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在祖宅南京门西水斋庵20号出生，自幼由祖父侯席儒抚养长大成人。14—16岁起跟随祖父在家中药肆授业抄方、学习。先后在江苏省丹徒县上党乡公社卫生院、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职工医院、南京君和堂中医门诊部工作，担任放射科、中医科医师，及科主任、门诊部主任。目前在

【人物简介】

侯俊，侯席儒嫡孙。

1950年在祖宅南京门西水斋庵20号出生，自幼由祖父侯席儒抚养长大成人。14—16岁起跟随祖父在家中药肆授业抄方、学习。先后在江苏省丹徒县上党乡公社卫生院、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职工医院、南京君和堂中医门诊部工作，担任放射科、中医科医师，及科主任、门诊部主任。目前在南京君和堂中医门诊部坐诊，主要从事心脑血管病、肿瘤病及杂病的中医药治疗。从医逾50余年，系金陵医派、民国医宗张简斋大弟子侯席儒的嫡传弟子。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张简斋中医温病医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中医药理论研究中，大胆探索中医药玄学理论；临床上，积极提倡中西医配合的临床实践。

传承有序，张简斋领军金陵医派

【口述内容】

南京市中医院是我们金陵医派传人的汇聚之地，是当下金陵医派的旗手!创办之初，多位金陵医派名家云集，我的祖父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位。我的祖父叫侯席儒，是时称“当世医宗”张简斋的大弟子。

祖师爷张简斋祖籍安徽桐城，至清代中叶，其祖辈迁移到南京已有三代，世居南京城南鞍辔坊5号。张简斋父亲张厚之一生为医，祖上系传承新安医派的中医世家。张简斋(1880—1950)，属龙，在家中排行第二。六岁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学习认真，记忆超群，文笔古朴流畅。16岁参加清科举考试，为清末贡生(拔贡)。后因时局动荡，在父亲指导下，张简斋继承祖业钻研中医。张简斋聪颖过人，精读《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医学心悟》等中医典籍。随父侍诊，善于举一反三，短短几年时间，深得新安医派真传。且脉性、悟性极强，直至出道，已兼具新安、吴门等中医流派特色优势，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侯席儒。

在我祖父侯席儒入张师门前，张师有徒名张祖同，可惜未出师门，即英年早逝。因此，张简斋坐诊行医初期，唯我祖父在侧学徒侍诊。1925年春夏，南京等地疫病流行，众医家皆以辛凉方剂应对，几无起色，死者甚众。面对凶险疫病，张简斋凭借丰厚的温病学识与过人的胆识，应用辛温宣发之方剂，使众多患者立起沉疴。此时，祖父已开始在门西一带独立开诊，在如此重大疫情下，跟随祖师左右，救治大量疫病患者。从此，张简斋与南京名医张栋梁被称为“金陵二张”，又与北方名医施今墨并誉为“南张北施”。

我祖父侯席儒跟师期间，亲历并体验了上世纪初的那场疫情，用心验证师傅张简斋温病学术思想，包括：“寒伏火证”的核心理论的诠释、张简斋对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继承、对叶天士的卫、气、营、血的辨证要诀的重视和继承等。

由于成功地扑灭了疫病，张简斋声名远播，求医者络绎不绝，包括不少民国要人。张简斋一般上午休息，吃早中饭，中午开始坐诊，一直到晚上。稍事休息后，常在夜色中出诊。出门用黄包车，雇有专职车夫。相传他家中也备有进口汽车，但因黄包车走街串巷，出入方便，张简斋常坐黄包车出诊。

民国定都南京，“废止旧医案”事件在中医界引起轩然大波。为争中医行政权、教育权、行医权，上海、北平、汉口、南京等地中医药界代表，联合请愿，要求中止“废止旧医案”。张简斋与随翰英等积极抗争、奔走斡旋，终使当局收回“废止旧医案”。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成立，张简斋被推选为首届常务理事。

1933年4月，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因宿疾久治不愈，遂请张简斋诊治，张简斋诊脉后，开出方剂，林森服用两剂病愈。感慨之余，林森手书“当世医宗”制匾相赠，以示尊崇。自此，张简斋声誉日隆。

