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是凌晨三点打来的，医院那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块冰，贴在我耳朵上。“李先生，请来一下，您母亲的情况不太好。”我抓起车钥匙冲出门时，妻子小林在身后喊：“带件外套！降温了！”

我妈走后的第三天，我做主，给家里请了一套“丧事一条龙”。

电话是凌晨三点打来的，医院那头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一块冰，贴在我耳朵上。“李先生，请来一下，您母亲的情况不太好。”我抓起车钥匙冲出门时，妻子小林在身后喊：“带件外套！降温了！”

风确实凉。我把车开得像一艘亡命的船，城市的霓虹在我眼前糊成一片光海。半小时前，我还在为一个项目的预算焦头烂额，在PPT上写下“降本增效”四个大字。而现在，我生命里最昂贵的一部分，正在无可挽回地贬值，直至归零。

母亲躺在病床上，身上连着各种管子，心电图已经是一条直线。医生摘下口罩，说了些“尽力了”、“节哀”之类的话。我没听清，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只蝉在叫。我只记得，我爸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像一尊被抽掉魂魄的石像。他没哭，只是用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母亲那张再也不会泛起笑意的脸。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扶着我爸，他的身体僵硬得像一块铁。给他倒水，他一口不喝。我甚至不知道第一步该干什么，是通知亲戚，还是去办死亡证明。大脑一片空白，像被格式化的硬盘。

就在我茫然四顾的时候，我看到了医院走廊尽头广告牌上的几个字——“福寿安宁，一站式白事服务”。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那一刻，这几个字像救命稻草。我需要秩序，需要一个流程图，需要有人告诉我，一、二、三，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不想思考，也无法思考。我只想把这件事“外包”出去。

我拨通了电话。

“您好，福寿安宁。”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温和、专业，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沉稳。

“我……我母亲，刚刚走了。”我的声音在抖。

“先生，请节哀。您别急，我们的人半小时内到。您只需要在医院等我们。”

挂了电话，我长舒了一口气，仿佛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抓住了浮木。我对我爸说：“爸，我找了人来处理后事，专业的，我们什么都不用操心。”

我爸缓缓地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疲惫，有茫然，还有一丝我当时没读懂的……失望。他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又把头转了回去，继续看着我妈，仿佛想把她的样子，重新刻进眼睛里。

半小时后，一个穿着深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带着两个助手来了。他姓王，王经理。他一来，整个凝滞的空气仿佛就开始流动了。他有条不紊地指导我们办手续，联系殡仪馆，他的助手则在一旁用iPad记录着什么。

“李先生，关于寿衣，我们有几个套餐。这是真丝的，寓意锦衣玉食；这是纯棉的，寓意安详舒适。您看伯母生前喜欢哪种风格？”王经理把iPad递到我面前，上面是各种款式的寿衣，模特是面容安详的假人。

我看着那些衣服，脑子更乱了。我哪知道我妈喜欢什么风格？她一辈子都在穿打折的衣服，最贵的一件，还是我几年前给她买的羊绒衫，她总舍不得穿，说要留着重要场合。

“就……就那个真丝的吧，让她走得体面点。”我胡乱指了一个。

王经理点点头，在iPad上划了一下。“好的。接下来是灵堂布置，我们提供标准化的‘天堂苑’‘思亲阁’两种风格……”

他还在说着什么，我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只是看着那两个助手，用一个白色的袋子，小心翼翼地把我母亲装了进去，拉上拉链。那个瞬间，我感觉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也被一起拉上，封存，再也打不开了。

我爸从头到尾，就像一个局外人。他只是跟着，看着，不说一句话。当王经理的人要把我妈抬走时，他突然冲了上去，伸手，似乎想再摸一摸那个白色的袋子。

“老爷子，请让一下，别耽误了时辰。”王经理的助手客气地拦住了他。

我爸的手，就那样停在了半空中，然后，慢慢地，无力地垂了下去。

我走过去，扶住他。我低声说：“爸，交给他们吧，他们专业。”

我爸没看我，他看着远去的白色袋子，嘴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呢喃了一句，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问他自己。

“专业……什么叫专业？”

第一章：一件衣服的战争

王经理的效率极高。第二天上午，我们家小区的临时活动室，就被布置成了一个素雅的灵堂。白色的挽联，黄色的菊花，电子香炉里飘着若有若无的檀香味。一切都井井有条，干净得甚至有些冷清。亲戚朋友们陆续来了，对着我妈那张被放大、精修过的遗像鞠躬，然后握着我的手，说一些节哀顺变的话。

我像一个提线木偶，机械地鞠躬，回礼，说“谢谢”。小林在我身边，帮我应酬着，时不时递杯水给我。她眼圈也是红的，但比我镇定。她悄悄对我说：“你看，请人来是对的吧，不然我们俩哪儿忙得过来。”

我点点头，心里却空落落的。这灵堂很完美，完美得像一个样板间，跟我妈没有半点关系。她生前最喜欢的，是阳台上那盆长疯了的绿萝；她最爱用的，是一个豁了口的搪瓷杯；她最常念叨的，是我小时候的糗事。而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看起来比生前更年轻、更陌生的照片。

我爸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像一棵枯树。他拒绝了王经理团队提供的黑色孝服，依旧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旧夹克。有人过来跟他说话，他就点点头，或者摇摇头，不说一个字。

“爸，您去歇会儿吧。”我走过去。

他抬起眼，看着我，突然说：“你妈那件红色的羊绒衫呢？”

我愣了一下。“什么羊绒衫？”

“就是你给她买的那件，她说开司米的，滑溜。”他比划着，“她说要等给你儿子办婚事的时候穿。”

