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邮递员马师傅来了，是不是小玲的考试结果啊？”婶子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急急地招呼。马师傅把车支在屋檐下，抬手擦了把汗，对我点点头。

“邮递员马师傅来了，是不是小玲的考试结果啊？”婶子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急急地招呼。马师傅把车支在屋檐下，抬手擦了把汗，对我点点头。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个七月天穿着邮政制服的中年人，骑着一辆蓝色电动车，稳稳地从我身边走过，像是一尊雕塑一样一成不变。他的车后架上，挂着几个褪色的尼龙袋，装满了这个小镇上人们的喜怒哀乐。

那个下午的空气又闷又热，黄豆大的汗珠从我脸上滚下来，像是石榴籽一样啪嗒啪嗒地砸在地上。树上的蝉叫嚣着，老李家晒在院外的西红柿干隐隐约约带着些酸味。我听见嫂子在屋里扔下了笔，椅子被拉开，发出刺耳的声音。

“别进去。”婆婆拉住了我的袖子，“让她自己看完。”

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封信的轮廓在嫂子手里展开，然后又折起来。几分钟后，她从房间里出来，眼睛红红的，抱着小侄子。婆婆的呼吸停了一下，像是被风筝线勒住了似的。

“考上了，”嫂子说，“县城师范学院，研究生。”

婆婆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颤巍巍地伸出手，抚摸着嫂子的头发，“玲儿真棒。”

小侄子不明所以，在她怀里咯咯地笑，刚长出来的两颗小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说起我嫂子小玲，之前在市里一家幼儿园做老师，能歌善舞，嗓子甜得能把小喜鹊叫下树来。四年前，她嫁到了我们家。我哥在县城开了个装修公司，算得上体面。两人郎才女貌，在我们小镇上，那场婚礼至今被人提起。

去年秋天，嫂子生下了小侄子，取名安安。生产那天，偏偏我哥在外地跟着装修队，赶过来时，一切都结束了。嫂子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活力。

从医院回来后，嫂子变了个人。半夜里，常常听见她起来看孩子，一晚上四五次。那些夜里，她像个游魂一样在屋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白天，她几乎不怎么说话，也不怎么吃东西，眼睛里总是含着泪，看什么都是模糊的，连孩子哭了都反应不过来。

医生说是产后抑郁，需要药物治疗和家人陪伴。那段时间，我哥的电话响个不停，做不完的装修，还要照顾两个家。我婆婆坐在院子里叹气，说自己老了，帮不上什么忙。

小玲瘦得很快，原本就不胖的身材，像是被风吹走了二十斤肉，肩膀硌人，衣服都挂在身上。之前买的衣服穿不了，天热了也不肯换下毛衣。镇上的老王婶来看她，说这样下去要得病的，偷偷塞给婆婆一包中药，“熬给她喝。”

那包药在灶台上放了三天，最后被婆婆倒掉了。

“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婆婆说，“得让孩子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变化是从那个早晨开始的。

凌晨五点，我被院子里的声音吵醒，窗外还是灰蒙蒙的。我以为是小偷，悄悄地探出头去看。婆婆站在水井边，费力地摇着辘轳，井水哗啦啦地流入塑料桶。她揉了揉腰，又弯下腰去拾地上的黄豆。

“妈，您干啥呢？”我问。

“磨豆浆，”婆婆说，“你嫂子爱喝。”

那个早晨，小镇还在沉睡，只有婆婆的身影在院子里忙碌。她生火，洗豆，打磨。那台豆浆机是十多年前买的，电线已经缠了好几层胶带，发出不安的嗡嗡声。婆婆像是怕吵醒谁似的，把机器裹在了一条旧毛巾里。

豆香味慢慢地弥漫开来，不知不觉中，嫂子站在了厨房门口，怀里抱着醒来的安安。

“闻到味儿了？”婆婆笑着问，“刚好做好，趁热喝。”

她把豆浆倒进一个旧瓷碗里，那碗边沿有个小豁口，是哥哥小时候打碎的，一直没舍得扔。嫂子小口小口地喝着，眼睛盯着碗里的液体，不知道在想什么。

“搁点糖吧？”婆婆问。

嫂子摇摇头，“就这样挺好的。”