张简斋积极参与中央国医馆筹建，并于1935年当选为第二届理事。为积极开展中医教育，培育新人，在无款、无地、无教材的条件下，张简斋带头出资，在南京门东长生祠(原痘神庙原址)，创办南京私立国医传习所，邀请南京多位中医名家杨伯雅、金少陵、郭受天等，组织编写中医教材，总计15类、22册。所有课程均由名家亲自面授，张简斋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主讲“时病”课程。

1955年冬，侯席儒(右)和夫人，与在六一幼儿园上学的孙子侯俊合影。

【历史现场】

《南京卫生志》载：历史上，南京地区多次发生瘟疫、疫疠、大疫，以致造成城乡居民“死亡十之二、三”、“江东大疫，死者过半”、“死者相枕于道”的极其悲惨情景。

侯俊介绍说：当年，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张简斋果断运用张仲景《伤寒论》中的经方小柴胡汤治疗，效果立竿见影。于是，南京绅商各界紧急筹资，交由张简斋指定的南京十几家大小药店煎制小柴胡汤汤液。“泰和生”号等十几家中药店，在张简斋的指点下日夜赶制汤剂。加之全市中医的响应，南京中医药界齐心奋力月余，疫情终于得到控制。

心怀苍生，张简斋国医术以人为本

【口述内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南京城即将失守前几天，面对一家老小几十口，张简斋无奈地选择逃难。其中有个小插曲，早前张大千先生在离开南京的时候，曾将作画临摹观察之用的四只小老虎寄养在张简斋家中。逃难途中，经过安徽全椒，所携带小老虎太过招摇，被当地土匪盯上。张简斋不仅钱财遭到洗劫，全家还被扣留。后来，当地政府听说此事，派人救出了张简斋一家，并护送至重庆。

兵荒马乱中，我祖父侯席儒与张简斋分头离开南京。我祖父祖母共生11个孩子，逃离南京时已有10个小孩。我父亲是老大，当时上高中。我祖父带着一家人，雇了几辆独轮车，较小的小孩捆在车上，由其大弟子林镇斋护送到中华门南门火车站，上火车向芜湖方向逃难。我祖父最后来到武汉，但没有在武汉停留，直接就往重庆方向走，最后也到了重庆。那时候，日军常派飞机轰炸重庆，我祖父就带着全家躲到重庆乡下，一个叫西永乡永兴场的地方，很偏远。张简斋到重庆后，起初住在上清寺附近洋房里，挂牌行医。因为日机常轰炸市区，被迫几次搬家，直到1941年，才在重庆市校场口不远的石灰市安定了下来，继续开设国医诊所。在重庆期间，张简斋因为看好了宋美龄的胃病而再次名声大振。

张简斋还给董必武看过病。当时，董必武患急性哮喘，情况比较严重。周恩来派人跟张简斋接洽，希望他为董必武医治。因为要渡过嘉陵江，而白天满城有日机轰炸，只能选择夜晚前往。周恩来与国民政府协商，派宪兵护送张简斋趁夜色前去为董老诊治，一次就治好了董必武的哮喘。

当时，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医院是具有最高权威的西医院，对中医却是藐视的。有一次，一个住院病人病危，医院准备送其进太平间。病者的家属无奈之下请来张简斋，结果张简斋用中医医术抢救，使患者起死回生。抗战时，蒋经国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人只怕没有真才实学，如有了真正的本领，是不怕人家不知道的。譬如张简斋医生，你如果要坐黄包车去看病，只要说一句到张简斋那里，用不着说地点，车夫就会飞快地把你拉到他的诊所门口。”

抗战胜利后，张简斋与儿子张祖淼坐飞机回到南京，不久就在原鞍辔坊5号再次开业。

【历史现场】

张简斋诊病时，坐于一书案前，书案左右坐两位病人，书案对面坐两名学生负责写处方。据传，张简斋常常是左右两手同时为两位病人搭脉，再向两名学生口述处方，甚至最快时可同时为3人诊治，即左右两手搭脉，口述前一位病人的处方，且手到病知、药到病除，从无差错。

