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民：新见《唐实录》日本写本残页考

摘要：2024年7月25日，日本古龙会拍卖会上，在拍前被古龙会拍卖行老板重点推荐的一件名为唐经片的三行古笔切以1300万日元（约合60万元人民币）成交，折合每行20万元人民币。随后在古籍、书法收藏圈引起轰动，在公众号、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迅速被冠以“史上最贵写经”的称

2024年7月25日，日本古龙会拍卖会上，在拍前被古龙会拍卖行老板重点推荐的一件名为唐经片的三行古笔切以1300万日元（约合60万元人民币）成交，折合每行20万元人民币。随后在古籍、书法收藏圈引起轰动，在公众号、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迅速被冠以“史上最贵写经”的称号。

这件被标为“显庆五年”的断简，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许全胜研究考定认为，拍卖图录称此拍品为带有年号的唐人写经，此说不确。考察这仅有三行的残片，实为《唐高宗实录》唐代写本的遗存。……此残纸存有 "显庆五年" 字样，显然不属于最初进呈的二十卷本，而应是令狐德棻续修、刘知几与吴兢最终完成的三十卷本。作为唐代实录的仅存遗珍，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1]

唐实录是唐史研究的关键史料，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等史籍的重要史源。然而，除《顺宗实录》五卷尚存于韩愈文集中外，唐实录原文几乎全部散佚。唐史大家黄永年认为，“宋以后唐代实录除顺宗一朝外都已佚失，仅《资治通鉴考异》引用若干片段”。[2]

作为《唐高宗实录》，即便是吉光片羽，史料价值之高自然不言而喻，远非存世量很多的唐人佛教写经相提并论的。据书法家尹飞卿考证，这件断简原是出于日本古笔切手鉴其中的一片，后在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日本辗转多次，价格屡创古笔切类之最。所谓手鉴，为了鉴赏众多的古书迹及名笔而制作的书帖。从室町时代末期开始，人们流行将从奈良时代到室町时代古人的名笔，即古笔切断后进行鉴赏，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其贴在台纸上，这样就出现了手鉴。

当手鉴从藏家手中流出以后，商贩往往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将古笔切再从台纸上揭下来单片去卖。

近日，笔者偶见另一古笔断简，记述唐太宗和高宗事迹，所载内容遍查古籍未见，应该是《唐太宗实录》写本散佚残页。考察其笔迹字体，与《唐高宗实录》显庆五年古笔切的书者应为同一人。此外，这两件古笔切与被金原泰介教授誉为“日本奈良时代书法的最高水准”[3]的东大寺正仓院《国家珍宝帐》书写笔迹极为相似。该件《唐太宗实录》写本残页应该是目前中国现存的唯一一件唐代实录写本，可谓珍贵之极。残片附签条经日本琴山家族鉴定为圣武天皇宸翰，古人手上资料较为有限，经过考察对比笔迹，显然并非圣武天皇所书。

日本东大寺正仓院《国家珍宝帐》局部（注意“太、皇、大”字等写法）

《唐高宗实录》写本残叶笔迹

《唐太宗实录》写本残叶笔迹

从书法角度来说，该古笔书法结体方圆并济，用笔时而清劲挺拔，时而圆熟温润，于落笔、收笔或笔画连带之间，均可见笔锋运行的痕迹，散发出流动飘逸的气质，虽寥寥数行，无疑是唐人写经的极精之作。那么，作为深藏唐宫廷秘辛的《实录》怎么会传播到日本的呢？这件《实录》写本残片是唐人还是平安时代的日本人写的呢？

一般人的印象，以为唐代的实录为皇帝之书，门禁必然森严，不可能流出宫外。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唐实录成书后，并不像明清实录一样深藏于宫禁之中，而是允许官员阅读与抄写。如贞观十七年( 643) ，高祖、太宗《实录》纂成后，“仍遣编之秘阁，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 ，似乎相当严格，只有三品高官才能抄录。但不难推想，皇太子、诸王和三品京官得到这些实录的手抄本之后，很可能又假借给其他人重复抄写，从而使唐朝实录四散于人间。

开元年间，洋州刺史赵匡甚至倡议将实录作为科举考试科目: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足见唐实录在当时流传之广。[4]