那是嫂子一个多月来第一次主动说完整的话。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婆婆就起来磨豆浆。有时候下雨，她就在屋檐下忙活；有时候天太热，她就提前一晚上把豆子泡好。

我问她累不累，她说：“人活这么大把年纪，还怕这点累？”

豆浆的味道从不相同。有时候婆婆会放些核桃，有时候是黑芝麻，有时候是红枣。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配方都是她从老中医那里来的，说是调养身子的。

我哥察觉到了变化，某个周末回来，看见嫂子正在院子里晒被子，脸上有了些血色。

“你妈真是有办法，”晚上他单独对我说，“我都没想到豆浆能有这效果。”

我没告诉他，不只是豆浆。是豆浆里面的那份心意，那份每天早起的坚持，那份不言不语的爱。

那年夏天特别长，热浪一波接一波地来。安安学会了翻身，哼哼唧唧地在小床上扭来扭去。嫂子开始在院子里晾晒他的小衣服，五颜六色的，像是风中的小旗子。

一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掰玉米，看见嫂子搬了把椅子，坐在槐树下看书。那本书的封面已经翻卷了，是她大学时期的教材。我有些惊讶，但没多问。

那张椅子原本是我哥用来午休的，凳面上有一块油漆脱落的地方，露出木头的本色。嫂子就坐在那块斑驳的地方，安安在她脚边的小毯子上玩玩具，发出咯咯的笑声。

晚上，我听见嫂子和婆婆说话。

“妈，我想考研。”她的声音很小，但很坚定。

“好啊，”婆婆说，“孩子我帮你看。”

“可是…”嫂子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

“我怕考不上，辜负了你们的期望。”

婆婆笑了，那笑声像是村口老槐树上的风铃，“哪有什么期望不期望的，你想做就去做，做不成也不怕，咱们有的是时间。”

第二天，嫂子就开始准备考研资料。她把家里的一个小房间整理出来，贴上了几张纸条，写着她的复习计划。墙上还钉着一张安安的照片，是他刚出生时拍的，小脸皱皱的，像个小老头。

那些日子，嫂子变得忙碌起来。白天照顾孩子，晚上学习到很晚。有时候安安哭了，她一边哄一边背单词，那场景看起来有些手忙脚乱，但也莫名地和谐。

我哥回来看见她这样，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最后他只是买了一盏新台灯，放在她的书桌上。

“别太累了，”他说。

嫂子点点头，眼睛却没离开书本。

农历七月，小镇上的老人们相信是鬼月，不适合做大事。婆婆却在这个时候宣布，要带安安去县城住一段时间。

“那边有你姑姑帮忙，小玲可以安心备考。”婆婆说。

我哥有些担心，“妈，您那老毛病，能行吗？”

婆婆摆摆手，“死不了。”

那天下午，婆婆收拾了两个旧布包，里面塞满了尿布、奶粉和安安的小衣服。有一件小背心上还绣着”福”字，是嫂子亲手缝的。

嫂子送他们到村口的公交站，抱着安安不肯撒手。婆婆在一旁催促，“再不走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每天打电话，”嫂子说，“要是他不舒服就立刻告诉我。”

婆婆点点头，把安安抱过来，“去吧，好好复习。”

那个背影，我至今记得。一个老人，一个婴儿，在夕阳下慢慢变小，最后消失在公交车的门后。嫂子站在那里很久很久，直到天边的云都变成了紫色。

那个秋天，家里变得很安静。嫂子白天上辅导班，晚上回来继续学习。我哥的公司接了个大单子，常常不在家。我偶尔会给嫂子做些饭，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煮些方便面或者热一热婆婆提前做好冻在冰箱里的饺子。

月亮升起又落下，树叶从绿变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考试前一周，嫂子突然发起高烧。我半夜听见她在厕所吐，赶紧起来帮忙。她靠在墙边，脸色苍白，额头烫得像个火炉。

“要不要去医院？”我问。

她摇摇头，“吃点药就行，不能耽误复习。”

我给她倒了水，拿出体温计。39度，不算太高，但也不低。她吃了退烧药，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你说我能考上吗？”她问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笑笑，“肯定能。”

她也笑了，但眼里有泪光，“有时候我在想，当初为什么要生安安？他来了，我的生活就被打乱了，一切计划都泡汤了。”

我有些惊讶，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是转念又想，”她继续说，“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到去考研，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她消瘦的脸上，像是镀了一层银。