张简斋坚持为普通民众施诊，即使有事需外出，也叮嘱助手：如遇贫苦老弱者上门，务必接诊，且尽量少收甚至不收诊费。侯俊介绍说：张简斋的诊费往往只有别家的一半，对家境特别贫寒者则免费诊治并送药。在为达官贵人诊病时，诊金就高很多，甚至付金条，还需车接车送。但如果同时有平民百姓邀请，张简斋在路过患者住处时，必定要求停车诊治。由于名声在外，张简斋每日接诊一二百人已是“家常便饭”。而为了尽可能解决更多病人的痛苦，他常常中午开诊，晚间出诊，常到凌晨才能回府休息。

从学八年，祖父侯席儒得张简斋真传

【口述内容】

我们家跟张简斋家是亲戚关系，我曾外祖母陈氏是张简斋夫人的大姐，她们姊妹7个，我曾外祖母是老大，张简斋夫人是老五。我祖父侯席儒是张简斋的大姨姪女婿，傅宗翰的岳母是老七，就是张简斋的七姨姪女婿。论辈份，张简斋既是我祖父的老师，又是姨父。所以我跟张简斋的嫡孙们及嫡外孙，都有血缘关系。

我祖父16岁跟张简斋学医，20岁出道，去山西行医。24岁因患病回宁，后继续在张简斋诊所帮诊行医。我祖父出道后为什么去山西太原行医呢?因为我曾祖父是前清的秀才，在山西省高等法院审判庭当书记官，就把自己儿子引荐去做了医官。我祖父干了没几年就不干了，因为那里的工作环境太差，太辛苦。我祖父经常跟我讲，法院的牢房里面关着的都是江洋大盗，戴着手铐脚镣，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我祖父跟这些犯人接触多，4年后不幸染上瘟疫，高烧昏迷不醒，经我曾祖父(其略通医术)的调治，才捡回一条命。之后，祖父与我曾祖父就一起辞职回到南京养病。调养半年后，祖父先到张简斋诊所学习、帮诊4年时间，能够独立处理一些老师手上的一些医务，因此，他跟随张简斋学医前后达8年之久，更加系统地得到了张简斋温病医术的真传。帮诊数年后，祖父在门西谢公祠、荷花塘一带自行开业行医。

1997年秋，侯俊在自家书房。

上世纪20年代，祖父在水斋庵20号买了三进房子，在此挂牌开业行医。身为张简斋的大弟子，要把祖师爷的名号亮出来，所以就挂了一个牌子，叫“张简斋夫子授侯席儒诊所”。当时是个木质牌子，后又换成一个蓝底白字的搪瓷牌子，挂在在二门档陂门上，一直到文革之前，这个牌子都在。文革时，牌子被毁坏。遗憾当年也没有想起来拍个照片做纪念。

1937年逃难到重庆后，我祖父一开始住在郊县江津，后来经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一位安徽籍名宿推荐，受聘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任医药顾问兼特约医师。1940年，我祖父带全家搬到歌乐山下的巴县西永乡，借“济生药房”开业。许多患者找他治病，都会用四川话夸奖说：下江来了个神医!

作为张简斋的大弟子，祖父深具张派传人特点，方子很小，用药非常精炼，往往平淡无奇的几味药，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的大师姐黄永澄常举例说：如“芥胶四物汤”，包括黄芩、黄连、当归、白芍、地黄、川芎，都是非常普通的中药，这在平常人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方子，是任何一个中医都会开的，但在祖父手上，这张平凡的药方却往往发挥神奇的效果，区区几味药就能为月经不断的病人止血。祖父用药诀窍就在辨证准确、用药精当。对中医来讲，同样的症状其内里原因并不一样，祖父对病人的症状掌握得极为精准，而对药物的用量和配伍的把握又极为精到，对当归、川芎等剂量要减，川芎甚至可以去除，这些都是很多医生想不到的，于是常能化平凡为神奇。能将中药用到这般境界的中医，须对中医有极为深刻的理解，对中药材的特性和君臣佐使原则领悟得非常透彻。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中医药事业，把私人执业的中医纳入到集体医疗体系，成立联合诊所。我祖父响应国家号召，率先出资，在新桥那片区域成立了新桥联合诊所，担任所长，新桥联合诊所是当时南京是比较规范的一个区域性诊所。1956年，南京市中医院创建，我祖父也被市卫生局调到市中医院担任妇科主任。我祖父的师弟濮青宇和傅宗翰也到了市中医院，他们俩都曾担任过市中医院副院长、院长。这批名中医有两位年龄比较大的，一位是创立了“洪氏眼科”的洪立昇，一位就是我祖父侯席儒。我祖父比洪老年龄要稍微小一点。

