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把婆婆从我们家门口扶上车的时候，天刚黑透，楼道里只剩昏黄一盏灯。

我把婆婆从我们家门口扶上车的时候，天刚黑透，楼道里只剩昏黄一盏灯。

我没闹，没吵，没摔门，车子直接开到小姑子张琳的出租屋下，我按了门铃，听见里面孩子嚷嚷声，见她一脸惊色地打开门，我把婆婆的行李推过去，吐出八个字：把你妈送回你这儿。

张琳先是愣，然后尖起来：“你什么意思？”

我笑了笑，笑意里都是冰屑：“字面意思。”

小区的保安从不远处看我们，电梯门一开一合，婆婆捂着心口咳了两声，她本能地看我，又看她闺女。

我把医保卡袋子递过去，把药也一起递过去：“按医嘱吃，不要吃咸的，晚上要测血糖。”

孩子探出个脑袋，奶声奶气叫了一声“姥姥”，又缩回去抢平板。

我转身下楼，踩在灯影里，鞋跟敲在水泥地上有响，像把从前十几年的沉默都敲碎了。

故事要从前年冬天的小年开始讲。

那天县城飘了半天雪，路面打滑，我店里的油条比往常卖得慢。

我开的是一家小早餐店，包子馄饨豆腐脑，一直是我守，我男人阿海在隔壁五金店打工，婆婆住我们家，说是帮我看孩子，其实更多时候是我伺候吃穿，婆婆看看电视，帮着择择菜，洗洗小菜叶，心总是在张琳身上。

张琳在市里当文员，工资不高，嘴却甜，动不动就一个电话：“妈，我这忙得要死，放假了我单位加班，孩子能不能让你带几天？”

前两年开始，张琳离婚了，抱着个四岁的儿子，嘴里全是委屈。

婆婆心软，向来偏心闺女，听不得“可怜”两个字，还没问我，就把话答应了。

“就几天。”她笑呵呵跟我说，“孩子小，娘家人帮帮怎么了。”

我说：“几天就几天。”

第二天，张琳直接把孩子拎到餐馆门口，背着个小书包，手里抱着个变形金刚。

她把孩子手一塞，笑嘻嘻：“姐，麻烦啦。”

我说：“我不是你姐。”

她一挑眉：“嫂子嘛，反正一家人。”

我盯着她手上新做的光疗指甲，红得发亮，手背没一处冻裂口，心里升起一点酸。

那是第一个假期。

孩子把豆浆打翻在桌上，把热油泼到地，踩得滑不留脚，婆婆一着急，手一抖，菜刀险些落在脚背上。

中午婆婆打电话：“琳琳，孩子这会儿睡着了，你什么时候来接？”

那头哼了一声：“晚上呗，或者明儿，单位临时有事。”

晚上没来。

第二天没来。

第三天，发了朋友圈，照片里她和一群人吃自助，端着盘子笑得见牙不见眼，我看见了那句话——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婆婆看到也没说话，一边给孩子蒸鸡蛋羹，一边自己啃馒头。

我嘴里那股酸，渐渐变成了苦。

孩子是无辜的，他吃了就拉，拉了就玩，玩到渴了就喊水，喊水就丢杯子。

生活这种事情，放在谁身上都是事情。

放在不该的人身上，才叫委屈。

那年秋天，婆婆查出糖尿病和高血压，医生开了药，嘱咐几句：不要劳累，不要怒，要清淡饮食，要规律作息。

婆婆点头如捣蒜，出门就问我：“糖尿病是不是就一个药就行？”

我说：“不，长期管理，不能乱。”

她“哟”了一声，转头就给张琳打电话，“妈没事，小毛病，别担心，琳琳你忙你的。”

她习惯性宽慰闺女，倒把自己真实的疲惫藏起来了。

我看着她揉太阳穴的手发抖。

我心软，还是让她在我家住下，想着能照顾就照顾吧，毕竟她老了，阿海是她儿子。

直到去年暑假。

暑假那天，太阳大得人喘不过气来，店里热得像蒸笼，我把蒸笼揭开，热气扑面，汗从脖子里流到背上。

张琳没打招呼，拎着孩子又来了。

“姐，还是老规矩，帮我带两个月，我公司培训，忙得要死。”她把一个塑料袋放在桌上，哗啦啦一声，几瓜两枣的零食，三包泡面，五块奶糖。

我说：“他吃的用的谁负责？”

她眼珠一转：“都是一家人，这还要计较？”