我这才想起来。那是我有一年发了年终奖，硬拖着她去商场买的，打完折还要两千多。她嘴上骂我败家，眼睛里的喜欢却藏不住。回家后就用塑料袋套好，放进了樟木箱子最底下，说那是她的“宝贝”。

“这个时候……找那件衣服干嘛？”我不解地问。

“给她穿上。”我爸的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她念叨了一辈子，就该让她穿着走。”

我心里一沉。王经理昨天明确说过，寿衣有讲究，必须是全新的，而且款式有规制，不能随便穿。我试图解释：“爸，那个……专业的团队说，寿衣有专门的……”

“我不管什么专业！”他突然站了起来，声音也高了八度，引得周围的亲戚都看了过来。“那是你妈最喜欢的衣服！她就想穿着它！你连这个都要听外人的？”

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和悲伤，像一头被困住的野兽。我被他吼得有点懵，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时，王经理闻声走了过来，脸上依然挂着职业性的微笑。“老爷子，您别激动。是这样的，按照传统风俗，寿衣是逝者去往另一个世界的正装，不能用日常的衣服。而且颜色上，红色也不太吉利。我们为您母亲准备的这套真丝寿衣，无论从材质还是寓意上，都是最好的选择。”

我爸死死盯着王经理，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最好的选择？你们懂什么？你们认识她吗？你们知道她一辈子省吃俭用，连件好衣服都舍不得穿吗？你们知道那件红衣服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他一句一句地质问，像一把把锥子，扎在我的心上。

王经理的笑容有些僵硬，但还是耐心地解释：“老爷子，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白事有白事的规矩，我们从业十几年，都是这么办的，也是为了逝者好。”

“为了她好？”我爸冷笑一声，他那标志性的小动作——紧张时用右手拇指摩挲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磨得发亮的旧戒指——又出现了。“你们只是为了你们的‘流程’好！我老婆不是你们流程里的一道工序！”

气氛凝固到了冰点。亲戚们窃窃私语。小林拉了拉我的衣角，示意我赶紧解决。

我夹在中间，头痛欲裂。一边是父亲不近人情的固执，一边是“专业团队”不容置喙的规则。理智告诉我，应该听王经理的，他们是专业的，懂得多，别在这种事上出错。但情感上，我爸那双通红的眼睛，让我无法说出拒绝的话。

我深吸一口气，对王死经理说：“王经理，不好意思。我爸年纪大了，脾气倔。要不……就按我爸说的办吧？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自己担着。”

王经理皱了皱眉，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悦。“李先生，我必须提醒您。规矩就是规矩。如果因为这个出了什么岔子，比如……时辰不对，或者仪式不完整，我们公司是不负责任的。”

他把“不负责任”四个字咬得很重。

我心里一阵烦躁。这就是我花钱买来的“省心”吗？一个连母亲最后穿什么衣服都不能自己决定的服务？

“我知道了。”我硬着头皮说，“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就回家去取。”

我爸听了，紧绷的身体才稍微松弛下来。他没再说什么，只是重新坐回角落，但眼神里，似乎有了一点光。

我开车回家，在那个熟悉的樟木箱子里，翻出了那件红色的羊绒衫。衣服被塑料袋和樟脑丸保护得很好，鲜艳得像一团火。我把它抱在怀里，仿佛还能闻到母亲身上那淡淡的皂角香。

我突然想起，买这件衣服的时候，母亲在镜子前照了又照，脸上是少女般的羞涩和喜悦。她悄悄对我说：“崽儿，这衣服真好看。妈这辈子，都没穿过这么好的料子。”

“崽儿”是她对我的专属称呼，带着浓浓的乡音。我已经很多年没听她这么叫过了。

回到灵堂，我把衣服交给我爸。他接过去，用手仔仔细细地抚摸着，就像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他抬起头，对站在一旁的王经理说：“麻烦你，让人给她换上。”

王经理看着那件鲜红的羊绒衫，脸色很难看。他沉默了几秒钟，最终还是对助手点了点头。“按家属的意思办。”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随你们便，后果自负”的冷漠。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妈穿着那件红色的羊绒衫，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雾里，冲我笑。她没说话，但我看懂了她的口型。

她说：“崽儿，妈冷。”

第二章：一份悼词的空白

换衣服的风波过去后，葬礼的筹备继续在王经理的“专业流程”下进行。他似乎已经接受了我们这家“不合作”的客户，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无可挑剔的微笑，只是那微笑里，多了几分距离感。

接下来的环节，是确定追悼会上的悼词。

“李先生，这是我们根据伯母的生平信息，草拟的一份悼词。”王经理将一份打印好的A4纸递给我，“您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明天就由您或者我们专业的司仪来念。”

我接过来。纸上是标准的宋体字，排版工整。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我们敬爱的XXX同志……”

开篇就是熟悉的味道。我往下看。

“XXX同志，生于XXXX年X月X日，于XXXX年X月X日因病逝世，享年XX岁。她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作为妻子，她相夫教子，勤俭持家；作为母亲，她含辛茹苦，无私奉ăpadă……”

我看着那些华丽而空洞的词语，感觉无比刺眼。“相夫教子”“含辛茹苦”“无私奉献”……这些词可以用来形容任何一个母亲，却唯独不像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个会因为买菜时小贩多给了一根葱而高兴半天的人。她是一个看电视剧会跟着里面的人物又哭又笑，还拉着我爸一起讨论剧情的人。她是一个做的红烧肉天下第一，却总说“随便做做，不好吃”的人。她是一个我每次出差，都会往我行李箱里偷偷塞几个煮鸡蛋，说“路上饿了垫垫”的人。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小脾气、有小爱好的人。她不是这一纸悼词里，那个被符号化了的、完美的“母亲”标本。