人家还笑话他，说名医张简斋的大弟子，怎么搞个妇科?我祖父曾经跟我提过这些事。其实，我祖父一直是内、妇、儿科兼治，一般传统中医都是如此。过去中医界历来有这么一个说法：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妇科难，为什么难?妇科除了一般内科疾病以外，还包括经、带、胎、产，男子就没有这些。另外，女子一般还常有多愁善感情志病，也就是现今的抑郁症较多，所以妇科是难点。我祖父与曾叙初老先生两个人，在门诊部二楼妇科，同处一室，专看妇科。曾叙初老先生也是南京国医传习所出来的。

南京市中医院妇科创立之初只有4位医生，只是在内科病区设置了几张病床。由于人手少，病人多，医生们很忙碌。除南京本地的病人外，还有安徽、浙江等邻近地区的病人。当时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外地病人来一趟很不容易，有些病人要用车子拉过来，光赶路就要赶一两天时间。祖父对这些病人特别细心、特别关照。我祖父这个人，非常平易近人，不管对病人还是对学生，从来都不大声讲话。1982年，我祖父去世，他在市中医院先后带了6—7位学生，其中，我的大师姐黄永澄最为出色，祖父退休后，由其担任妇科主任。她还与我共同撰写了“小方治大病，侯席儒用药精巧人称“神医”一文，在南京日报2013年5月10日A3版上发表，以表怀念。祖父的大弟子林镇斋因病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去世。我当年因工作繁忙，与几位师兄、师姐联系较少，对他们的师承、学术思想、病案等收集、整理少，这是一个大遗憾。抗战时日本人闯进我祖父的南京家中，强行掠走我祖父近600册古籍医书。祖父亲传我古籍医书仅300余册，就是劫后余生的珍贵古籍医书。另外我还收集、保存了他亲笔论文一件，处方数张，后悉数交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省中医药博物馆保存、展示。

侯席儒民国时期的户籍卡复印件。

【历史现场】

侯俊回忆说：祖父侯席儒曾在重庆济生药房悬壶开业，药房柜台外间摆了几张方桌，供患者候诊时休闲喝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驻在西永乡三圣宫，厅长郭沫若经常陪同日本共产党创建者野坂参三到街上来休息喝茶，常与祖父在一起谈医论道，还写有一方题字，内容为：“医道直接以人之生命为对象，实至关紧要。中国医学极应革新之路，愿在采用科学方法做人体病理药物等之彻底研究也。”后来，经过郭沫若向张治中、周恩来等人推荐，祖父曾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特约医师。国民政府的元老于右任、冯玉祥、薛笃弼等人都为我祖父题有墨宝。我还保存郭沫若先生为祖父题写的墨宝复印件。

插队返城，始终不忘祖父嘱托的中医梦想

【口述内容】

我的童年，是在祖父母抚养下长大的。幼儿园是在外祖母袁耀华创办的六一幼儿园，小学在南京门西高岗里民办小学，既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要学生自己带凳子，桌子是用没收来的屏门，架在两个竹马上。1964年我考上南京第一中学，读到初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停课，没有学上了。祖父就找我谈心，他跟我讲，只有做医生既能救人，又能养家。话很简单，没什么大道理，但很实在。那时，祖父他已经在市中院被批斗了。然而，我祖父即使受到不公正对待，也不忘对自己的孙辈加以引导，多次叮咛和嘱托。这是最打动我的，也是激起我跟随祖父学医的初衷。

当年，家中药肆房梁上挂着商衍鎏先生赠送的“春满华堂”四字楷书金箔巨匾，祖父让我学习的第一本医学古籍是清代程国彭的《医学心悟》。1968年，我到镇江丹徒上党公社去插队。知青生活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跟当地的村民关系也很密切，也经常为他们开白纸方，到乡里药店抓药，从不收取报酬。1970—1971年间，还应祖父安排，去南京鼓楼医院中医科跟他的师弟曹渭渔跟诊抄方，曹老师擅长肾病的中医临床，跟诊期间，亲授我他的肾病验方“420合剂”。