我看向婆婆：“妈，他妈把孩子留你这儿，你身体吃得消吗？”

婆婆笑：“孩子嘛，小祖宗，哄哄就好，我就带带。”

我想说不行，可婆婆眼神里有一种倔强，像在说“你别拦我额头上的欢喜”，我把话咽了下去。

第十天，孩子在店里跑，一脚踢倒煤气灶旁边的小凳子，火苗蹿了一把，油锅“轰”地翻了一下，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我一把抱起他摁在墙边：“不许动。”

他愣了三秒，扯着嗓子哭，哭得像杀猪，老顾客们抬头瞅我们，婆婆心疼，冲过来推开我：“你吓着孩子了。”

我指着那把差点要命的火：“你们觉得是谁吓着谁？”

张琳打来电话，“妈，孩子哭什么呢，是不是嫂子凶人家了？”

我压着火：“张琳，你孩子差点把火锅掀了，你能不能收拾一下他？”

她“呵”了一声：“有人小时候不淘气啊，嫂子你别这么严厉，孩子会有阴影的。”

我笑：“那你回来把阴影抱走。”

她装没听见。

那天夜里婆婆头晕，起床去厕所跌了一跤，磕在门框上，额头青了一片。

我扶起她，心里一下子空了。

院子里没有风，树叶一动不动，隔壁家的狗还在打盹，我突然觉得这日子不像是过，是熬。

第二天我算了一笔账，我跟张琳打了个电话。

“琳琳，上个月你把亮亮放我这儿，你说两个月，我就按两个月算，衣食住行，这边有条清单，我也不是非要你一分一分付清，但你不能把孩子一扔就不管，民法典写得明明白白，未成年孩子的抚养义务是父母的，祖父母只有在父母无力履行时才有辅助义务。”

我把话说得慢，压着每个字，想让她听清。

她笑：“你现在跟我讲法？”

我也笑：“我不讲法，总怕你听不懂人话。”

她沉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我说：“这边伙食费、学习资料费、日常消耗，我没按高的算，按城市最低消费标准打了七折，我也没算我店里误工的损失，清单发你，你看着转一部分，你转多少就是你对孩子的态度，另外，假期结束你必须把孩子接回去。”

她像被点了火药：“你哪来的胆子跟我谈钱，是不是阿海给你撑腰了？”

“跟钱没关。”我说，“跟原则有关。”

“你别拿法吓我。”她提高了音量，“妈是我妈，妈愿意带孙子，你算什么外人？”

我握紧了手机：“那我这么说，妈愿意带，也得看她身体，医生上次开了药，她忘记吃了三次，这你知道吗？”

那头沉默了两秒。

“妈有我照顾。”我补了一句，“不是你安排她去做什么她就该做什么，她也不是你的保姆。”

她“哼”一声，挂了电话。

当天晚上，婆婆一直咬着嘴唇不说话，吃饭的时候碗筷碰碗沿都颤。

“晚晚，你也别硬。”她柔声说，“亲兄妹，家里人，何必这么生分。”

我抬眼看她，眼圈一热又一凉。

“妈，生的是规矩。”

我把清单摆桌上，又摆出三张纸。

第一张是我们一家人赡养分担建议书，我上面写：阿海承担日常看病半数，张琳承担另一半，特殊情况双方协商，婆婆个人养老金归婆婆所有，我们不动一分。

第二张是寒暑假托管协议，如果张琳把孩子放这儿，需提前三天通知，注明时长，承担相应费用，否则视为遗弃，报警。

第三张是婆媳同住规则，我写得细，把每一件小事都写上了，从晚饭盐放多少到谁洗碗谁倒垃圾，谁生病谁送医院，谁出门谁看店，我写得像执行手册，细到连热水壶的水要倒干不留半壶都写上。

婆婆看得眼花。

她看着我，眼里有惊、有怪、有一点点委屈。

“你把家当单位了。”

我说：“妈，我们现在就是在互相加班，没有KPI，没奖没罚，没奖罚就没有边界，没有边界就会有人不知羞。”

我话说重了，但我忍不住。

我忍了太久。

第二天我拉着阿海去司法所。

司法所里很冷，墙上贴着民法典的宣传海报，调解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姐，姓黄，声音圆润。

我把三张纸递过去，黄大姐看了看，说：“能自己解决最好，法不入家门，但家门里要有法儿。”

她笑，“你这姑娘，条理清楚，情绪也稳，这三张纸可以弄成家庭协议，签个字，大家心里有数。”

我说：“黄姐，我不是要把家变成法庭，我就想日子过得不压抑。”

