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起义后，董其武主动要求做无产阶级，主席回复：房子总要住嘛

摘要：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三位身份“特殊”的国军起义将领，即陈明仁、陶峙岳和董其武，三人家庭出身与革命经历各不相同，但却在1949年历史转折关口选择毅然加入到人民军队阵营中来，为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三位身份“特殊”的国军起义将领，即陈明仁、陶峙岳和董其武，三人家庭出身与革命经历各不相同，但却在1949年历史转折关口选择毅然加入到人民军队阵营中来，为争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比于陈明仁和陶峙岳，董其武的家境不可谓不贫寒，但也正是童年时期饥寒交迫的生活经历，让他对“无产阶级”的概念有着更加深刻的体验和领悟，最终促使这位“草根”出身的旧军队将领完成自我革新的思想和身份转变。

被授予开国上将的董其武

值得一提的是，绥远起义不久后的董其武曾向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明确表达出将所有经济财产无偿上交国家的强烈愿望。得到对方婉拒后的董其武，又心有不甘的将财产清单及捐献想法以书面形式致信教员，同样得到婉言谢绝的答复，用教员回信中的话讲：

“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房子总是要住嘛。”

那么，董其武为何执意要将所有财产毫无保留的上交国家，甘愿做一个纯粹的“无产阶级”呢？

1949年1月，北平古都和平解放后，驻守绥远（今内蒙古中部）一带的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董其武也随即陷入战略困境：一是西面“马家军”受老蒋密令西撤宁夏一带，二是自己“老领导”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的同时，意味着自己麾下4.6万余人彻底成为断绝粮饷的“孤军”。

影视作品中的傅作义（右）

不过，对董其武而言，这种局面的到来，他早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一来救国救民的革命初衷促使他在厌倦内战的同时，早有尽快结束战乱、恢复和平民主的愿望；二来从大革命时期开始，我党的工农革命运动理论和实践便深刻影响着这位出身寒微的职业军人，这种强烈的心理认同促使他在历史转折关口作出清醒的审时度势之举。

因此，当傅作义受教员之托呼吁董其武接受“和平改编”时，他义无反顾的接受了这一提议。只是，在促成和平起义的具体细节上，董其武又基于现实困境考虑，贡献出一个具有创新性的“绥远模式”，即暂时保留国民党番号，通过渐进式改造实现和平过渡。

董其武选择这样的方式来促成和平起义局面，与当时起义面临的三重阻力不无直接关联：其一是军统特务张庆恩在部队安插了300余名特工，伺机煽动叛乱；其二是刘万春第111军和鄂友三骑兵旅等顽固派主张西撤宁夏，投奔“马家军”实力派人物马鸿逵；其三是老蒋示意下的反动力量以空投黄金7000余两试图收买各级军官。

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动派上蹿下跳、张牙舞爪之时，董其武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策略：

首先是整顿绥远军政。成立“绥远革新委员会”，陆续裁撤反动报刊并停发国民党党证，逐步切断与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其次是清除反动障碍。董其武以“整训部队”名义将刘万春所部调离包头并秘密逮捕特务骨干47人，有效打击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最后是争取外部援助。在三次密会傅作义的基础上，董其武经由对方向我党转交《绥远现状及处理意见书》，正式达成“部队暂不整编、政权逐步移交”的协定。

影视作品中的董其武

一切“万事俱备”后，董其武于当年8月28日收到了傅作义携带而来的我党承诺，即“起义人员职务不变、财产不动”的《绥远和平协议》。为此，董其武连夜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以“保全十万绥远军民”为号召，说服了大多数将领。

1949年9月19日，在解放军华北军区代表进驻归绥并划定军事缓冲区的基础上，董其武率绥远军政各界39名代表在包头银行大楼签署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随即，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则留任绥远省主席。谈及董其武的这次起义，教员在电文中无不连连称赞：

“用和平方法解决绥远问题，称为‘绥远方式’，此种方式在全国尚属首例。”

令人感慨万千的是，董其武的自我革新、自我改造步伐却远不止于此。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年头，他即向杨成武提出主动上交包括7处房产、商铺及积蓄在内的全部资产。用他的话讲：“我愿洗净旧官僚习气，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