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九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已风雨飘摇。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风，宦官干政与党争不断，黄巢起义更是将帝国推入深渊。至唐昭宗、唐哀帝之际，中央权力几近崩溃，地方势力纷纷自立门户。此时，天下虽有个皇帝，但天下所有地方似乎都在等，等待一个乱世。如果说昭宗之时天下

公元九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已风雨飘摇。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成风，宦官干政与党争不断，黄巢起义更是将帝国推入深渊。至唐昭宗、唐哀帝之际，中央权力几近崩溃，地方势力纷纷自立门户。此时，天下虽有个皇帝，但天下所有地方似乎都在等，等待一个乱世。如果说昭宗之时天下是有皇帝的乱世。那朱温之后，天下便是无皇帝的乱世了。

若以“忠心”一词狭义解读——即毫无私心地效忠朝廷，恪守皇命——那答案或许令人失望。但若将“忠”理解为在乱世之中仍存对大唐正统的敬畏，或在权衡利弊后仍选择以“唐臣”自居、拒不称帝，便可发现，在这片即将陷入五代十国分裂深渊的土地上，仍有一些人和地方，坚守着对唐朝的最后一丝忠诚。

唐朝末年，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忠唐”势力。他出身沙陀族，黄巢之乱时奉诏出兵，平定黄巢叛军，深得唐昭宗信任，被封为“晋王”。尽管他控制着山西全境，兵强马壮，有称帝的实力，但李克用始终不逾矩，坚称“为唐讨贼”，在朱温逼宫篡位之后，依旧拒绝承认后梁的合法性，自称“唐臣”。

朱温逼宫

他的“忠”，既有政治考量，也是出于其家族与唐室的深厚渊源。即便在他临终之际，仍叮嘱其子李存勖“继承大统，不忘本朝”。李存勖后虽建立“后唐”，但其国号之选与对后梁的敌视，无不源于其父子对唐正统的延续认同。

与李克用相似，割据江淮一带的杨行密亦是唐末少见的“忠臣”。他原是淮南节度使，因战功卓著得以崛起。虽有割据之实，但其一生始终不称帝，保持“淮南节度使”之号，奉唐正朔，严禁部属僭越称王。

他之忠诚，更多体现为对后梁政权的抗拒。朱温篡唐称帝之后，杨行密誓不臣服，多次对抗梁军，自称“为唐复仇”。其子杨渥、杨隆演建立南吴政权后，亦长期沿用唐朝纪年，延续“臣唐”的政治姿态。

在幽州（今北京）一带，节度使刘仁恭掌控华北门户，虽早已独立于朝廷之外，却始终未称帝，自称“幽州节度使”，对内仍奉唐正朔，对外自号“忠臣”。他的忠诚充满现实考量——借唐的名义维持合法性，是与周边势力抗衡的政治筹码。

更有趣的是，其子刘守光后虽称帝，建号“燕”，但其政权极不稳固，亦显示了脱离正统的代价。刘仁恭之“忠”，虽非纯粹情感所致，却是当时许多地方势力维系正统的一种“共识式忠诚”。

在西南边地，如南诏、黔中等地的少数民族政权，虽远离中原战乱，却仍频频向长安朝贡，自称“大唐之臣”。他们的“忠诚”多为策略性行为，为的是与中原维持和平，获取政治与贸易利益。这种“虚名忠诚”虽然不能挽救唐朝命运，却昭示着“天可汗”在边疆民族心中的残余威信。

在乱世动荡中，仍有一群士人坚守文化意义上的“忠”。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罗隐等文人，以诗文抒发忧国之思。他们虽无兵权，却以笔为剑，讽刺权奸、怀念太平。

皮日休在《正乐府》里感慨：“君王无道致苍生，天宝遗恨到如今。”罗隐更写下：“时事难堪笔，君恩久不闻。”他们的忠诚，是精神上的不屈，是对大唐文化、制度、礼仪的一种深刻认同。

唐末的“忠心之地”，或已非铁板一块、绝对臣服，但在战火纷飞、王朝将倾的时代中，那些仍自称“唐臣”的地方势力，那些不称帝的节度使，以及那些诗意中回望盛唐的文人，构成了晚唐忠诚的最后残火。不过，说来可笑。曾经以武立国的大唐，到最后还要靠一帮文人维持最后的忠，想来可笑。

这份忠，并非简单的政治效忠，而是一种对大唐制度、文化与正统的深层认同。在那权力倾斜、人心浮动的末世之秋，他们的坚持，虽不能挽救大厦将倾，却令我们至今仍能从史册中读到那份残阳如血的执着。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