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上海抗日战争史》：黎明前的斗争

摘要：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迎来了根本性转折。中国对日本转入局部反攻，给日伪以沉重打击。盟军为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势力，筹划和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一部，南下苏浙皖边开辟新区，淞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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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迎来了根本性转折。中国对日本转入局部反攻，给日伪以沉重打击。盟军为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势力，筹划和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一部，南下苏浙皖边开辟新区，淞沪地区抗日游击战争也取得新的发展。在黑暗中坚持斗争的上海人民，广泛开展“天亮运动”，打开了抗日斗争的新局面。这些都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使上海最后从日伪统治下获得解放创造了条件。

在抗战胜利前夜的上海，身处沦陷区的民众都已经真实感受到了局势的转折，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也都日益发生积极的变化。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悉反法西斯战爭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奔走相告、传播议论，“苏联红军打了大胜伏”，“意大利完了，德国也差不多啦”，“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反攻，日本鬼子吃了大败仗”，“新四军先头部队打到了上海郊区”，等等。[1]原来人们觉得“长期抗战，遥遥无期”，现在看到“胜利曙光，就在前头”；原来对共产党、新四军知之甚少，现在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力量。简而言之，广大人民群众中正在酝酿积聚着一个共同的想法和信心：“天快亮了。”

为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作的方针和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区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2]此后，中央围绕城市工作相继作出一系列指示和部署。这标志着在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的历史时刻，党的工作方针正在进行重大而深刻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党的工作重心来说，从以农村根据地工作为主，转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并重；就城市工作的重点来说，从长期隐蔽积蓄力量，转到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占领城市。

华中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1944年7月召开的高干会议中专门进行讨论，研究部署了华中地区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8月26日，华中局发出《关于沪、宁、杭、鄞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指示》，指出四城市是“敌伪统治华中乃至统治全国敌后重要战略基地”，做好这四个城市及沪宁、沪杭铁路等交通要道工作，对将来“驱逐日寇出华中（乃至出中国）具有极端重大意义”；要求苏中、浙东、苏南、淮南4个区委选派干部到四城市交通要道地区开展工作，派遣武装部队到城市近郊及交通要道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对各区委的工作范围作了分工，并明确“规定上海由上海党主要负责”。[3]1944年7月到9月，华中局城工部分批调派张祺、陆志仁、梅洛、张本、李琦涛、刘峰等中共上海党组织各系统的负责干部到根据地学习中央指示、提高思想认识。结合学习，城工部要求大家结合任务分工，认真研究、制定落实中央指示的计划和措施。与此同时，城工部对上海党组织各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充实和调整，以便从组织上保证各项任务的落实。这样，在国际国内局势和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转折、党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策略作出重大调整的历史时刻，上海党组织在华中局城工部的领导下，及时在思想上、组织上作出了积极应对和调整，为完成党赋予的新任务、迎接抗战胜利到来准备了条件。

开展“天亮运动”，是华中局城工部向上海党组织明确的第一项重点工作。“天亮运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向各阶层人民群众及伪军伪警进行工作，大力宣传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鼓舞群众斗志，并把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引到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实际行动中去。

上海党组织围绕组织“天亮运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切实加强组织工作，从前一时期的以分散、个别活动为主，转向组织合法的团体，进一步把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二是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并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调整宣传的形式和内容，确保宣传活动的成效。“天亮运动”的领导力量以学委、教委主，工委、职委、警察特支等系统也都以各种形式配合投入这一运动。

学委是“天亮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学委部署各学校的党支部和党员，利用各种合法条件，逐步建立起全校的班级联谊会、自治会、学生团契等组织，充分发展进步力量。在此基础上，学委于1945年春恢复学协的活动，由杜淑贞负责，从几所大学和中学抽调一批力量组成学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分别联系各学校工作。在各校学员和积极分子带动下，圣约翰、沪江、南洋、启秀等学校先后成立了学协分会，各自在学校里开展迎接天亮的有关活动。一些教会学校的党员、积极分子则分别以各自学校团契的名义，参加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学生团契的校际联络。学委还以进入社会的党员毕业生为骨干，成立和发展职业青年团体，团结和发动广大职业青年。学委决定进一步扩展交通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工余联谊社的活动，先后举办工业讲座、技术专科夜校等，听众达3000人次，工余社员也发展到250多人。1944年秋，一些教会大学毕业生参照工余联谊社的经验，分别成立教师、商业和工程3个团契，并于1945年7月合并成立了大学校友集谊会。在学委的领导下，校友集谊会通过茶会、讲座等活动，加强宣传教育，团结职业青年，共同迎接天亮的到来。[4]学委领导下的宣传工作不拘形式、有声有色，在胜利前夜的大上海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学委的部署和指示，一些学校党支部发动学生成立天亮小组（有的称天亮战斗组或鸡鸣战斗组），写标语、印传单，秘密张贴到大街小巷的墙上、电线杆上。抗战胜利前夕，各组成员还按照各自条件组成各种专业队准备参加斗争，如文学院学生组成宣传队，化工、物理系学生成立爆破队、防爆队，医学院学生成立救护队，等等。有的学校学生以天亮小组成员为骨干，制作欢迎新四军进入上海的横幅，练唱欢迎新四军的歌曲，女学生绣制献给新四军的锦旗和红花。在发动政治宣传活动的同时，学委还针对群众生活困难、失学现象严重的现实，利用社会合法条件，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市校际性救济失学义卖活动。学委通过上层社会关系，由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出面发起，联合《申报》新闻报》两报社共同举办了“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并向敌伪当局备案取得合法名义。1945年1月20日，《申报》和《新闻报》发布了四团体联合举办救济失学义卖市场、目标募捐1000万元（伪币）的消息，并发出呼吁：“为鼓励自助助人的精神，关于义卖市场的筹募货物、推销代价券及会场服务等事宜，拟请各大中学校同学自己参加，义务协助。”[5]按照学委统一部署，各大中学校党支部迅速行动起来，在前一阶段分散的助学活动基础上，进一步以“自助助人”为口号，发动同学积极参加义卖市场活动。圣约翰、沪江、大同、复旦、交通等大学和启秀、明德、南洋模范等男女中学共40所学校学生都行动起来，分别成立助学运动组织，建立劝募小分队，分头向工厂、商店等征募义卖物品，向家长，亲友推销义卖市场代价券，并自己动手制作服饰、鞋袜、玩具等义卖物品。2月15日至16日，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在八仙桥青年会大楼内举行，约有30个学校分别设摊，各种义卖物品琳琅满目，并有学生举办的音乐、话剧等演出及篆刻、书画等表演。两天的义卖市场吸引顾客10 余万人次，参加工作的学生有1000多人，义卖共得款2600余万元，远远超过原定1000万元的目标。[6]救济失学义卖市场活动是抗战后期上海学生运动的一个转折点，这次活动不但使清寒学子得到有力支持鼓励，使广大学生受到良好教育锻炼，而且使学委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党员，团结了广大学生群众，为里应外合夺取胜利积聚了力量、制造了声势。