我们拦着张琳去了司法所。

她一进门，抬眼先瞪我：“你什么意思？”

黄大姐招手：“来坐，小姑娘，说话别那么冲，都是一家人。”

张琳看见墙上挂的红章，嘴角动了一下。

“先听一听。”黄大姐说，“法律是谁都要讲的。”

她把我写的三张纸一条条念。

张琳一开始不耐烦，听到“遗弃”两个字的时候，眼神闪了一下，又翻了个白眼。

“你拿遗弃吓我？”

我说：“不是吓，是提醒，你随意把孩子往别人家一扔不管，这叫不叫遗弃，你可以问问。”

黄大姐敲敲桌子：“父母有抚养义务，祖父母不是义务主体，这是法条，不是谁的脸色。”

她顿了顿：“你妈身体不好，两个孩子都有赡养义务，也不是你哥嫂一家承大头，姑娘，你觉得呢？”

张琳抿嘴，看了婆婆一眼，婆婆低着头，不说话。

空调开着冷风，纸张轻微抖。

“好。”张琳突然金声玉振，“好好好，我签，我签了你们就别以后拿这个在我面前晃。”

她气得脸发红。

我们签字，按了手印，拍了个照存档。

我心里松了一根弦。

但家庭不是合同能束住的，人的心比条文要滑得多。

协议签了的那年冬天，张琳还是把孩子放我们家了。

“单位临时把培训改到假期了。”她说，“姐，我提前通知了三天，协议是三天嘛。”

她把孩子送到门口，拎了一箱牛奶，一袋苹果，笑得温温柔柔。

我看了看手机日历，点了点头。

婆婆已经买好了一盆猪手，她说孩子喜欢吃肉，说着把糖醋汁准备下了。

我叹了口气。

第一周还算平稳。

第二周开始，孩子咳嗽，不肯去医院，说想妈妈。

婆婆心烦，晚上睡不安稳，血压开始飙。

第三周，婆婆起夜脚底打滑，摔了一跤，胳膊青了一圈，她咬牙说不疼，我一摸她肩胛，热得吓人。

我硬是拽她去了医院。

医生说软组织挫伤，休息，热敷，贴膏药，记得吃药。

回家路上，婆婆坐在电动车后座，抓着我的衣服，风吹在她头发上，她突然问我：“晚晚，我是不是拖累你了？”

我一怔。

“妈，”我说，“你不是拖累，我跟你住是我愿意，可你不能纵着别人拿我们的愿意当理所应当。”

她没说话。

回家后，我把药放饭桌上，按闹钟给她设了吃药提醒。

那天晚上十一点，张琳发来视频。

她在KTV，灯光闪，歌声晃，她大声说：“嫂子，孩子睡了吗？”

我看着她背后扭动的人影，鼻子里嗅到一种难闻的香水味。

“睡了。”我说，“你忙你的。”

“谢谢嫂子哈。”她做了个飞吻，“我改天请你吃饭。”

“你把医疗卡往家里转一点钱。”我说，“妈这几天看病，我先垫的。”

她皱眉：“你怎么这样？”

“协议第三条。”我说。

她脸绷住，挂断视频。

第二天她没转，第三天转了五百块，发了四个翻白眼表情。

我没理她。

我挺过了这个冬天。

我也挺过了下一次清明，她把孩子放下转身就走，嘴里喊着“单位有突发”，我看见她背影，手慢慢攥拳。

春天花开的时候，我以为抵达了一个温柔的终点。

直到那年夏天，在那个热到骨头发烫的晚上，婆婆在厨房里突然晕了。

我赶紧叫阿海，他手忙脚乱，我一边拿毛巾擦婆婆的汗，一边喊着亮亮把水杯拿来。

孩子找不到水杯，开始喊“我要喝牛奶”。

我只觉得心往下落，像一块石头落入井底，硬生生打破什么。

医院里灌药，做了心电图，医生反复叮嘱：“她压力太大，血糖飘着走，心脏受不了。”

我点头，心里像潮水来了一遍又一遍。

出院那天，婆婆抓住我的手，手心里全是热。

“晚晚，”她轻声说，“你别怪你小姑子，她是个可怜的。”

我笑了一下。

“妈，”我说，“我也可怜，我也是女人啊。”

我笑出来的，像哭。

回家那天，我打开了鞋柜，拿出婆婆的旧鞋，擦了擦。

第二天凌晨，我把婆婆叫起来。

“收拾一下，我们回你闺女那儿住一段。”