藤原佐世（约卒于897）奉敕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约完成于日本宽平初年（885-891），著录了九世纪前传至日本的汉籍一千八百余种。其中便列了三种唐代实录：

《唐实录》九十卷司空梁国公房玄龄等撰

《唐实录》九十卷中书令许敬宗撰

《高宗实录》六十卷武玄之撰

可知唐朝实录，早在唐代就已经流出宫外，甚至经过当时的遣唐使很早就远传到了日本。[5]

池田温教授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唐实录》的日本写本是由名为张善的唐人（渡来）写经生在732年8月开始抄写的。

据池田温教授在其论文《唐朝实录与日本六国史》中研究，虽然唐朝《实录》传入日本的时期未甚明确，但东大寺正仓院传存的奈良朝文书中，有一处出现《实录》文字。即天平五年（733）八月十一日皇后宫职移文（《正仓院文书》续修十六，《大日本古文书》第一卷四七六页），其中记载前年八月以降大初位上船花张善写经诸事，录有：“《实录》十卷六十六”表示当时抄写《实录》十卷，用纸六十六张。《大日本古文书》编者附注云“《太宗实录》”，此系盖然性推定，未必确实。然而当时可能传入日本的实录限于高祖、太宗、高宗三种，其中最著名者不外《太宗实录》，此为判断的一般依据。

天平二年（730）至五年间，向图书寮的皇后宫职移文中，可见《汉书》《晋书》《实录》及《论语》《方言》《三礼义宗》《白虎通》《新仪》《离骚》《文选》《文选音义》等十余种典籍。这些典籍是在抄写佛典时偶然一并抄写，混入文书中的。其中《实录》与《汉书》《晋书》并列，可见当时对《实录》的尊崇，视为代表典籍之一。在日本平安时代，元庆八年五月廿九日大藏善行勘奏引用《太宗实录》（《三代实录》卷四五），具平亲王《弘决外典钞》卷一引用《高祖实录》，可见其影响之一斑。[6]

据山上宪太郎博士论文研究，以图书寮为本司的写经生，图书寮编制了拥有高超书写技能的技术官员，他们被派往各个写经组织。在732年负责抄写《唐实录》的船花张善、负责抄写《晋书》的辛金福等这样拥有大初位上位阶，可以推测是在相对较晚的阶段移居到列岛的新兴渡来系氏族（新兴渡来系氏族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从中国迁徙到日本列岛的新氏族群体）占多数。图书寮出身的官员，不仅仅是被派去以写经为目的的普通写书手，也有为了教授写经事业所需技能而被派遣的书写教官。图书通过将拥有开展写经事业所需技能的新兴渡来系氏族纳入律令制的官员秩序中，来维持技能以及进行组织性的再生产。

以图书寮为本司、拥有大初位上的位阶的下级官员船花张善，在皇后宫职设立后不久的天平二年（730 年）左右就到 “初期写经所” 任职了，但在天平六年（734 年）七月之后，在史料中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在这个时期，他离开了 “初期写经所”，或许是回到了本司，或者是被派遣到了其他的写经机构。

根据笔者找到的笔迹资料，船花张善及其弟子除了抄写《唐实录》、《国家珍宝帐》以外，应该也抄写过部分《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经》（如上图，注意“太、圣、皇、之”等字写法）。

天平元年（729 年）光明子被立为皇后，包含写经担当组织的家政机构被纳入皇后宫职。天平十年（738 年），与同样存在于皇后宫职内的 “经师所” 合并，成为了 “写经司”。天平十三年（741 年），迁移到正在平城东部建设的福寿寺，成为 “福寿寺一切经所（司）”。随着福寿寺名称的变更以及吸收合并，写经所的名称也先后改为 “金光明寺写经所”，进而又改为 “东大寺写经所”。其管辖也从皇后宫职变为大和国分寺营造机构，最终变为造东大寺司。写经所的核心事业是从天平五年（733 年）左右开始的一切经，也就是所谓“五月一日经” 的书写。这项事业在经历了多次方针变更和中断后，一直持续到圣武天皇驾崩（756 年）。写经所一直以光明皇太后和孝谦天皇发愿的写经创作、经典的出纳作为业务维持着。[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