“这个不行。”我把悼词递回去。

王经理愣了一下：“李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是生平信息有误，还是您觉得哪些地方需要修改？”

“都不是。”我摇摇头，“这整篇，都不是我妈。”

小林在一旁扯了扯我的袖子，低声说：“差不多就行了，就是一个形式。”

“这不是形式！”我不知道哪来的火气，声音也大了起来，“我妈走了，最后能留给别人的，就是这些话了。怎么能差不多就行？”

我爸一直沉默地坐在旁边，这时也开口了，声音沙哑：“这上面写的，是你妈，也不是你妈。你妈这辈子，哪有这么顺当。”

王经理推了推眼镜，耐心地说：“李先生，悼词主要是为了表达哀思，概括逝者的一生。我们这份稿子，是结合了上千场追悼会的经验，提炼出的最通用、也最得体的版本。太过于个人化的细节，在公开场合，可能不太合适。”

“不合适？”我反问，“我妈的人生，有什么不合适的？她一辈子没做过一件亏心事，坦坦荡荡。怎么到了最后，连几句真话都不能说了？”

我的脑海里，突然切入一个画面。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考试，作文题目是《我的妈妈》。我绞尽脑汁，写了很多“妈妈是辛勤的园丁”“妈妈是遮雨的大伞”之类的句子。结果作文本发下来，老师在后面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评语是：感情不真挚。

那天回家，我妈看到了，没骂我，只是笑了。她一边择菜，一边对我说：“崽儿，作文不能瞎编。你就写，我妈是个爱唠叨的婆娘，做饭盐放得多，还老爱占小便宜。这不就是你妈吗？写真话，老师才喜欢。”

“写真话”。这是我妈教我的。

我看着王经理，一字一句地说：“这份悼死，我们自己写。”

王经理的眉头锁得更紧了。“李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撰写悼词需要专业的技巧和措辞，不只是把事情说出来那么简单。而且，追悼会明天就要举行，时间上……恐怕来不及。”

“来得及。”我爸突然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我来说，你来写。”

那个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加上我从外地赶回来的妹妹李娟，第一次在母亲走后，真正地坐到了一起。没有王经理，没有流程，没有套餐。只有一张桌子，几张纸，和一壶我妈生前最爱喝的茉莉花茶。

茶是凉的，但握在手里，却有种奇异的温暖。

“从哪儿说起呢？”我爸看着窗外的夜色，陷入了长久的回忆。

“就从……你妈嫁给我那年说起吧。”他缓缓开口，“那年她才十九，扎着两个大辫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彩礼是三床新被子，还有我托人从上海带回来的一块的确良布料……”

他讲得很慢，很细，像一个技艺精湛的匠人，在用语言这把刻刀，重新雕琢他记忆里的那个人。他讲他们如何一起拉扯大了我和妹妹，讲她为了给我凑学费，偷偷去卖血，回来骗我们说是摔了一跤。讲她如何在我爸下岗后，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回来还接一些糊纸盒的零活。

“……你妈那双手，年轻的时候也细皮嫩肉的。后来，全是口子和老茧。有一年冬天，手冻裂了，口子深得能看见肉。我让她别干了，她冲我发火，说‘我不干，你们兄妹俩喝西北风啊？’。那是我见她发过最大的一次脾气。”

我爸说着，眼圈红了。妹妹李娟早已泣不成声。我拿着笔的手，在微微发抖，纸上已经洇开了一片泪痕。

小林默默地给我们续上茶水，然后坐在一旁，安静地听着。

我们聊了一整夜。从我妈做的第一顿难以下咽的饭，到她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从她第一次偷偷学用智能手机想跟我们视频，结果打给了10086，到她去年还兴致勃勃地报了老年大学的书法班……

那些被我们遗忘在岁月尘埃里的细节，那些我们曾以为无关紧要的瞬间，在这一刻，被一一打捞起来，串联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鲜活、立体的母亲。

天快亮的时候，悼词写好了。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赞美。只有一件件朴素的小事，一句句她曾说过的话。

我拿着那几张写满了字的、还带着泪痕的纸，感觉沉甸甸的。这不再是一份悼词，这是我母亲一生的重量。

我找到王经理，把悼词交给他。“明天，我自己念。”

王经理接过来看了看，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他没有再说什么“不专业”或者“不合适”，只是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好的，李先生。另外，关于追悼会上的背景音乐，我们通常用的是《沉思曲》或者《送别》。您看……”

我打断他：“不用。就放……《甜蜜蜜》吧。”

王经理的表情，就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甜蜜蜜》？李先生，这……这绝对不行！追悼会是庄严肃穆的场合，怎么能放这种流行歌曲？”

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爸给我妈唱的第一首歌，就是《甜蜜蜜》。她喜欢。”

第三章：一首歌的喧哗

“不行！绝对不行！”

王经理的反应比我想象中还要激烈。他摘下金丝眼镜，用一块绒布反复擦拭着，这是他内心极度不悦时的标志性动作。

“李先生，请您理智一点！追悼会不是家庭聚会，是有社会影响的。到时候来的有单位的领导，有亲朋好友，大家都在悲痛的情绪里，突然响起‘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这成何体统？别人会怎么看你们家？怎么看我们公司？”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仿佛我已经把一场灾难带到了他面前。

妹妹李娟也有些犹豫，她拉了拉我的胳ga：“哥，要不……还是算了吧？《送别》也挺好的，妈以前也爱听。”

是啊，《送别》当然好，悲伤、应景、安全。但那不是我妈的故事。我妈的故事里，有柴米油盐的琐碎，有含辛茹苦的艰辛，但底色里，始终有一抹蜜糖般的亮色。那亮色，就是我爸。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娱乐活动。夏天的晚上，我爸就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拉着他的那把旧二胡。他拉得并不好，吱吱呀呀的，像在锯木头。但他总是一脸陶醉，拉完一段，就清清嗓子，对着在屋里忙活的我妈唱：“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我妈就会在厨房里应一声，带着笑骂：“唱得鬼叫一样，别把狼招来了！”