“啊？”她张着嘴，“你要赶我？”

“不是赶。”我低声说，“是送你回家，她家也是你的家，别把家弄成了一个人的家。”

她抖着手把衣服塞进袋子。

我叫了车。

我没闹，没吵，没在路上哭，也没在婆婆面前叹气。

小区里树叶油绿，晚风从叶子间过，像有人在耳边说悄悄话。

到张琳楼下，我按了门铃。

这就是开头那一幕。

张琳接过药，接过卡，脸上像挂着一层往下滑的面具，她得拉着，才不当场掉下来。

“你就这么把人往我这儿一丢？”她嚷嚷，“你这是不孝！”

我静静看她：“孝是孝，不是把责任都裹在一个人身上。”

“我工作忙！”

“我也忙。”

“你是自己想开的店，怪谁？”她甩嘴角，“你不能要面子不要里子，妈跟你住不是住不起，是你想做孝媳妇自己求来的。”

我笑出声：“你也知道‘孝媳妇’这三个字好用。”

她愣了愣。

“你工作忙，你也可以忙完回家，妈在你家住几天，你照顾一下，轮流来的，这叫公平。”

她笑出尖：“公平？这个世界哪有公平？”

我盯着她：“那就讲规则。”

我从包里拿出那三张协议的复印件，又拿出一份新的补充条款。

她翻眼：“你拿这破纸条来逼人是吧？”

我也不气：“这是你上次签字按手印的备份，黄调解员还打了电话回访，记录在司法所，你可以去看档案，补充条款写明了，妈身体出了问题谁还敢硬拽她去带孩子，带孩子与赡养是两件事，你要带孩子，你带，阿海和我不拦你；你不带孩子，我们不接孩子，这叫底线。”

她把纸拍桌上，转身倒了一杯水，抬头喝，喉咙一扬一落。

“你们就是不想管了。”她低声骂了句，“我早就看出来了。”

“不是不想，是不能再这样毫无底线地耗下去。”我站在门口，“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我们不孝，看看法官怎么说。”

她盯了我五秒，撇开眼。

婆婆在一旁急得揉手：“你们别吵，你们别吵，都别吵。”

我收回目光，语气放软：“妈先住几天，等你身体稳了，我们安排轮班，我们也照顾，你闺女也照顾。”

婆婆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

回家的路很静，一盏盏路灯像故意照出人心里的皱褶。

阿海还在门口等我。

他一见我手上空着，愣了两秒：“妈呢？”

“送你妹那儿了。”

他脸上的肌肉轻轻抽了一下。

“你怎么能这样。”

“不这样，我们会一直这样。”

他想说话，喉咙动了动，又咽下去。

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他习惯了夹在我们中间当个软垫，谁坐都不疼，他自己一身弯曲。

我看着他，心头发酸：“阿海，你要站一次队。”

他垂下眼。

夜里，电话响，是张琳打来的。

她哭着说自己没有钥匙叫不上开锁的，婆婆上厕所跌了一跤，喊不出来，她一个人慌得要命，她说她一边看着孩子一边扶婆婆，手都发抖，她喊我：“嫂子，你回来吧，你回来吧。”

那一刻我差点立刻冲出去。

我在床边站了五秒，强迫自己坐下。

“我可以叫120，也可以叫物业上去帮忙，还可以打110。”我一条条说，“你先做这些，别慌。”

我听着电话那头的抽泣控制住了，渐渐平静。

我挂了电话，阿海已经把衣服披上了。

“我去。”他说。

我点头。

他开门的那一刻回头看我，我看见他眼里有一点点新的东西，像第一次明白了人不能一直把头埋在沙子里，沙子里住了一堆虫。

半夜两点，阿海回来，把钥匙往桌上一扔。

“她把钥匙弄丢了。”他说，“我刚给配了一把。”

他坐在床边，叹了口气：“妈没事，擦了药，琳琳人歇斯底里了一会儿好了。”

“她第一次真正照顾人。”我说，“她怕。”

阿海点点头。

“晚晚，”他过了一会儿说，“我可能真的没太站在你这边过。”

我没说话。

“我妈说了你，你不吭声；我妹说了你，你忍着；我觉得你脾气好，以为家就会自己好，其实你是撑着。”

我盯着天花板。

“以后你说一，我不说二了。”他说。

我笑了笑。

人说改变始于某个坎嗓子眼掉下去的过不去，那天晚上就是，他喉咙里那个“二”终于咽下去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婆婆住在张琳那儿，我们照旧开店，阿海下班就去看看，两天一趟。

