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此时此刻，回顾湖北军民抗战的历史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80年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湖北军民不分党派信仰，不分男女老幼，与全国军民一道，用血肉之躯，筑成抵抗日寇的长城。一场又一场会战，一次又一次敌

原创 严昌洪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此时此刻，回顾湖北军民抗战的历史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80年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湖北军民不分党派信仰，不分男女老幼，与全国军民一道，用血肉之躯，筑成抵抗日寇的长城。一场又一场会战，一次又一次敌后歼击，让日寇付出惨重代价。

四、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

也是在武汉会战时期，一代名舰中山舰殉国。1938年10月24日，中山舰在江面执行任务时被日机发现，日军6架轰炸机轮番对其发起攻击。炸弹击中舰体左舷，使舵机失去控制，后又击中舰桥右侧，火光冲天。舰长萨师俊右腿被炸飞、左腿受到重创，但他仍强忍剧痛，拒绝离舰。萨师俊说：“身为舰长，弃舰就是偷生，这是我成仁取义的时候。”他坐在甲板上高呼杀敌，直至中山舰沉没，壮烈殉国，年仅43岁。是役，中山舰共阵亡官兵25人、轻重伤20多人。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取得很好的战绩。在长江北岸，日军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内有军官7人），负伤866人（内有军官15人），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在长江南岸，在江西马头镇要塞，中国守军与敌恶战8昼夜，予敌大量杀伤。在富池口（今阳新富池镇）要塞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寇竟向国军施放毒气才予以占领。在庐山南北，国军与敌展开激战，取得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

在大别山地区，国军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予敌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至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也多有伤亡。同时，国军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激战1个多月，致使日军付出了战死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才得以突破。在河南信阳，国军持续阻击日军，歼敌2600人。

由于国军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然而，国军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在为保卫大武汉而展开的武汉会战中，中日双方在沿长江南北两岸数千里的战场上，激战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中国参战兵力达120余个师约100万人，另有200架飞机、30余艘舰艇。日军方面参战兵力达12个师团共35万人，120艘舰艇和500架飞机。武汉保卫战虽然以武汉的撤守而告终，但它阻断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和陪都重庆的道路，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梦想。

此后，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武汉保卫战在中国抗战史上是值得称颂的光辉篇章。

2018年 重庆合川卢作孚广场

五、“敦刻尔克大撤退”

敦刻尔克大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英法联军的军事撤退行动。敦刻尔克是在法国西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一个港口小城，1940年5月25日，英军在此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英国及法国得以利用各种船只撤出了大量的部队、成功挽救了大量的人力，为未来的反攻保存了有生实力。这里所谓“敦刻尔克大撤退”，是指1938年10月25日武汉撤守前后，大批人员、物资由武汉、宜昌撤往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行动。

在民政厅长严立三主持下，制定了《非常时期应变方案》，于省会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应战应变之方案，一一规划，付之实施。省政府机关大部分人员先后迁移到宜昌，在离城区20里的韩家坝办公。

迁移、抢救国家财产是应变的主要环节。湖北省建设厅负责省属各工厂的迁建，分别迁往陕西、四川、鄂西，恢复生产，支援抗战。湖北省图书馆的大量图书也得以辗转运至恩施，建设新馆庋藏。因日军逼近武汉，汉阳兵工厂奉令迁往湖南辰溪，规模开始缩小，后制枪厂被并入兵工署第21厂（内迁重庆的原金陵兵工厂）。自1939年1月起，继续生产“汉阳造”，送往前线打击日寇。

为使大批青年学生能继续学习，大中学校也西迁。武汉大学西迁至四川乐山，华中大学西迁云南喜洲，中华大学西迁重庆。中学方面则采取了联合办学，分散上课的办法。联合中学由省府主席兼任校长，实际是严立三代理，学生实行公费，经费从严立三缩编保安部队节省的军饷中开支。这一项紧急的抢救青年的工作，不仅使湖北全省一万多中等学校的学生都能免于日军的蹂躏，获得继续读书的机会；而且鄂西、鄂北地区，也因为新设立了几十所联中分校，地方民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也无形中受到那些教师和学生们的影响提高了很多。

在组织民众疏散方面，严立三于1938年8月12日主持疏散武汉人口谈话会，对于难民证的发放、疏散路线、安全保障、沿途接待、经费问题等，均作了详细安排。疏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都呕心沥血，予以妥善解决。武汉撤守前夕，当局组织大批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疏散，使他们免于落入日寇手中成为炮灰。