1973年，记得是3—4月份的时候，公社卫生院的陈院长打电话给我们大队书记。当时我正在田里的插秧，大队书记喊我说：小侯赶快上来，医院陈院长喊你去报到。陈院长是我们大队原来的领导，对我了解，调到公社卫生院后就想到我，想把我调到公社卫生院工作。我赶了三里路到了公社卫生院。去了以后，给我两个选择，一个是放射科，一个是中医科。我考虑后提出，选放射科兼中医科。那时，当地属于茅山老区，缺医少药。对于我提出的兼职要求，领导求之不得。这样，放射科由应天乐老师带教，他是南京医师学校毕业的，曾在镇江医院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农村。应老师精通西医内科、放射科，在当地很有名气。得到他的悉心指导，我的临床放射诊断水平也迅速提高。同时，中医是由当地名老中医王启顺老先生带教。他听说我是南京名中医的传人，对我倍加呵护，倾心相授，我也学到了不少丹徒名医的“绝活”。我在公社卫生院工作三年,上午学习放射诊断，下午跟王老先生上中医门诊。

1977年5月，知青回城潮已近尾声，我就准备返回南京。当时的江苏省工人医院(现在的江苏省人民医院)放射科王主任亲自来到丹徒，要调我去他们医院放射科工作。我一直没弄明白，他怎么知道我的?当时，王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丹徒县委招待所去见他。我下班坐长途车赶过去，向王主任说了自己的要求：一是我干半天放射科，半天上中医门诊，行不行?王主任跟我讲，他自己都不知道省工人医院的中医科在哪，因为他们是综合性的西医院。后来我回到南京，才知道省工人医院的中医科只有一间诊室。我第二个要求是要个房子，我说我马上就要27岁了，到了该结婚年龄，能不能给我分个房子?王主任说：小侯啊，我现在只住了个平房。他是一级教授啊。我说：王主任，我这样子去了，房子问题排队拐弯也轮不到我。这样就没谈妥，后来，我就把问题摊开了，我说我的最终目的是要做中医。

招工组组长是南京第二建筑公司人劳科的庞科长，说他们公司有个医疗所(后改为职工医院)。院长看到我的档案，同意要我。我的两个要求也能满足，做中医没问题，房子会逐步解决。后来我去了以后的第二年，公司专门在中央路54号公司宿舍群大院里给我盖了一间平房，，我在那里住了十年，安身立命。之后的工作期间，在我的主持下，建立和完善了中药房，我所在的职工医院后被南京市卫生局列为“一级甲等医院”，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2009年退休。

侯俊(右)与南京市金陵医派中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理事长张工彧(左)在相关义诊现场。

【历史现场】

侯俊回忆说：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祖父母，连同所生的11个孩子，以及孙辈，有大十几口人，不过大部分在外地。我是长房3孙，是祖父指定我跟随他学习中医。因为我父亲在我6岁的时候离奇失踪了，父亲留给我的就是一个模糊的背影。我长期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从小由祖父母培养长大，从读书识字起，我的曾祖母贾氏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从三字经、千字文开始教我。那个时候有一种东西叫字块，把纸剪成一块一块，祖父用毛笔在纸上面写上字，这个字块像扑克牌一样，一张一个字，搞乱了摆在一起，随便抽出一张，你要认出这个字，抽出一张认一个，我祖父在空余的时候，就拿这个字块给我认字，祖父上班坐诊的时候，就由我的祖母教我，她也识字。

接过衣钵，助力张简斋国医术文化传承

【口述内容】

我到南京二建职工医院工作后，半天做放射科诊断，看半天中医门诊。1993年，当时的江苏省中医学会会长李国光找到我，李老曾当过新四军的军医，他对我说：能不能在你们医院把省中医学会的门诊部开设起来?那时，我们职工医院是一级甲等医院，已有100张病床，已设有中医科，但没有药房，凭我开的处方，患者在附近的杨公井胡庆余堂抓药，月底由医院财务结算。我就找我们陆院长谈，陆院长十分支持。记得他说，这是好事啊，这么大个牌子，还有一群老专家，可以大大加强医院中医科的力量。