嘴上这么说，但每次我爸一唱，她手里的活儿就会慢下来。我好几次都看到，她靠在门框上，悄悄地看着院子里那个自得其乐的男人，嘴角是压不住的笑意。

那首跑调的《甜蜜蜜》，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密码，是他们爱情的背景音乐。

“就用《甜蜜蜜》。”我爸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不大，但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力量。他站起身，走到王经理面前。

“王经理，我知道你们有规矩。但是，给我老婆办后事，我不想留遗憾。”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她这辈子，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我能给她的，不多了。就让我，用我们自己的方式，送她最后一程。”

老人家的眼神里，有一种近乎恳求的固执。

王经理张了张嘴，看着我爸，又看了看我，最终，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好吧。”他重新戴上眼镜，语气里充满了疲惫和无奈，“但是李先生，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现场有来宾提出异议，或者造成不好的影响，这个责任……得由您自己来承担。”

“我担。”我爸替我回答了。

追悼会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细雨，像是为这场不寻常的告别烘托气氛。来的人很多，灵堂里站得满满当当。大家表情肃穆，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悲伤。

流程按照王经理的安排进行。鞠躬，默哀，亲友致辞。一切都显得那么“正确”和“规范”。轮到我上台致悼词。

我走上台，看着台下那一双双熟悉的、悲伤的眼睛，手里紧紧攥着那几张写满字的纸。我深吸一口气，没有看稿子，而是看向我妈的遗像。

“我妈叫赵秀兰，她不是什么伟大的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

我开始讲述她的故事。我讲她如何用一块布给我们兄妹俩做了新书包，自己却用缝补了无数次的旧布袋。我讲她为了省几毛钱的公交车费，宁愿走半个小时去菜市场。我讲她在我发高烧的夜里，如何用温水一遍遍擦我的额头，一夜未眠。

我讲得语无伦次，声音哽咽，好几次都说不下去。台下，早已是一片抽泣声。我看到小林在抹眼泪，看到妹妹哭得伏在丈夫的肩上。我看到我爸，那个像山一样坚强的男人，此刻也老泪纵横，身体微微颤抖。

悼词的最后，我说：“我妈这辈子，吃了很多苦，但她总说自己是甜的。因为她有我爸。我爸说，他欠我妈一场像样的告别。今天，我想替我爸，还给她。”

说完，我对着控制台的方向，点了点头。

几秒钟的静默后，邓丽君那温柔甜美的歌声，毫无预兆地在肃穆的灵堂里响了起来。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所有人都惊呆了。抽泣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和错愕。我看到前排我爸单位的老领导，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我看到几个远房亲戚，脸上是不可思议的表情，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

“这……这是干什么？”

“太不像话了！放这种歌！”

“老李家这儿子，是不是伤心过度，糊涂了？”

议论声越来越大，像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王经理的脸瞬间变得惨白，他快步向我走来，压低声音，用气声说：“李先生！快关掉！快！”

我没有理他。我只是看着我爸。

我爸缓缓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没有理会周围异样的目光和议论，只是径直走到了我妈的遗像前。

他伸出那双布满皱纹和老茧的手，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冰冷的相框，就像在抚摸我妈的脸颊。

在“甜蜜蜜”的歌声里，他看着照片里笑靥如花的妻子，张开嘴，用那沙哑的、跑调的嗓子，跟着录音机，轻轻地哼唱起来。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他的声音很小，很抖，不成调子。但那每一个字，都像是从他心里掏出来的。

整个灵堂，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看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他对着亡妻的遗像，唱着那首属于他们青春的情歌。

那歌声，穿越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穿越了生与死的距离，在这一刻，回荡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

渐渐地，议论声消失了。一些和我爸妈相熟的老邻居、老同事，眼睛都红了。他们或许想起了什么，或许，他们从这荒诞的一幕里，读懂了一种超越生死的深情。

小林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她握住我的手，很用力。我转过头，看到她满脸是泪，却在对我笑。

一曲终了。我爸没有回头，只是对着遗像，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直起身，用袖子擦了擦眼睛，然后转过身，对着所有来宾，又深深地鞠了一躬。

没有一句话。

但所有人都明白了。

王经理站在原地，像被点住了穴，一动不动。他看着我爸的背影，又看了看我，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震撼和迷茫。他那套关于“流程”“规矩”“专业”的理论体系，在这一刻，似乎被这首跑调的《甜蜜蜜》，彻底击碎了。

第四章：一条回家的路

追悼会结束后，按照流程，下一步是火化，然后是骨灰寄存或下葬。

王经理拿着他的iPad，上面的流程图清晰地标明了下一个节点。“李先生，关于骨令的安放，我们合作的陵园有几个风水上佳的位置，提供‘福地’‘安息’‘归源’三种套餐，包含了墓碑设计、定期清扫和祭祀提醒服务。您看……”

我爸打断了他。“我们回家。”

“回家？”王经理愣住了，“老爷子，您的意思是……”

“把骨灰，带回家。”我爸说得斩钉截铁。

这下，不仅是王经理，连我和小林、李娟都愣住了。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骨灰入土为安，要么是葬在祖坟，要么是存放在殡仪馆或者陵园，很少有带回家的。都说逝者已矣，生者还要继续生活，把骨令放在家里，总觉得有些……不吉利。

“爸，这不合适吧？”我小心翼翼地劝道，“家里地方小，再说……孩子还小，怕吓着他。”