陈诚后来在台湾回忆往事，对严立三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说他“处危若定，措置裕如，以故万千的生命，得获保全，无数的物资，得免资敌，历年收藏的图书仪器，得免散失，因为图书仪器的保存，使省府迁至鄂西崇山之中，教育文化事业仍持续不坠，即此一事，立三先生对于民族的贡献，已足不朽矣。”

中国政府在组织武汉保卫战的同时，将集中在武汉的物资陆续转移到宜昌，并再从宜昌转运到后方。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席，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卢作孚又安排公司各机构继续运送西迁的难民和入川的物资。

直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达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实力，大批工厂、物资和人员顺利转移到抗战大后方，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提供了经济支持。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赞此次活动为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民生公司因抗日有功，获得国民政府嘉奖，卢作孚获得国民政府颁发一等一级奖章。

六、湖北军民坚持抗战

在长达七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而国军则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开了多次会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密切配合，消灭了日伪军大量的有生力量。

1、新四军抗战

新四军第五师是抗日战争时期坚持鄂豫皖湘赣边区抗日斗争的主力部队。

1938年10月，在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下，在黄冈县贾庙孙家冲张家正式成立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张体学任队长，刘西尧任政委。后改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随后建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游击第六大队。对日作战规模不断扩大，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9年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遵照中原局指示在京山罗店镇养马畈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组成新的鄂中区党委，陈少敏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将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委。养马畈会议使共产党在鄂中、豫南两地的抗日武装有了统一的指挥和领导，开始形成党在中原地区的游击主力部队，标志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以创建根据地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在鄂中重镇安陆县坪坝连续进行了三次保卫战。坪坝保卫战的胜利，给日寇以重创,保障了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南大门的安全，控制了鄂北、鄂中日军后路的锁钥。

2018年随州，新四军五师司令部旧址

1939年12月18日，李先念率领鄂豫挺进纵队进入今随州市洛阳镇九口堰地区，开辟白兆山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豫鄂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特务旅和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及豫鄂边区保安司令部和随营学校。1941年4月5日，李先念于九口堰通电就职。

抗日战争时期，在鄂豫边区（前期称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一个由幡然悔悟后的侵华日军士兵组成的反战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五支部。他们和新四军五师的指战员、边区群众并肩作战，广泛深入地对侵华日军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对边区周围据点的日军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其厌战情绪日益增长，并促使驻扎在应山县城的日军第三师团工兵大队46名士兵集体暴动。此次暴动，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内部反叛暴动，被日本军部称为“在帝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揩不掉的污点”。

侏儒山战役，是在李先念师长指挥下新四军第五师开展的一次战役。从1941年12月7日，新四军第五师15旅44团偷袭侏儒山伪1师汪步青部开始，到1942年2月4日在13旅37团、38团和15旅43团、44团配合下，在沔阳余家场一带歼灭汪步青部和驻守胡家台的日军为止，前后经过大小14次战斗，全歼汪步青部伪军5000余人、击溃伪2师李太平部100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

1944年，2月至8月，日军曾3次大举进攻大悟山区，企图抢夺新五师指挥的部队阵地，新五师将士和地方革命武装奋起反击，展开了浴血奋战，史称“大悟山保卫战”，又称“大山寺保卫战”。大悟山保卫战的胜利，保卫和巩固了新五师抗日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对鄂豫边区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归并入美国正规军编制，后扩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1944年8月第14航空队情报组欧高士等到达大悟山新五师师部，商谈在五师控制区内建立无线电情报网事宜，李先念接见了他们。12月，在周恩来主持下，第14航空队派往五师的观察组在大悟山正式建立。观察组在五师司令部情报处的合作下，为美机轰炸武汉地区、平汉铁路、汉宜公路、敌伪军的机场、仓库、兵营、指挥部以及兵力调动等方面提供了准确情报，从而提高了美机轰炸的命中率。

在抗战的日子里，新四军第五师完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8万伪军，对日伪军主要战斗达1262次，毙伤俘日伪军和投诚反正官兵4.3万多人。新五师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粉碎了日伪军在鄂豫边区和邻近地区发动的军事进攻。在漫长的抗战岁月里，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2、国军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夏，国民党军的第五战区司令部迁往湖北老河口，司令官李宗仁在这座城市指挥抗战达6年之久。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则设司令部于恩施龙洞，陈诚1940年在此居住办公。