经调整，医院撤销了门诊一楼的传染病区，让出来做中医门诊部，取名为“江苏省中医学会延龄专科门诊部”。在承办过程中，我因此也认识了一大批的中医专家，如孟澍江(温病大家)、朱秀峰(肺病大家)、贝淑英(消化、儿科大家，中国首批西学中专家)、徐荷芬(肿瘤病大家)等多位名家，都是那时南京的顶级老专家。门诊部办好了，李国光会长表扬了我。闲聊中得知我祖父是金陵名医侯席儒，是张简斋的大弟子。他就问我有什么心愿。我说我准备筹建一个张简斋国医研究中心。讲这个话的时候是1994年4月13日，一个星期后，接到通知，要我到省中医学会开会。学会还安排了刘永年、龙家俊、邹伟俊诸位先生一起参加会议。省中医学会还专门发了召开“张简斋学术研讨会”的正式通知。这是金陵医派研究的一个起步。

当时，著名中医、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江苏省中医院原院长邹云翔老先生，也在想方设法收集、整理张简斋的处方和医案，这个工作量相当大。张简斋的医案原件，现在几乎丧失。抗战胜利后，邹云翔租用了一艘船，把他的药橱、药柜、药材和他收集的张简斋医案这些文件放在木船上，准备由长江运往南京，其本人及家属、伙计们另外坐火轮离开重庆。结果，运物的木船在三峡某段途中沉没，张简斋许多珍贵的医学文献就此遗失。解放后，邹云翔先生曾担任江苏省中医院副院长、院长，不畏艰难，从张简斋学生张筱川处借抄张简斋医案，加以解读和细致整理，以巨大毅力传承了张简斋国医医术。目前，我还保存邹伟俊先生给我的其祖父邹云翔毛笔手抄张简斋医案影印件。

我从南京建工医院退休后，一直在“君和堂”中医馆坐诊。“救人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这是我们祖师爷张简斋常常叮嘱弟子的话，也是我从医以来始终坚守的原则。张简斋对待病人，向来一视同仁。遇到穷人，他不仅不收诊金，还免费送药，他也经常钻到又脏又乱的窝棚里给穷苦人看病。秉承这样的医训，我在“君和堂”一直保持着最低的挂号费，经常给病人进行免费的耳穴治疗，还会开一些免费的体疗处方，配合病人的药物治疗。

“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作为一个中医流派，金陵医派的手法，要求和规矩，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比如说用药轻灵，就是处方药量少而精，用的种类也不多，一般不超过12—13味药。张简斋祖师处方常以“二陈汤”作“衬方”，还讲究“中病即止”，就是达到药效后，绝不拖延用药。从医这么多年来，我也总结出一套中医治未病和慢性病的原则，那就是——体疗第一，食疗第二，医疗第三。这是我跟病人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很多慢性病的治疗，不能单单依靠药物，还要配合运动和饮食。食疗就是注意饮食搭配和营养均衡，而体疗，我特别推荐打八段锦。并以我创立的“心经气流康复”自疗法，做患者康复治疗。

中医应该怎么完整地、系统地往前走?我领悟的传承，就是我们要从我们中医文化的衣钵入手。中医在全国有很多流派，我们身处南京，传承的主体就是金陵医派张氏温病医术这一支。我们已经看到，南京市中医院在金陵医派传承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希望在南京市中医院这杆大旗的引领下，金陵医派的各个分支能够更好地团结起来，更好地发展与传承。

