工作意义”的建构，进一步强化了“努力工作”的正当性。最典型的是基督教的“天职观”（Protestant Work Ethic）：
马丁·路德将“工作”解释为“上帝赋予的使命”（Calling），认为“努力劳动”是对上帝的忠诚，而非仅为谋生；
加尔文主义进一步提出“预选说”（Predestination），认为“成功”是上帝拣选的标志，因此“拼命工作”是证明自己“被选中”的方式。
这种观念在新教国家（如美国、德国）广泛传播，将“努力工作”从“生存需要”升华为道德义务——“懒惰”不仅是个人失败，更是对上帝的亵渎。类似地，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君子需自强不息”（《周易》），“努力工作”被视为“尽社会责任”的体现；印度教则将“业力”（Karma）与工作绑定，“努力劳动”是积累善业、获得来世福报的方式。
宗教与文化通过“意义赋予”，让“必须努力工作”成为一种内化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因“怕饿死”而工作，而是因“应该如此”而工作。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努力工作”的普及与资本的扩张需求密不可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工人的劳动被异化为“商品”（劳动力），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剥削”（工人创造的价值＞工资）积累财富；
为了最大化利润，资本家需要工人“尽可能长时间、尽可能高效地工作”，因此通过“流水线”“考勤制度”“绩效奖励”等手段，将“努力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但“努力工作”的合法性并非仅靠资本强制，更依赖意识形态的包装：
媒体、教育体系将“努力工作”与“个人成功”“社会进步”绑定（如“勤劳致富”“奋斗改变命运”）；
企业通过“狼性文化”“996福报论”等话术，将“过度工作”美化成“责任感”；
社会舆论将“不努力工作”污名化为“懒惰”“没出息”，形成“努力=光荣，懒惰=可耻”的道德审判。
本质上，这是一种权力对劳动的规训——通过文化、制度、话语的三重控制，让劳动者主动接受“努力工作”的规则，甚至将其视为“自由选择”。
“必须努力工作”的共识并非永恒不变，历史上始终存在反叛的声音：
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住在木桶里，靠乞讨为生，宣称“劳动是对自由的束缚”；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批判资本主义劳动异化，主张建立“劳动成为乐趣”的公社；
当代“躺平”“FIRE运动”（财务独立，提前退休）的兴起，本质是对“过度工作”的反抗——年轻人拒绝被“努力工作”的叙事绑架，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这些反叛提醒我们：“必须努力工作”的观念并非“天然正确”，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生产力发展（如AI自动化降低基础劳动需求）、社会保障完善（如“全民基本收入”实验），未来社会的“工作定义”可能被重新改写——劳动或许不再是“生存必需”，而成为“自我实现”的可选方式。
“人必须努力工作”的观念，是生存压力、宗教文化、资本权力、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个体适应社会的“生存策略”，也是社会维持运转的“隐形规则”，更是权力与价值观博弈的产物。
但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并非不可动摇。随着技术进步、社会结构变化，人们对“工作”的理解正在从“生存必需”转向“意义创造”——或许有一天，“努力工作”不再是“必须”，而会成为“选择”——选择做一件让自己热爱、让他人受益的事，无论它是否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努力”。
来源：人力资源实战邓玉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