“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我最后说，“重要的是你走得开心。”

第二天早上，她的烧退了。她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翻着一本厚厚的参考书，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冬至那天，小镇上下起了大雪。天亮得很晚，我起床时，发现嫂子已经在厨房忙活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复习，”她说，“想做点好吃的犒劳自己。”

厨房里弥漫着饺子馅的香味，案板上摆着一堆切好的葱姜蒜。嫂子的手法很熟练，和面、擀皮、包馅，一气呵成。

“你什么时候学会包饺子的？”我好奇地问。

“这段时间经常和婆婆视频，”她笑着说，“她教的。”

我意识到，这段时间，她不只是在学习专业知识，还在学习如何做一个妈妈，一个妻子，一个儿媳。那些角色，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可以共存的。

雪越下越大，窗户上结了一层薄霜。嫂子包好饺子，叫我一起吃早饭。饺子皮有些厚，馅料却很香，我们吃得津津有味。

“考完试，我想去县城看看安安，”她说，“都两个多月没见了。”

“婆婆说他长牙了，”我说，“前两天发了视频。”

嫂子点点头，眼里闪烁着光芒，“希望他不要忘了我。”

我笑了，“哪有这么容易忘的。”

吃完饭，她收拾好准考证和文具，穿上了一件新买的羽绒服。那件衣服是深蓝色的，衬得她的皮肤很白。

“祝你好运，”我说。

她点点头，深吸一口气，走进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中。

考试结束后，嫂子和婆婆带着安安回来了。小家伙长高了不少，会扶着东西站起来，叫”mama”了。嫂子抱着他，眼泪汪汪的，说不出话来。

婆婆站在一旁，看着母子俩，笑得像个孩子。“这孩子可想你了，”她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你的照片。”

那个春节，我们家特别热闹。哥哥的生意越做越大，订了一桌丰盛的团年饭。亲戚们轮番上阵，问嫂子考试情况，她只是笑笑，说还没出结果。

屋子中,窗外炮竹声隆隆响起,嫂子顺手拉上了窗帘。那是一块不知道哪一年买的布，上面印着几只已经褪色的金鱼，随着窗户的开合在寒风里摆动。

腊月的风特别冷，刮在脸上像刀割。婆婆坐在炉子旁，一边烤火一边给安安织毛衣。那台电视机里正播着春晚彩排，声音断断续续的，像是要罢工。

“你说小玲能考上吗？”婆婆突然问我。

我想了想，“不知道，但是考上考不上，她都是那个她。”

婆婆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你小子，倒是会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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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录取通知书最终还是来了，就像开头说的那样。

嫂子收到通知的那天，全家人都很高兴。哥哥破例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一直说：“我老婆真棒，真棒。”

婆婆没说什么，只是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盒子，里面装着几张存折。“这是给安安的学费，”她说，“我存了好几年了。”

嫂子抱住了婆婆，两个人抱在一起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家人。不是血缘，不是姓氏，而是那种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

现在，嫂子已经在县城师范学院读研究生了。每周末她回来看安安，带着一书包的作业和论文。安安已经会跑了，每次看见妈妈回来，都会扑到她怀里。

“mama，mama。”他奶声奶气地叫着，像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

婆婆呢，还是每天早起磨豆浆。不过现在换了个新机器，是哥哥买的，不用手摇了，按一下按钮就好。她还是会放些核桃、黑芝麻或者红枣进去，熬好了就倒进那个有豁口的旧瓷碗里，等嫂子回来喝。

有人问我嫂子当初是怎么从产后抑郁中走出来的，我想了想，说不清楚。或许是婆婆的豆浆，或许是她自己的坚强，或许是生活本身的力量。但我知道，每一个清晨，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的时候，嫂子的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笑意，眼睛明亮如初，像是找回了自己。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只要心中有光，总能找到出路。就像婆婆说的那样，“没什么过不去的坎，除非你自己不想过。”

院子的老槐树下,嫂子的小书桌还在那里。有时候，阳光正好，我会看见她坐在那里，一边写论文，一边看安安在地上爬来爬去。婆婆在厨房里准备午饭，锅碗瓢盆的声音夹杂着隔壁赵婶的收音机声。

生活，就是这样继续着。平淡如水，却又充满希望。

来源：樱桃聊八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