李娟也附和道：“是啊爸，妈都走了，就让她安息吧。放在家里，我们看着也难受。”

我爸摇了摇头，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你们不懂。你妈……她怕黑，也怕一个人。在那个小盒子里，冷冰冰的，她会害怕的。”

“把她带回家，放在卧室里，我陪着她，跟她说说话，她就不怕了。”

他的话，说得那么平静，却像一块巨石，砸在我的心湖里，激起千层浪。

我妈确实怕黑。小时候家里停电，她总要把我和妹妹搂在怀里，点上蜡烛，给我们讲故事，直到我们睡着。她也怕孤单，我爸只要一出差，她晚上睡觉就非要把客厅的灯开着。

这些我们以为早已忘记的细节，我爸都记得。

王经理的职业素养让他很快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试图从“专业”的角度来劝说。“老爷子，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骨灰长期放在家中，从风水学上讲，对家人的运势不太好。而且，从科学角度说，也不利于您和家人走出悲伤，开始新的生活。”

“新的生活？”我爸转过身，看着王经理，眼神里带着一丝嘲讽。“我七十了，我老婆没了，你跟我谈新的生活？”

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下来：“我跟她过了一辈子，她就是我的生活。她走了，我的生活就结束了。剩下的日子，我只是在等。等我去陪她。”

“有些话说了就是一辈子，有些话一辈子都说不出口。”我爸看着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语，“我欠她的，太多了。以前总想着，等退休了，等你们都成家了，我就带她去旅游，去北京看天安门，去海南看大海。总说明天，明天……可哪有那么多明天啊。”

这句话，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也曾对我妈说过无数个“明天”。“妈，等我这个项目忙完了，就带您去体检。”“妈，等我下个星期不加班了，就回家陪您吃饭。”“妈，等……”

我的“等一等”，最后等来的，却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不再犹豫了。我对王经理说：“王经理，就按我爸说的办。骨灰，我们带回家。”

王经理看着我们一家人，那眼神，像是在看一群不可理喻的疯子。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甩手不干了。最后，他只是疲惫地摆了摆手。

“随你们吧。”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说“后果自负”。

从殡仪馆领骨灰的那天，下着雨。我捧着那个沉甸甸的、冰凉的盒子，感觉像是捧着我母亲浓缩了一生的一百斤。我爸撑着一把黑色的旧伞，默默地走在我身边。雨水顺着伞沿流下来，分不清是雨水，还是他的眼泪。

回家的路，明明和平时一样，却感觉从未有过的漫长。车里很安静，只有雨刮器在单调地摆动。

我突然想起来，上一次我妈坐我的车，就是在这条路上。她去医院做检查，我顺路送她。她坐在副驾驶，像个好奇的孩子，摸摸这，看看那。“崽儿，你这车真好，又大又稳当。”她高兴地说，“比你爸那辆破自行车强多了。”

她又说：“开车要小心，不能快。你妈我别的本事没有，就是惜命。”

我当时一边开车，一边还在用蓝牙耳机跟客户打电话，只是心不在焉地“嗯”了几声。

如果我知道那是最后一次，我一定不会接那个电话。我会关掉手机，我会开得很慢很慢，我会跟她聊一路的天。

可是，没有如果。

回到家，一开门，一股熟悉的、家的味道扑面而来。那是饭菜香、皂角香和阳光混合的味道。可我知道，这个家里，永远地少了一种味道——我妈的味道。

我爸接过骨灰盒，没有把它放在王经理建议的、朝南的柜子上。他径直走进了他和妈妈的卧室。

我和小林、李娟跟了进去。只见我爸把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床头柜上，就在我妈平时放老花镜和水杯的那个位置。

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我妈的那副老花镜，轻轻地放在骨灰盒旁边。又倒了一杯温水，也放在旁边。

做完这一切，他对着骨令盒，像平时一样，絮絮叨叨地开了口。

“秀兰，到家了。累了吧？喝口水。你看你，又把眼镜乱放，我给你放好了啊。”

他顿了顿，仿佛在等妻子的回答。

“今天下雨了，你关节炎有没有犯？我给你把电热毯开着了。晚上冷，记得盖好被子。”

卧室里，安静得只能听到窗外的雨声和老人沙哑的呢喃。妹妹早已泣不成声，小林也背过身去，揉了揉眼睛。

我的眼睛有点酸，鼻子也堵得厉害。我看着我爸的背影，那个曾经能把我扛在肩上的、像山一样伟岸的背影，在这一刻，显得那么佝偻，那么孤单。

他不是在对一个盒子说话。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抵抗着全世界的遗忘。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妈，也告诉我们，她没有走，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住在了这个家里。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所谓葬礼，所谓仪式，不是做给外人看的，也不是做给逝者看的。它是留给生者的一个通道，一个可以安放我们无处可放的思念和悲伤的通道。

而这条通道，没有标准答案。它可以是陵园里的一块墓碑，也可以是床头的一个木盒。

只要，能让我们感觉，离他们近一点，再近一点。

第五章：一部手机的秘密

母亲的骨灰被父亲安放在卧室后，王经理和他的“福寿安宁”团队，终于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临走前，王经理把一份厚厚的账单和一本制作精美的“生平纪念册”交给我。纪念册里是我母亲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配着一些优美的诗句。

“李先生，合作……结束了。”王经理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复杂，“虽然过程有些波折，但总算圆满。这是我们公司的一点心意。”

我接过纪念册，翻了翻，照片很清晰，排版很漂亮。但我脑子里浮现的，却是那件红色的羊绒衫，那首跑调的《甜蜜蜜》，和我爸在床头柜前絮叨的背影。

“王经理，”我叫住他，“谢谢你。不过，你那套服务，可能需要升级一下。”

他愣住了：“升级？”

