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股风首先是由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时期的空军部长赛明顿刮起来的。赛明顿将基辛格比为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拉斯普京，说基辛格“除头衔以外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务卿”。赛明顿说政府患了所谓“基辛格病”，要求国会设法进行干预，并且主张对白宫这个“小国务院”每

1971年3月间，激化了的矛盾导致华盛顿掀起一股倒基辛格之风。

这股风首先是由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时期的空军部长赛明顿刮起来的。赛明顿将基辛格比为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拉斯普京，说基辛格“除头衔以外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务卿”。赛明顿说政府患了所谓“基辛格病”，要求国会设法进行干预，并且主张对白宫这个“小国务院”每年230万美元的经费拨款重新进行审议。尽管对基辛格的攻击来自民主党人，但尼克松政府内阁的高级官员们都在心中暗自叫好。

1971年3月8日，白宫的高级工作人员应邀出席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宴会，白宫中的公共关系专家劝告大家在同新闻界和公众的接触中，多讲一些关于总统的故事，以反映总统旺盛的精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感情、聪睿和宽厚的胸怀等等。

在宴会上，敏感的基辛格神色极为阴郁。他将总统的国内事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拉到门厅旁边的林肯厅。他关上了门。

基辛格严肃地对他说：“约翰，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让你知道，我打算明天上午告诉总统，我准备立即辞职。”

埃利希曼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我要回哈佛去。”他阴沉地说。

“到底什么原因？”

“当然是罗杰斯。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又在破坏总统的外交政策。我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埃利希曼劝基辛格晚上睡觉时再考虑一下这个决定，准备第二天上午腾出时间再谈谈。

基辛格决定使用辞职作为威胁的武器。

其实，所谓“基辛格病”的根子在尼克松身上。基辛格与罗杰斯交恶，根子也在尼克松身上。

说起来，罗杰斯同尼克松的关系，实在要比基辛格同尼克松的关系深远和密切。罗杰斯同尼克松有着几十年的深交，可以算得上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亲信。早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时，年轻律师尼克松应征服役担任海军军官，当年8月在罗得岛匡塞特角的海军军官学校受训。同为律师的罗杰斯，与他同班接受军训，这两位年轻的律师就此结下了友谊。

之后，尼克松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工作，罗杰斯则调往太平洋舰队，两人都参加了对日作战。战后，尼克松当了国会议员，罗杰斯在纽约地方法院当检察长，两人结成“莫逆之交”。

1952年，罗杰斯帮助尼克松竞选副总统。罗杰斯后来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与部长时，同副总统尼克松的友谊更深了。尼克松遇事总要同罗杰斯商量。两人时常碰头，无话不谈。尼克松当总统以前经历了所谓“六次危机”，其中有四次是同罗杰斯一起度过的。

尼克松选中罗杰斯来当国务卿，除了罗杰斯跟他有多年私交、可以完全信赖之外，主要是他考虑需要一个能够顺手驾驭，为他忠诚地执行政策的人。罗杰斯只担任过美国出席21届联大代表团的国际法顾问，外交经验不算多。

但是，常年的律师生涯使罗杰斯头脑冷静，思路清晰，精于谈判。尼克松对任用罗杰斯作过这样的解释：

“我们已经进入谈判的时代，我需要世界上最好的谈判者当国务卿。我曾在危机中多次观察罗杰斯，他性格冷静，判断力强，是个出色的谈判者。我可以用他对付世界上的任何人。”

事与愿违，罗杰斯在美国外交上不但不是一个决策者，而且也不是一个重大谈判的主持者。与苏联搞缓和，与中国改善关系，与越南进行秘密谈判，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罗杰斯几乎都插不上手；只是因为基辛格是犹太人，尼克松觉得不便让他与阿拉伯领导人接触，才让罗杰斯去解决中东停火问题。尼克松既然把外交大权从国务院转移到白宫，对基辛格委以全权重任，形成一个以白宫为核心的尼-基外交主轴，罗杰斯和国务院只好扮演二等角色。即使尼克松并非有意冷落罗杰斯，也势所必然地要更多地在外交上倚重基辛格。

其实，尼克松与基辛格并不亲密，彼此的关系只是客客气气的，属于公事往来，相互守礼。对于基辛格的毛病，尼克松看在眼里，有时顶多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抱怨一两句。在尼克松看来，基辛格这个足智多谋的哈佛教授，显然要比亲信至交罗杰斯更为重要。基辛格可以为尼克松热衷于搞的一系列创新外交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

把意识形态撇在一边，把实用主义置于道义原则之上，在全球实行讲求实效的外交；这些新想法很对尼克松胃口。在外交风范上，两人都热衷于唯我独尊，不信任官僚机构，酷爱保密，喜欢事先不透露意向，而一下子端出既成事实，突如其来，出奇制胜。