南京长生祠一号现址。

为此，我始终把推动金陵医派建设和传承作为自己的责任，自1994年4月起，在李国光老会长的支持下，推动张简斋学术思想研讨会筹备会议召开。邀请台湾的陈立夫先生为筹备中的“张简斋国医研究中心”、“张简斋纪念馆”和计划中的电视剧“一代名医张简斋”题写了牌匾和片名。2005年7月，还邀请张简斋先生嫡孙张继凯先生与张简斋嫡外孙濮家健先生，共同筹建“张简斋国医研究中心”，张继凯为理事长，濮家健为副理事长，我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2006年10月，确定以“张简斋国医医术”为项目名，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07年12月，“张简斋国医医术”获评为市级非遗项目，并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先后完成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位(侯俊、汪季直(已故))、市级三位(邹伟俊(已故)、林朴、张工彧)、区级九位(谢英彪、龙家俊、于思强、蒋志孝、汪家隆、朱博冉、吴叶凤、赵耀池、叶亮)共十四位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和认定。14位各级代表性传承人，平均都有4—5位弟子学生，由此辐射形成近百人的传承人团队。

2008年12月28日，由本人提出和撰写的“张国医祠”稿，委托南京市文化局刘家强在南京市政协第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提交，列为该届大会第0501号提案，并被评为当年优秀提案。秦淮区人民政府于2009年7月6日正式发文，对提案做了具体答复和安排。2011年9月初，应原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柳鹏楠、原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丁冠明等领导的邀请，协助筹建“南京君和堂中医馆”，并担任该馆门诊部主任。

2013年1月3日—2014年1月3日，响应邹伟俊先生提出纪念国医节的活动，撰文并发起联署活动。组织人员参加由南京大学中医社团、南京君和堂中医馆、张简斋国医研究中心、安徽中医药大学2014年3月17日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国医节85周年暨中医多学科论坛”。从2013年暑假起，多次为来“君和堂”学习的学员主讲《南京两明(明朝、民国)文化》、《金陵医派源流考》、《张简斋温病医术传承》等。

2015年3月，由我牵头申报的“南京市金陵医派中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获秦淮区民政局批准，成为张氏非遗项目保护的法人单位。组成第二届理事会，本人任理事长，林朴、张工彧任副理事长。经与非遗主管部门的专家及南京中医药大学多位资深教授研讨，第二届理事会决定将原项目名变更为“张简斋中医温病医术”，申报省级非遗项目名录。

2016年1月“张简斋中医温病医术”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1月16日，“金陵医派学术与传承研讨会”在南京钟山宾馆召开，会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市中医院、南京君和堂中医馆与南京市金陵医派中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联合举办。2023年2月起，经第二届理事会第10次会议研究，推举张工彧为“南京市金陵医派中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林朴为副理事长，叶亮为秘书长，本人为名誉理事长。

自张氏非遗省级项目申报成功后的十多年间，本人还陆续推动、指导并成功申报了6项非遗项目，其中有：南京市中医院“丁氏肛肠”(国家级)、南京君和堂中医馆“金陵杨氏中药材炮制技艺”(省级)、“金陵陶崑艾灸术”(市级)、“金陵王氏俞附医学”(市级)、“南京同仁堂中药炮制技艺”(市级)、“琅琊太极拳”(区级)。由此，金陵医派发展空间更为广阔。

在大力推动金陵医派建设的同时，面对“新冠疫情”，我采用现场演讲和视频直播等形式，积极宣讲中医预防阻断新冠病毒口鼻传染的办法即“金陵侯氏鼻咽清新冠病毒预防方法”、并提供内服效方颗粒剂“藿连射干草根汤”，帮助抗疫。2022年初，疫情防控放开后，先后成功救治3例新冠肺炎“白肺”老年男性患者。

2024年6月28日，侯俊(左)与金陵医派文化遗产调查团队在南京长生祠一号探访。

【历史现场】

为宣传体疗在中医康复医疗中的作用，2019年10月26日，侯俊等人组织2000多人在海南三亚集体练习八段锦，获世界纪录证书。

采访中，侯俊表演起八段锦。侯俊说：八段锦是一种古老的中医气功疗法。她的八句口诀分别对应人体的五脏六腑和气血运行，能够疏通经脉，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而且一套八段锦打下来20分钟左右，非常适合忙碌的现代生活。我现在每天抽空练习八段锦。我祖父当年他患病从太原返回南京后，曾在国术馆学习过八段锦，并把她传给我，我还要继续把她传下去。

【采集时间】2024年4月22日下午、4月26日下午、5月10日下午

【采集地点】南京市中山南路219号、钞库街秦淮区非遗馆

【采集整理】南京市中医院

来源：长三角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