“嗯。”我点点头，“你们的服务很专业，但只有‘流程’，没有‘心’。白事，办的是‘事’，但真正要安抚的，是‘心’。”

王经理沉默了。他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没有了那种职业性的隔阂，而是一种深深的思考。他对我鞠了一躬，说：“李先生，受教了。”

送走王经理，家里终于恢复了平静。一种死寂般的平静。

父亲变了。他变得更沉默，也更固执。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对着母亲的骨灰盒说话，早安，晚安，今天菜市场的白菜又涨价了，邻居家的孙子考上了大学……他像在写一部只有他一个读者的长篇小说。

他拒绝了我们所有“让他走出来”的建议。李娟想接他去自己家住，他不去。我想带他去旅游散心，他不去。他说：“我走了，你妈一个人在家，谁陪她？”

他就守着那间卧室，守着那个小小的木盒，守着他的回忆，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

我开始担心他的精神状态。小林也劝我：“这样下去不行，老爷子会憋出病来的。得想个办法。”

办法，我却一点都想不出来。我甚至连跟他好好说几句话的机会都找不到。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坚硬的壳里，谁也进不去。

转机发生在一个星期后。那天我回家看他，发现他正戴着老花镜，笨拙地摆弄着我妈留下的那部旧智能手机。那是我前年淘汰给她的，她一直没怎么学会用。

“爸，您干嘛呢？”我问。

他被我吓了一跳，慌张地想把手机藏起来，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没……没什么。随便看看。”

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走过去，拿过手机。屏幕还亮着，停留在微信的登录界面。

“您想用微信？”

他脸一红，支支吾吾地说：“你妈……她不是加了那个什么……家庭群吗？我想进去看看。”

我心里一动。那个家庭群，是我、小林、李娟和她丈夫，还有我爸妈六个人。平时我们会在里面发发照片，聊聊近况。妈走了以后，那个群就再也没人说过话了。

我帮他登录上微信。刚进去，就看到群里最后几条信息。是我妈去世前一天发的。

她发了一张照片，是她阳台上那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垂下的藤蔓像绿色的瀑布。

下面是她发的一段语音，带着浓浓的笑意：“你们看，我养的绿萝，厉害吧！比你们年轻人养得都好！”

再下面，是我和小林、李娟的回复。

我：“妈，真棒！[赞]”

小林：“妈，您是绿植杀手的天敌！[强]”

李娟：“妈，改天教教我呗，我养一盆死一盆。[哭笑]”

看着这些再也等不到新回复的对话，我的眼睛又湿了。

我把手机还给我爸。他捧着手机，点开那段语音，凑到耳边，反复地听着。一遍，又一遍。

那短短几秒的、带着笑意的声音，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从那天起，我爸像发现了新大陆。他开始研究那个小小的手机。他让我教他怎么发语音，怎么看朋友圈，怎么用视频通话。他的学习能力出奇地慢，一个简单的功能，我要教他十几遍。他也不嫌烦，拿着个小本子，一笔一划地记下来，画上各种他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

“这个圆圈圈是发照片。”“这个像话筒的，是说话。”

他像个刚刚入学的孩童，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充满了敬畏和好奇。

有一天，我去看他，他神秘兮兮地把我拉到一边，把手机递给我。“崽儿，你帮我看看，这是个啥？”

我一看，是一个叫“全民K歌”的软件。

“这是个唱歌的软件，您想唱歌？”

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听邻居老张说，可以在上面……录歌。录下来，就能一直听。”

我瞬间明白了。

我帮他注册了账号，教他怎么点歌，怎么录音。他选的第一首歌，毫不意外，是《甜蜜蜜》。

他在房间里，关上门，一个人练了一下午。我隔着门，能听到里面传来他那不成调的、反反复复的歌声。

傍晚的时候，他出来了，眼睛亮亮的，像个得了奖状的孩子。“录好了！你听听！”

他点开播放。手机里传来他那沙哑的、跑调的歌声，混杂着细微的电流声。很难听，真的很难听。

但他却听得如痴如醉。

“这样，我想你妈的时候，就能放给她听了。”他满足地说。

看着他脸上的笑容，那是母亲走后，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如此纯粹的笑容。我突然意识到，我错了。我们所有人都错了。

我们总想着要“帮”他走出来，要让他“忘记”悲伤，开始“新生活”。但我们从未真正问过他，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想要的，不是忘记。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记住。

记住她的声音，记住她的笑容，记住他们一起唱过的那首歌。

那部旧手机，那个唱歌软件，就是他为自己找到的，安放思念的通道。

从那天起，我不再劝他什么。我只是默默地帮他把手机充满电，帮他清理内存，教他下载新的伴奏。他的歌单里，渐渐多了起来。《月亮代表我的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晚秋》……全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老情歌。

他把每一首歌，都当成一封写给天堂的情书，用他那跑调的歌声，一句一句地，唱给那个永远不会再回应他的人听。

第六章：一碗面条的温度

父亲沉迷于用手机“追忆”母亲的日子里，家里的烟火气，似乎也随着母亲的离去而消散了。父亲不会做饭，或者说，他习惯了母亲的照顾，连厨房的盐放在哪里都不知道。母亲走后，他不是吃外卖，就是用开水泡剩饭。

我每次去看他，想给他做顿饭，他都摆摆手。“不用忙活，我随便吃点就行。你妈做的饭，那才叫饭。”

他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母亲的味道，已经成了他味蕾上的一道执念，谁也无法替代。

李娟也试过，她学着母亲的样子，炖了鸡汤送过去。父亲尝了一口，就放下了筷子，叹了口气：“不是这个味儿。”