尼克松执政以后所优先考虑的同苏联搞缓和及打开通向中国大门的美国外交政策，在1969年与1970年，经过艰辛的努力已经奠定了基础。在1971年，也就是他上台的第三个年头，有种种迹象可以预期美国在与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上会出现大转化。

尼克松在2月25日对国会作的外交政策报告中，用长达225页的篇幅对此作了描绘。

在这份报告中，他告诉北京，美国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要求充当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领导。但是，为了使那样的要求取信于人并行之有效，共产党中国必须实行开放，同外部世界接触。双方都需要结束大陆中国同外界现实的隔绝，从而结束同变化脱节的状态…”

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对中国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

不久前，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科梅利·博丹来白宫宣读了一封周恩来的信件，除了重复说欢迎美国派一位特使到北京谈判外，还透露了一个全新的信息。这个信息说，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

这个信息使尼克松受到鼓舞。它预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会有惊人的突破。他指示国务院采取措施，尽快宣布取消使用美国护照去大陆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正在这时，华盛顿刮起了倒基辛格风潮。基辛格也以辞职相威胁，几次喊着要回哈佛去。尼克松执政头两年对外交政策的调整，尽管是他本人提出并亲自掌握的，可是也渗透着基辛格的心血与智慧，与基辛格满腔热情的执行分不开尼克松当然不愿前功尽弃。他出来给基辛格撑腰了。至少是在他的默许下，基辛格本人给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说：“必须停止对基辛格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攻击亨利·基辛格就是攻击总统。”

尼克松还通过新闻秘书齐格勒对参议员赛明顿进行了批驳。把赛明顿的攻击说成是“混淆视听，完全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

齐格勒以和事佬的安抚口吻表白说：“尼克松对国务卿和国务卿的判断有最大的信任。”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基辛格更是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了。

1971年4月3日，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批准了一份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报告，但没叫人退给下面，而是还压在桌面上。这两天，他为此睡不着，反复思考着，直至4月6日这天下午。4月7日，这一届世界乒乓球赛就要结束，各国球队都要打道回国了。他这才让秘书将他的态度通知外交部。此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

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

“…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先生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及其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

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夜深人静，他的思绪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恩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天亮后就是4月7日了。这是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将在今天决出来。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他从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上，从登载世界各国通讯社从日本发出的电讯稿中，了解到我们的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

19岁的格伦·科恩是洛杉矶圣莫尼卡的一个大学生。他从一个练习馆搭车到锦标赛体育馆去，恰巧搭上的是中国队的车，大轿车上有20多名中国运动员。他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满车中国人吃惊地望着他。他觉得很尴尬。

世界冠军庄则栋对他很友好，站起来表示欢迎说：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中国运动员欢迎你，送你一件礼物。”

他接受了庄送的礼物——一件漂亮的中国山水织锦。他甚至同庄照了相。他也拍了一些中国选手练球、打球的照片。这个科恩还讲，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去。他还回赠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给庄则栋，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庄则栋接受了。

科恩对记者们说，中国运动员非常友好…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不少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毛泽东听人念着“大参考”，思考着。他让念“大参考”的同志将庄则栋与科恩的这条花絮原原本本念了两遍。听完，他笑着称赞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谈起了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到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

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毛泽东感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是总统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呢？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

毛洋东深思着，沉默着，周恩来告辞了。

这天晚上，他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11点多，他让护士长吴旭君陪他吃晚饭。吃完饭，安眠药起作用了，他眼困至极，伏在桌面上似乎昏昏然人睡了。但他突然说起话来，嘟嘟哝哝的。吴旭君在旁边听了好一会儿才听清他要她给王海容打电话，他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句话跟下午的表态截然相反。

这是不是毛泽东服了安眠药说的梦呓？护士长吴旭君当时在场，她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180度大掉头的经过。

于是，吴旭君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毛睁开眼发现吴还在吃饭，就催她：“你还在吃饭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吴旭君用小聪明让毛泽东复述刚才的指示。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图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吴旭君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吴旭君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吴旭君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吴旭君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12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12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见吴旭君进来，他抬起头听着吴旭君把刚才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

“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毛醒后刚一按电铃，吴旭君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吴旭君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吴旭君问。

“记得清清楚楚。”毛说。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紧张的样子！”毛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

听到这句话吴旭君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

吴旭君对毛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把美国惊呆了，让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4月7日上午10点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

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的理解是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自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意见后当即送往白宫。

意见写道：

“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做一下准备，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基辛格，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做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

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这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得产生了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儿，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一窍不通。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他在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成“铁板一块”。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到1969年8月，随着对中苏边境冲突的分析，他才觉得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的可能性。他这才意识到，过去认为中国人头脑发昏、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于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未曾扩张版图，侵略他国。经过好几次微妙的外交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从中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得意的是，在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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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之华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