张琳开始会发消息问：妈该吃药了吗？妈今天吃了什么？她像一个迟到的学生，一边焦虑，一边试图赶上。

我没回复她的道歉，但我给她发了一份“照护清单”，写得像给小学生的抄写本。

她在上面打勾，发照片，像交作业。

婆婆慢慢稳定。

她也慢慢适应了没有电视里那种“事事都有人打理”的日子，她开始摔摔打打地学着自己用血糖仪，她开始记住晚上要把水杯放床头，她开始知道自己也可以跟闺女说“不”。

“妈，我明天要早起去市里，你自己去体检行不行？”张琳问。

“我不行。”婆婆直白，“我走路喘，你送我。”

“我要迟到了。”

“那你找你哥。”

“哥在上班。”

“那你请假。”

她说得带点撒娇，带点理直气壮。

张琳愣住两秒，真的请了假。

我在店里擦桌子，忽然觉得一阵轻松。

我要的是这个，不是推开她们，是把“该谁的谁承担”。

人心有时候像秤，有时候像风。

秋天到了，树叶一片一片落，我看见我自己在风里站得稳了一点。

正当我以为这事渐渐过去，新的事情掀起来。

那天晚上，婆婆打电话说她的老家屋后那块地要征收，村里在办手续，赔偿款可能有十来万。

她说的时候并不兴奋，她语气平平：“钱归老人家，我也不知道要干啥。”

第二天张琳就发了朋友圈：老家的机会来了，努力搞钱。

配了一张豪车图。

晚上，她给阿海打电话：“妈说了要把钱全部给我，毕竟我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阿海愣住：“妈什么时候说的？”

“刚刚。”她说，“你要是不信回去问。”

阿海回头看我。

我看着他。

我笑：“去问。”

阿海去了，回来时脸色古怪：“妈说她没说全部给她，她说你妹跟她说‘你儿子有媳妇有家，日子好，你该帮女儿’，妈就‘啊’了一声，没接茬。”

我知道张琳在做什么。

她一直知道婆婆口头上说偏心，其实钱袋子还在她握紧的拳头里，她知道真正做决定的那一瞬间，婆婆会看着谁的眼睛更湿。

我也知道，这钱会掀起新一轮的战。

第二天，张琳来我店里，掀开帘子，笑脸一堆。

“嫂子，我请你喝奶茶。”

我说不用。

她也不尴尬，坐下来，“我知道你肯定又要讲道理，我先说我的——你们两口子两个人，有收入稳，店赚钱，我这边拖一个孩子，开销大，我不拿这钱拿什么？”

我擦桌子：“这是村里赔给妈的。”

“妈都说给我了。”她眼睛生得圆，一睁一合很有戏。

我抬头：“那行，妈有处置权，妈可以写一张赠与书，但也不要只给一个孩子，民法典上有讲，父母对成年子女的赠与可以公平，偏方偏女都没人管，但有个道德，不公平要做好解释。”

她翻白眼：“你别拿法书当日记本。”

我忽然笑：“拿也是我的本事。”

她停了停，像被戳了一下又硬扛过去：“我不跟你绕，我跟你好好说，你嘴厉害，我说不过你；但你也别太过分，你不就是怕你以后吃亏吗？”

我擦完桌子，手里的抹布晾在杆上。

“我怕的不是吃亏，是怕重复过去那种把别人愿意当理所应当。”

“钱也是理所应当。”她小声嘟囔。

我抬起头：“张琳，如果你要这钱，你就坦荡，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说服妈，而不是拿孩子去压她，拿孝道去套我们。”

她愣一下，小声骂：“你就会说。”

我笑：“我还会做。”

那星期日，我拉着婆婆去村委会。

村主任坐在门口晒太阳，一边嗑瓜子一边看账。

我说：“主任，这征收款，能不能让老人自己拿，别在账户上绕。”

主任说：“当然，老人签字就行。”

我们坐在大厅里，空调出风口发出呼呼的声音，婆婆握着笔，有一点犹豫。

我说：“妈，钱是你的，你可以分给谁都行，也可以谁都不给，你也可以先拿着，等最需要的时候再用。”

她抬头看我，看得久了，点点头，写了自己的名字，笔画抖，名字侧了一点。

我陪她回家。

张琳打来电话：“妈签了吗？”

婆婆“嗯”了一声。

“钱呢？”

“在我卡上。”婆婆说，“是我以后看病用的。”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接着是一阵吸气声：“你是不是被你嫂子洗脑了？”