我们渐渐地也放弃了。只能多给他买一些牛奶、面包，叮嘱他按时吃饭。

日子就像那碗被父亲剩下的鸡汤，凉了，也淡了。

直到我儿子小军放暑假。小军今年十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因为我和小林都要上班，就把他送到了父亲那里。我原本有些担心，怕孩子的吵闹会打扰到父亲的“清修”。

没想到，小军的到来，像一颗石子，投进了这潭死水。

“爷爷，我饿了！”小军一到家，就嚷嚷开了。

父亲正戴着老花镜研究他的“全民K歌”，闻言愣了一下，有些手足无措。“饿了？那……爷爷给你叫个披萨？”

“我不要吃披萨！我要吃奶奶做的西红柿鸡蛋面！”小军理直气壮地说。

母亲生前，最拿手的就是西红柿鸡蛋面。汤汁浓郁，鸡蛋滑嫩，面条筋道。小军从小就爱吃，每次都能吃掉一大碗。

父亲的表情凝固了。他看着小军，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

“奶奶不在了，没人会做了。”过了好久，他才沙哑地说。

小军眨了眨眼睛，他似乎还不太理解“不在了”的真正含义。他只是觉得奶奶去了很远的地方。

“那爷爷你学啊！”小军拉着父亲的手，“你给奶奶打电话，问她怎么做！”

童言无忌，却像一把刀，插在父亲的心上。我看到父亲的眼圈瞬间就红了。他背过身去，肩膀微微耸动。

我赶紧把小军拉过来，想训斥他几句。父亲却转过身，对我摆了摆手。他蹲下来，摸着小军的头，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好。爷爷……学。”

那天下午，父亲像换了一个人。他收起了手机，系上了母亲留下的那条旧围裙，走进了那个他已经快一个月没有踏足过的厨房。

厨房里，一切都还是母亲走时的样子。调味瓶摆得整整齐齐，案板干净得发亮。只是，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父亲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拭着每一件厨具。然后，他拿出手机，不是为了唱歌，而是打开了搜索软件，输入了几个字：西红柿鸡蛋面做法。

他戴着老花镜，几乎把脸贴在了屏幕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着菜谱。

“西红柿去皮……怎么去皮？”他自言自语。

小军在旁边当起了“监工”。“我知道！用开水烫一下！”

“哦……对，你奶奶以前就是这么做的。”父亲恍然大悟。

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这样，在厨房里，开始了一场笨拙而神圣的“复刻”仪式。

切西红柿，他手抖，切得大小不一。炒鸡蛋，他忘了放油，差点糊了锅。下面条，水还没开他就把面丢了进去，结果成了一锅面糊。

厨房里一片狼藉，像打了一场仗。

最后，当那碗看起来惨不忍睹的“西红柿鸡蛋面”端上桌时，我甚至不敢看。西红柿是块状的，鸡蛋是焦的，面条是坨的。

小军却一点不嫌弃。他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好吃吗？”父亲紧张地问，像一个等待宣判的考生。

“好吃！”小军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不清地说，“跟奶奶做的……差不多！”

父亲的眼睛里，瞬间就亮起了光。他拿起筷子，也夹了一口面，慢慢地咀嚼着。

他没有说好不好吃，只是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了碗里。

从那天起，厨房成了父亲的新阵地。他不再满足于西红柿鸡蛋面，他开始研究母亲生前所有的拿手菜。红烧肉、糖醋排骨、鱼香肉丝……他把那个小本子，从记录歌名，变成了记录菜谱。

他做得依然不好。红烧肉不是咸了就是淡了，糖醋排骨的汁总是调不对。但他乐此不疲。每做出一道新菜，他都会让小军品尝，然后紧张地问：“像不像你奶奶做的？”

小军总是很给面子地回答：“像！太像了！”

我知道，小军只是在哄他。我也知道，父亲自己也清楚，他永远也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道。

因为母亲的味道里，除了油盐酱醋，还有一样最重要的调料，叫“爱”。那是任何菜谱都教不会的。

但他依然坚持着。他在用这种方式，延续着母亲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也告诉他自己：只要这个家里还飘着她熟悉的饭菜香，她就从未离开。

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去接小军。父亲做了一大桌子菜。红烧肉色泽红亮，糖醋排骨酸甜适口。虽然和母亲的手艺比，还差了那么一点火候，但已经像模像样。

饭桌上，父亲给我夹了一块红烧肉。“尝尝。跟你妈做的，还有多大差距？”

我夹起那块肉，放进嘴里。肥而不腻，入口即化。那味道，和我记忆深处的某个味道，奇妙地重合了。

“爸，”我看着他，认真地说，“没有差距。这就是妈做的味道。”

父亲愣住了，随即，笑了。那是母亲走后，我见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吃完饭，我送小军回家。车开出小区，小军突然对我说：“爸爸，我觉得，奶奶回来了。”

我心里一颤：“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小军说，“我闻到爷爷身上，有奶奶的味道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小区的楼上，父亲还站在阳台上，对着我们的车挥手。他身上，还系着那条母亲的旧围裙。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味道是不会消失的。爱，也是。它只是从一个人的身上，转移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继续温暖着这个家。

第七章：一棵柿子树的约定

秋天来得悄无声息。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叶子黄了，枝头挂满了一个个橘红色的小灯笼。

这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棵树。她说，这棵树比我的年纪都大。每年秋天，她都会小心翼翼地把柿子摘下来，一部分做成柿饼，一部分留着给我们吃。

她总说：“自家树上的柿子，不打农药，甜。”

母亲走后的第一个秋天，柿子熟了，却无人采摘。它们就那样挂在枝头，红得像一团团燃烧的火。

父亲每天吃完饭，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树下，一坐就是一下午。他也不说话，就是抬头看着那些柿子，眼神悠远。