在迎接“天亮”的日子里，上海党组织领导的两场斗争颇为引人注目，一是学委组织以寄发贺年卡展开宣传攻势的活动，二是工委领导的逃警报斗争。

1944年冬，学委及工委决定利用圣诞节、元旦、春节之机，采用寄发贺年卡、贺年信的形式，开展一场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向各界人士宣传时局和抗战即将胜利的形势。学委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吴学谦联系、张征秉负责；工委则由陈公琪负责这一工作。他们以“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名义，秘密刻印了近千份特的贺年卡。贺年卡分两种，一种是送给高级职员、工商界人士、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帮派头目等各界人士的，正面写着“恭贺新禧，并祝进步”8个红字，并印有“配合新四军，反攻大上海”“迎接新四军进驻上海”等标语，背面印着陈公琪撰写的抗日三字经：

东洋人，顶混蛋，抢我土，谋我财。物价高，死勿关，黄糙米，一眼眼，黑市货，卖五万。幸亏得，苏美英，把德国，打下台，矮东洋，阎王催。新四军，四周在，救同胞，打上海。他领头，敲脑袋，我把那，后腿扳。里通外，做比赛，杀鬼子，大家来。从此后，上海滩，享太平，万万代。[7]

另一种是寄给伪军、政、警、特人员的警告信，正面印有“身在曹营心在汉”字样，背面则是劝告他们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不要再做对不起民族和人民的坏事。两种贺年卡均以“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具名，工委摸清对象的住址，由邮局的中共地下党员避开邮检分头寄发，在上海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爱国群众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敌伪人员受到震慑、惶惶不安。敌特机关在震惊之余下令严查，并把重点放在邮局系统。1945年年初，邮局系统有11名中共地下党员和 10余名非党群众先后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上海党组织遭到部分破坏。上级党组织及时采取措施撤退部分人员，多数党员得以继续坚守阵地路蔽战斗。

逃警报斗争是上海工委领导的一场特殊的斗争。1944年下半年起，美国空军开始轰炸日本在上海的军事目标和重要设施。8月 28日，美机轰炸杨树浦一带的设施、工厂，杨树浦发电厂被炸，2个锅炉工人不幸被炸死，另有11人被炸伤，工人强烈要求保障生命安全。工委书记张祺与党支部成员进行了研究，决定根据群众的情绪和呼声向厂方提出3条要求：空袭时允许工人离厂躲避；给遇难工人家属发放抚恤金，工作危险性增大，所有工人增加工资。但厂方对工人的呼声置之不理，反而加派军警紧闭大门。当空袭警报再一次拉响时，工人们汇成强大的人流涌向大门，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挤在一旁，一起打开大门冲出厂去，警报解除后亦未回厂，致使发电大受影响。日本大班和领班只好答应工人的3项要求，逃警报也由此成为合法行动。这次斗争的胜利鼓舞和启发了其他工厂的工人。英联船厂的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工人采取类似方式展开斗争，日本人为维持军工生产，只得同意工人们在遇到空袭时出厂躲避，工资照发。江南造船所工人在逃警报时受到日本兵阻拦，中共地下党员带领工人推倒一段围墙后冲出厂去，日本人最后只得答应工人逃警报的要求，并增加1/4的工资。此外，在日本机械制作所各厂，日亚、中山钢厂，以及东华、丰田、同兴、大康等纱厂中，都开展过相似方式的斗争。[8]随着美军飞机空袭的日益频繁，许多工人上班后就等警报响，导致敌人军工生产每况愈下，时时陷于瘫痪。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逃警报斗争，既保护了工人群众的利益，又破坏了敌人的军工生产，创造了用实际行动迎接天亮到来的有效斗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