婆婆急了：“你别这么说你嫂子。”

我心里一下子松。

那天晚上张琳发了很长一条信息。

她说：“你们把老人的心都给占了，我一个娘家人算什么，难道要等你们在老人身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我一条也没回。

我关了手机，站在窗边，江风吹进来，吹动窗帘，像白色水草在黑水里摇。

阿海走过来，抱住我。

“晚晚。”他轻声叫。

我嗯了一声。

我知道这事没完。

第二天一早，司法所的黄大姐发来消息：“前两天你们签的协议，我查了一下，我们可以做个附加调解，把赡养与财产问题一并讲清，省得以后起风浪。”

我回：好。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又坐在黄色塑料椅子上。

张琳脸色冷，眼睛冷，嘴巴用唇彩抹了很亮的颜色。

“财产是妈的，你们谁都不能逼她怎么处置。”黄大姐说，“但是赡养是你们的法定义务，分担比例可以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按依法平均。”

张琳冷笑：“好啊，那你按平均给我孩子生活费吗？”

黄大姐抬眼：“你孩子你养，法律没有规定伯叔姑舅替父母养孩子，只有在父母死亡或者无力抚养时祖父母外祖父母才有辅助义务。”

她说起条文的时候，语气温柔却锋利。

我看见张琳咬了咬嘴唇。

“我们这儿签一份补充调解书，妈的钱先由她自己支配，她可以按意愿在子女间平等赠与，赡养费按月分担，谁未履行，我们司法所可出面发调解建议，必要时可起诉。”

张琳转头看婆婆：“妈，你来决定。”

婆婆手心里都是汗。

她看过来，眼里有一点向我求助的光，“晚晚，我……”

我笑：“妈，你决定就好。”

她深呼吸了一下，连说两个“好”，这“好”说得像她终于把悬着的心放在桌上。

我们各自签字盖手印。

调解书装订，黄大姐用订书机“咔嚓”一下，钉子穿过去，把纸定住了。

纸定住了，人的心是不是也能少乱一点。

签完字出去，太阳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柏油路上，热气翻滚，像一锅水快要开。

张琳在楼下挡住我。

她说：“嫂子，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对盘，你嘴上占理，你心也硬，但有一点你说对了——这不是孝，这就是拿愿意当理所当然，我承认我一直这么做，行了吧？”

我盯着她，等她把话说完。

她勾起嘴角，笑得有点自嘲：“你今天要是得意，就别太过，世道这么小，仇容易结，恩难还。”

我吸了一口气，缓缓说：“我不是要你还恩，我就要你别再把妈当工具。”

她呵了一声，侧身让出路。

这个夏天就这么过了。

有人说日子不就是一本流水账，我不喜欢账上的字，但字是真的，我只能一横一竖地写。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电话砸在我脑袋上。

张琳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嫂子，亮亮他爸爸回来了，他跑到我这儿堵门，说要把孩子带走，说你们把老人带坏了，孩子跟女人待久了没出息，他还说要告咱们全家，告我教育不当，告你干预家庭，告妈偏心。”

我抓着手机，指节都白了。

风咔咔地扑在窗上，外头有人叫卖红薯，声音被风撕碎了。

“他拿着什么？”我问。

“一个起诉状。”她哭，“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还说把妈的钱也要查，说这钱是婚内共同财产，分的时候他有份，他胡说八道。”

我心里 “咯噔”一下。

原来闹到这里来了。

我站起来，椅子向后蹭地，发出刺耳的响。

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片段：司法所的调解书、村委会的签字、婆婆颤抖的手、亮亮的眼睛、张琳涂得太亮的唇彩、阿海低下的头。

我感到一种新的风暴正在形成，像去了海边，看见水面上瞬间起皱，然后大片起浪。

“好。”我对着电话，声音一点点稳下来，“先别正面冲突，把他请进屋，录音，留痕，我马上过去。”

我放下电话，拿起包，转身冲出门。

门板“啪”地拍在墙上，震得我耳朵疼。

我边跑边给黄大姐打电话。

“黄姐，这事要上升了。”

黄大姐那头沉了一下，声音马上紧起来：“地址发我，我也去。”

我点开地图，像点开一个新关卡。

我知道，这次不是谁把谁往哪儿一送就能暂缓的了。

我踩上楼梯，脚步急，心跳得像鼓。

楼道里灯忽明忽暗，像有人正在暗处吹气。

我吸了口气，选择继续向上。

来源：浅滩快乐捉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