我去看他，他指着树上最大最红的那个柿子，对我说：“那个，是你妈的‘老位子’。每年最好的那个，她都留着自己吃，说那是辛苦一年的奖励。”

我看着那个柿子，仿佛看到了母亲站在树下，仰着头，一脸满足的笑容。

“爸，我把它摘下来给您吧。”我说。

他摇了摇头。“不了。让你妈‘吃’吧。”

从那天起，那棵柿子树，就成了我们家不成文的禁忌。谁也不许去碰那些柿子。任由它们在枝头，从橘红，到深红，再到被秋霜打得发软。偶尔有鸟儿来啄食，父亲看到了，也只是挥挥手赶走，嘴里念叨着：“别把你妈的份都吃了。”

日子在柿子一天天的变化中，缓慢地流淌。父亲的“厨艺”越来越好，已经能像模像样地复刻出母亲的几道拿手菜。他的“歌艺”却没什么长进，依然是跑调的《甜蜜蜜》，但他唱得越来越投入，有时候甚至会对着空气，做出邀请的姿势，仿佛在邀请那个看不见的舞伴。

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他开始走出家门，去公园遛弯，和老邻居下棋。只是，他每天都掐着点回家，他说：“要赶在你妈‘做好饭’之前回去。”

我知道，他活在了自己构建的一个世界里。那个世界里，母亲从未离开。她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厨房里忙碌，在阳台上浇花，在等他回家吃饭。

我曾想过，要不要戳破这个美丽的幻想。小林劝我：“别。对他来说，这或许是最好的方式。人活着，总得有个念想。”

是啊，念想。就像那些挂在枝头的柿子，红得那么不真实，却又那么温暖。

深秋的一天，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甚至有些轻松。

“崽儿，你和小林，还有娟子一家，这个周末都回来一趟。”

“爸，有什么事吗？”

“回来吃柿子。”他说，“熟透了，再不吃，就要掉了。”

我愣住了。

那个周末，我们全家都回去了。一进院子，就看到父亲正站在梯子上，小心翼翼地摘柿子。他的动作很慢，但很稳。他把摘下的柿子，一个一个轻轻地放进篮子里。

树下，摆着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相框。是我母亲的遗像。相框前，摆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那个最大最红的柿子。

“妈的‘老位子’。”父亲下了梯子，指着那个柿子，对我们笑笑。

他把篮子里的柿子分给我们。“都尝尝，今年的柿子，特别甜。”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红彤彤的柿子。阳光透过稀疏的叶子洒下来，暖洋洋的。

父亲拿起那个最大的柿子，用小勺子，挖了一勺，轻轻地放在母亲的相框前。

“秀兰，吃柿子了。”他轻声说，就像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然后，他自己也拿起一个，咬了一口，满足地眯起了眼睛。“嗯，真甜。”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吃着手里的柿子。那甜味，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里。

吃完柿子，父亲把我们叫到屋里。他从卧室里，拿出了那个一直放在床头的骨灰盒。

“我跟你们妈商量好了。”他看着我们，平静地说，“她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是时候，送她去该去的地方了。”

我们都惊住了。

“爸，您……”

他摆了摆手，打断我的话。“我前几天，去陵园看过了。就在西山那块，向阳，能看到水库。你妈喜欢亮堂的地方。我已经跟人说好了，下个星期，就送她过去。”

他看着我们，眼神清澈而坚定。“人啊，不能总活在过去。你妈走了，但日子，还得过下去。你们有你们的生活，我也得有我自己的。”

“我准备，把你妈教我的那些菜，都整理出来，写成个菜谱。以后你们想吃了，就照着做。”

“我还准备，去老年大学报个班，学学二胡。不能总唱跑调的歌给你妈听，她该嫌弃了。”

“等明年春天，柿子树开花了，我就去陵园看她，告诉她，家里的柿子，长得很好。”

他说得很慢，很平静。但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他用了多大的力气。

他不是忘记了，而是选择了另一种记住的方式。他把对母亲的思念，揉进了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里。揉进了菜谱的字里行间，揉进了二胡的悠扬顿挫，揉进了柿子树的年年花开。

下葬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天空湛蓝。

我们把母亲的骨灰，和那件她最喜欢的红色羊绒衫，一起放进了墓穴。墓碑上，没有刻“慈母”“贤妻”之类的字。只刻着她的名字：赵秀兰。

下面有一行小字，是我爸坚持要刻上去的。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安葬好母亲，我们往回走。父亲走在最前面，步子迈得很大，很稳。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我看着他的背影，那个曾经佝偻、孤单的背影，在这一刻，仿佛又重新挺直了。

他没有回头，只是对着远方的天空，轻轻地哼起了歌。

还是那首《甜蜜蜜》，还是有些跑调。

但这一次，我听到的，不再是悲伤和怀念。

而是，一个走向新生的约定。

我终于明白，所谓“丧事一条龙”，它能提供的，只是一个标准化的流程，一个关于“事”的解决方案。但真正的告别，从来都不是一场仪式，而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这段旅程，没有捷径，无法外包。你需要亲手为她换上最爱的衣裳，你需要亲口为她念出滚烫的悼词，你需要亲耳听她唱过的情歌，你需要亲自走过她走过的路，你需要亲手做出她做过的饭……

你需要用这些笨拙而真实的方式，把她一点一点地，从你的生命里剥离，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刻进你的骨头里。

grief is not a problem to be solved, but a path to be walked. And on that path, you can't hire someone to walk it for you.

回到家，我的手机响了。是父亲发来的一条微信。

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院子里那棵老柿子树。夕阳下，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双祈祷的手。

照片下面，有一行字。

“崽儿，爸给你留了柿饼。记得回来拿。”

来源：径上看枫叶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