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田余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先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其后留校任教，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启迪现世，影响广远。2024年适逢先生百岁诞辰和十周年忌辰，2024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百岁诞辰纪念版，并

田余庆先生

【编者按】 田余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先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其后留校任教，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启迪现世，影响广远。2024年适逢先生百岁诞辰和十周年忌辰，2024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百岁诞辰纪念版，并发行了《秦汉魏晋南北朝简史》单行本。

田余庆先生的文章以精炼见长，力求以小见大、由微知著地勾勒出历史变迁的脉络线索，这也暗合魏晋时代崇尚简约的特点。本版特约田先生的再传弟子谈阅读上述两部著作的体会，以期通过青年学子对先生著作的细读逐渐构筑起对“那片崇山峻岭”的认识，共同体会先生深厚非凡的历史见识和学术境界。

我想《东晋门阀政治》是历史学新生入学后，通史课老师或学长学姐推荐的经典书目书单中必不可少的一本书，并且能够常读常新。我在刚上大学时就曾拜读过此书，但当时也有一些细节不曾措意，此次借百岁诞辰纪念版发行之机重新拜读，仍然有许多启发。

《东晋门阀政治》初版发行于1989年。在1991年发行第二版时，田余庆先生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他不仅对材料进行了更换、对一些大段落内容进行了增删，还删去了初版中容易生出歧义的“门阀政治即士族政治”的提法。此后，田先生又对第二版中来不及改动和后续发现的不妥之处进行修订，于1994年刊行第三版，2004年又印行了第四版。2009年收入《中国文库》后又按照《中国文库》的统一格式重新排印出版，署为第一版。2012年，该书又在《中国文库》本第一版的基础上印行，田先生本想在该版中增补《温峤与江州》一章，可惜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完成。（田余庆：《改版题记》）今年为纪念田余庆先生百岁诞辰再次推出百岁诞辰纪念版，尽可能地保存了本书原貌，仅修订少量文字讹误。

《东晋门阀政治》“百岁诞辰纪念版”

田先生在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概括了本书的内容，指出“《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述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东晋一朝，皇权不振，士族专兵，几家门阀士族相继崛起，形成了皇权与士族共治的特殊政治局面。该书前七章从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门阀士族，以及刘裕、孙恩等次等士族的家族史入手，论述了各家士族当政时期的历史，从而探讨了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最后又在该书后论中对本书的脉络加以贯通并进行理论性总结。

东晋皇权与士族共治局面的形成，最开始是由琅邪王氏与皇族司马氏的“王与马共天下”局面开启的。田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这一格局形成的特定背景，进而追溯到两晋之际琅邪王氏与司马氏因特定历史、地缘与联姻关系而建立的紧密联系。田先生关注到随后崛起的高平郗鉴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维持的作用，指出郗鉴建策用流民帅兵力平王敦之叛从而维护了司马氏的地位，另一方面协调并维持当权士族王氏、陶氏、庾士族之间的平衡，使得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得以延续。此后，颍川庾氏继琅邪王氏之后兴起，与琅邪王氏一同巩固了门阀政治格局，而后又与王氏明争暗斗，最终控制了长江上游并取代王氏当政。之后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登场，各大门阀士族因内部角逐与外部威胁相互联合与制衡，任何一家也无法轻易取代皇权，东晋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然而，当权士族的兴衰与斗争逐步削弱了这一平衡格局，最终导致门阀政治的瓦解，刘裕晋宋禅代后，皇权政治得以重建。同时，田先生还敏锐地注意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流民帅这一股重要政治力量的存在。这一力量在东晋早期虽然不起眼，但随着士族势力的衰退，流民帅逐步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次等士族的崛起和南朝皇权政治的重建。田先生的观察也为理解东晋灭亡与南朝兴起提供了关键的视角。

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书影

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修订本）书影

田先生不仅通过细致入微的考证清晰地勾画出了东晋门阀政治动态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还在此基础上对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陈苏镇：《东晋政治时研究的新成就——读》，载于《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东晋门阀政治》后论指出，门阀政治并非一种常态，而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过渡性现象，其形成有赖于三个关键条件：成熟且具有影响力的士族阶层、虽失权威但具号召力的皇统，以及民族矛盾的外部压力。随着这些条件的逐渐消失，门阀政治被新的皇权政治取代。这一理论总结是我们理解东晋门阀政治演变过程的重要钥匙。