随枣战役，是发生于1939年5月，中国国民革命军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枣阳地区与日军的作战。5月1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解除国民革命军对平汉线交通的威胁，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骑兵第二、第四旅团等，向随县、枣阳地区进攻。1939年5月24日，抗日战争随枣会战获得胜利。

2024年 抗战将领后代祭奠张自忠将军。胡晋鄂摄

枣宜会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军队驻武汉的第11军对中国第五战区部队发动的一场作战，会战以日军占领宜昌而结束。此次会战，日军虽占领了宜昌，但未能击溃第五战区的主力，而且遭到重创，伤亡1.1万余人。在枣宜会战中，国民党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殉国。

1940年6月12日，日本侵略军从宜昌城东突入城区中心，占领了宜昌城，宜昌沦陷。此后的五年，宜昌城历经劫难，百姓颠沛流离，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1943年5月，日军为打通宜昌至汉口的长江航线，以10余万兵力分路向鄂西进攻，中国第六战区守军顽强抗击。鄂西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发生在湖北境内的四大会战之一，此次会战从5月4日开始，6月14日结束，历时一个多月。战线东起湘北滨湖之华容，西止长江西陵峡口之石碑，绵亘千里。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毙伤日军2万余人，使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惨败，被迫撤回长江以北。

2018年宜昌石牌，纪念碑为时任31师师长乜子彬立。

2021年 宜昌石牌

石牌保卫战，是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为数不多的以弱胜强并且最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胜利的一次著名战役。它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西方军事家誉之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甚至可以说，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结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石牌保卫战主战场的彻底胜利，实现了蒋介石“军事第一，第六战区第一，石牌第一”和“死守石牌，确保石牌”的军事目标，它挫败了日军入峡西进的美梦，粉碎了日军攻打重庆的部署，遏制住了日军肆意践踏的铁蹄。

至于民众的抗战，可以武汉人力车夫为例。

武汉沦陷后，一部分车夫自觉不自觉地参加抗日活动。当时，新四军活跃在武汉周边农村，他们与天、沔、汉一带的商人都有联系，常常通过商人的商品夹带枪支、弹药、西药、油印机、汽车零件等，偷运出城。商人则雇用人力车运输货物，同时运输新四军的物资。

人力车夫们虽然很少直接与新四军打交道，但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因为新四军所需物资是藏在车桶夹层或雨篷夹缝中运输的。车夫们经常来往于敌占区和游击区之间，有时还见到新四军，大家心照不宣。有的人力车夫被敌人捉住，虽遭受毒打，也不供出雇车运货的商人和新四军。

1939年建设中的湖北省麻织厂。关耳供图

3、建设鄂西

湖北省临时参议会从1939年开始运作，到1946年解散。在其存在的八年时间里，以省政兴革为宗旨，提交建议案，在增强抗战力量、改善民生、促进教育发展、整顿吏治等方面体现了作为民意机关的角色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湖北后方、坚持抗战发挥了作用。

民国政坛有“湖北三怪”之称的石瑛、严立三、张难先，认识到省政府迁移到鄂西以后，为坚持持久战，必须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三人为此付出很多。主要贡献有：开发鄂西，建设抗战基地；以身作则，整肃吏治；采用“重典”，严禁鸦片；维护国共合作，保护共产党人。

经过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在1945年赢得最后胜利。

结束语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而五十年后中国人民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什么原因？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从国际形势看，中国抗战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肆虐欧亚，使得人神共愤，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抗击德、意的同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伸出了援助之手，体现了得道多助的优势。‌‌

2、从国内形势看，作为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除汉奸和投降派外的一切政治力量，结束了国内分裂局面，凝聚了全民族抗战意志。1937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密切配合，成为胜利的根本保障。

3、从敌人方面看，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失道寡助，在国际上是孤立的。日本将战争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战线拉的很长，而日本资源匮乏、兵源不足，国内反战运动兴起等因素削弱其长期战争的能力，失败是必然的。‌‌

最后，转引章开沅先生的一段预言作为结束语。

“我曾多次强调：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

在21世纪的今天，和平与发展虽然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战争的根源仍然存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战争在许多地区仍然连绵不绝，人类仍然在自相残杀，而迅速发展的高科技更不断推进这种残杀的程度与规模。

因此，用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

8月30日上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严昌洪在武汉市第十四中报告厅，以《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湖北军民抗战历史回顾》为题，向全体进校新生作报告。人文武汉志愿者50多名成员列席。讲座花絮：

摄影：纪 东 钱汉明

1876年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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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田联申

来源：人文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