《东晋门阀政治》和田先生治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对细节进行深入的考证，胡宝国先生就曾言田先生“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胡宝国：《读》，载于《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比如本书在讨论三吴的战略地位时，讨论了会稽到建康之间水路交通时，对破冈渎的开凿、走向和通航也进行了考订，指出“破冈渎处山岳丘陵地带，在不长的距离内设十四埭，七上七下，过埭通常要靠人力、牛力牵引，所以舟行非常困难，也难保证经常有水通航。”（本书98—100页）也正是这种对细节的考订使得全书读来更加丰满。

在对细节考订的基础上，田先生又进一步“由小见大、由微显著”（祝总斌：《评田余庆著》，载于《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将对制度的考察置于在对具体人物、具体事件的考证中。罗新教授也曾指出，《东晋门阀政治》重点讨论的是制度中的人，把制度中人的行为、故事，以及他们的行为对自己、对他人、对家庭、对国家的命运产生了哪些影响，能够让我们更生动地理解东晋的门阀体系，而不是传统的研究门阀制度的条条框框。如本书对于庾、王江州之争的考察中，田先生通过对“诏（庾）怿以将军率所领还屯半洲”一事相关史料的钩沉索隐，指出庾怿从魏兴撤离而突然进驻半洲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下游王氏家族势力的扩张。

1990年代初，田余庆先生在其博士生的读书报告上写的批语（右边黑色手迹）

在重读《东晋门阀政治》和参与整理田先生笔记的过程中，我也发现田先生注重收集和利用乾嘉及以前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考据和议论。如田先生在开篇《释“王与马共天下”》中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的讨论，就指出“钱大昕所言晋宋短长问题，南宋人读史伤时，多有论及”，并援引了袁燮《絜斋集》、王应麟《困学纪闻》等宋人札记。在其他对东晋朝局的讨论中，也多有援引《朱子语类》等宋人史论。在《论郗鉴》一章中，田先生指出“在一一探究郗鉴的几件大事时，我发现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对此都有所评论，本文所论郗鉴数事，都暗合胡三省之所见。当然，把这些事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并联系起来探寻其本质，是胡三省为其史观所限所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这类原因，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囿于前人成果”。（本书115页）而我自己在总结前人研究时，往往容易忽略这些古人文集、笔记中的研究成果。北大中古史方向的学生入门时有读《通鉴》的传统，这主要是由于《通鉴》作为编年史有助于初学者搭建时间框架。此次注意到田先生读《通鉴》“胡注”所感，或许重视宋以来学者的史论和考证也是这项培养的意图之一。

除了利用乾嘉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外，《东晋门阀政治》一书所用的史料范围也非常广泛，除了常用的正史、类书、集部史料外，还能够从《真诰》等道教、佛教文献中找到反映历史信息的材料。如在《论郗鉴》中，田先生在讨论流民帅的独立性问题时，就搜集了《真诰·甄命授》中反映郗鉴作为流民帅时曾杀人越货的史料。在讨论温峤其人时，田先生也援引了《敦煌石室佚书》所收写本《晋纪》中的温峤上疏。而这些史料在再版的过程中不断修订、补充和更新，如对《世说新语·规箴》中郗鉴“冰矜而出，不得一言”一句中“冰矜”一词含义的考证（本书82页），田先生在修订时又补充了2005年出版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所收的《李伯钦墓志》（2001年出土）。

祝总斌先生（左）、周一良先生（中）、田余庆先生（右）合影。

在近期整理发布的部分田先生笔记片段中有几则治学的相关札记，其中有一条写道：“借用纳兰《饮水词·采桑子》‘簾影谁摇，燕蹴风丝上柳条’句，观察历史动态，于细微处连接历史的片段，构成一幅历史整体画面。”田先生在笔记中将几条段子归纳为“恢弘（格局）、敏锐（感悟）、细腻（功夫）”三点。（出自于《田余庆先生的“治学段子”》）《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就很好地展现了田先生归纳的三则治史所需品质，可以说是恢弘、敏锐、细腻的有机结合。

（作者：张宇宁，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23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681期第3版

责编| 李舒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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